基于相对熵的县域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价

为科学、合理地评价县域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文章根据新型城镇化的内涵,构建县域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相对熵法对评价指标进行组合赋权;运用多指标综合评价模型得出县域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价值.以贵州省68个县为例,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相对熵法实现了对主、客观因素进行优化决策的组合赋权,有效降低了信息损失;将相对熵法应用于县域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价,具有较强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贵州省城镇化问题研究

城镇化进程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趋势，城镇化水平的提高是社会物质文明进步的结果和主要标志。转移农村人口，提高城镇化水平，是我国“十五”计划的重要战略之一。也是发展西部经济，缩小贵州省与东部地区差距的战略性选择，更是贵州省在新世纪寻求新一轮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突破口。本课题对贵州省的城镇化进程作一粗浅探讨，以期对省季、省政府和有关部门决策参考。     

内蒙古城镇化进程与发展趋势研究报告之二——内蒙古城镇化发展质量评价及发展思路

一、内蒙古城镇化发展质量评价（一）城镇化质量的内涵及意义城镇化质量是指在城镇化进程中与城镇化数量相对的、反映城镇化优劣程度的一个综合概念,特指城镇化各组成要素的发展质量、协调程度和推进效率.从本质内涵上讲,城镇化质量包括城镇自身的发展质量、城镇化推进的效率和城乡协调发展程度三个方面.从构成要素看,城镇化质量又可分为经济城镇化质量、社会城镇化质量和空间城镇化质量.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人口城镇化问题及对策

新型城镇化,旨在强调人本管理,城镇化的核心突出以“人”为上.为了促进新型城镇化发展,文章着重从人口城镇化进程遇到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据此提出三个方向的发展问题:农村剩余劳动力结构不均衡,城乡二元制阻碍人口城镇化;农村的生产生活方式基本固定,难以从根本上进行转变;在人口城镇化进程中向农村地区推广城市文明的进程难以完成.通过完善政策机制保障农民利益;提高人口城镇化质量和农村环境,创造吸引新生一代回乡发展的大环境;采取积极的心理干预,提高农村人口对城市文明的接受度.     

贵州省城镇化问题研究

第一，贵州省正面临西部大开发的历史机遇。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是我国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的重大举措，而城镇化建设是西部大开发的重大战略之一，贵州省正面临加速城镇化的关键时期，这样的历史机遇，给贵州省的城镇化发展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条件和环境，自实施西部大开发以来，国家大力增加了对贵州省的投入，2000年贵州省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达380亿元，比“八五”末期的1995年增加206.34亿元，增长1.2倍，同时市场机制也逐步在完善，对外引资力度加大，2000年贵州省实际利用外资19545万美元，比“八五”末期的1995年增加9908万美元，增长1倍，以后随着西部开发力度的加大，政策向西部倾斜的到位，贵州省将会象插上比双翼的奔马，以前所未有的步伐前进。     

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提升创新驱动因素的实证分析

文章构建“创新驱动”视角下的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并测算出2000-2015年江、浙、沪的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状况.依据三个地区“创新驱动”视角下的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和影响因素的面板数据构建了随机效应变截矩模型,研究发现人力资本、技术创新、机构创新和制度创新等创新驱动因素对江、浙、沪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提升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贵州省城镇化水平达30%左右

据贵州省发改委测算,2009年全省城镇化水平可达到30％左右,预计今年可达到31％左右。 随着贵州省经济持续较快增长,通过着力实施大中城市带动战略,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加强城市和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深化城镇户籍、就业、教育和社会保障等管理体制改革,城镇化进程明显加快。     

城镇化水平与城镇居民生活质量协调发展的测度

由于历史问题,导致我国存在城乡二元经济,城镇化是缩小城乡二元经济差距的主要途径之一.文章在新常态视角下,利用熵权法对我国31个地区城镇化水平与城镇居民生活质量进行综合评价,利用综合协调法测度两个子系统的协调发展度.结果表明:在我国城镇化水平—城镇居民生活质量协调发展度也呈现出地域不平衡,据此提出我国各地区城镇化水平与城镇居民生活质量协调发展的策略.     

宿迁市城镇化进程分析

近年来,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宿迁市城镇化水平不断提升,2012年城镇化率突破50％,城镇发展质量逐步提高,但发展过程中也存在基础薄弱、质量不高等问题,建议提升经济基础、提升发展质量,加快配套改革和行政区划调整.     

仁怀:打造中国特色酒都

仁怀位于贵州省西北部、赤水河中游、大娄山脉西段北侧,是驰名中外的茅台酒的故乡,被誉为“国酒之都”、“中国酒都”。2003年,仁怀市实现生产总值(GDP)34.8亿元,比上年增长12.7%;财政总收入7.8亿元,比上年增长6.5%;工业总产值41.9亿元,比上年增长18.7%;酿酒业产值超过37亿元,在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评价中,列中国西部百强市(县)第63位,在贵州省经济强市(县区)排名中列第6位。仁怀在贵州省乃至整个中国西部都具有较强优势,在县域城镇化发展方面具备一定的代表性。仁怀市城镇化发展的有利条件1.仁怀市白酒工业保持着持续快速的发展,并仍…     

十大城市群城镇化质量与规模关系的空间分异研究

文章通过构建城镇化质量与规模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因子分析法实证分析了中国十大城市群城镇化质量与规模之间关系的空间格局.结果表明:中国十大城市群均呈现出轻度或中度的城镇化质量与规模偏离,且城镇化质量与规模关系的协调程度存在明显的空间分异.中心城市的城镇化进程较快,且城镇化质量相对超前;中小城市的城镇化质量与规模关系的协调性较佳,但城镇化水平普遍偏低.     

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评价及其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文章依据2011—2020年我国西部地区77个地级市新型城镇化相关数据，建立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评价指标体系，采用改进的熵值法对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进行评价并分析其空间自相关性，进而采用空间面板回归模型对其影响因素及空间溢出效应进行分析。研究表明：2011—2020年，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显著提升，且存在空间相关性。本地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对邻近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具有正向作用，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受到邻近地区第三产业产值占比、人均财政支出以及每万人拥有医疗床位数的显著影响；本地每万人高等学校在校生人数、人均GDP、第三产业产值占比、人均财政支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每万人拥有医疗床位数和生态绿色水平的提高将促进本地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的提高；本地人均GDP、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每万人拥有医疗床位数的提高还将促进邻近地区新型城镇化质量的提高。     

就业结构、文化教育和城市规模对城镇化质量的影响——基于中国十大城市群的经验分析

中国十大城市群目前正在成为中国经济、科技、文化最发达地区和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撑点,城镇化质量问题一直是国家高度重视的一个问题,而就业结构、文化教育和城市规模又将对城镇化质量产生一定影响。基于1993—2012年中国十大城市群面板数据,选取城镇化质量为因变量、第三产业产值等为自变量构建面板数据模型,通过回归分析得出固定效应模型,结果表明:自变量大部分对城镇化质量起着正向的作用,因此有必要制定一系列相关政策,全面提高城镇化的质量。     

城镇化发展速度测度及政策选择

城镇化发展速度主要表现在城镇人口占城乡总人口比例(城镇化率)的提高、城镇地域空间规模的扩大和城镇数量的增加等方面.2013年,西安城镇化率已达72.05％,已进入城镇化快速发展的末期阶段.文章通过对西安1985-2013年间城镇化率与工业化率、城镇化率与GDP之间的数量关系进行相关分析,得出西安城镇化超前发展的结论.城镇化超前发展带来了—系列社会问题,需要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促进西安城镇化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城市群发展质量的综合评价

城市群作为区域经济的增长极,对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将发挥重要作用。因此,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城市群的发展质量也倍受关注。文章尝试构建了城市群发展质量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赋权更为客观的改进熵值法对城市群发展质量进行评价,并以中部五个城市群为例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部五大城市群整体发展水平都不高,且人口城镇化与城镇化发展质量并不存在互为因果的线性相关关系,但从其各分项指标得分来看,五大城市群内部存在较大差异。     

中西部城镇化发展的阶段划分与比较

我国正处于城镇化加速发展时期.由于各方面原因,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发展水平低于全国平均发展水平,并且各省份的发展状况也有明显的差异.本文运用聚类方法,结合城镇化发展的相关指标,对中西部19省的城镇化发展情况做出了实证分析和比较.     

河南省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实证分析

河南省面临着城镇化发展滞后、三农问题突出的现实问题,因此研究河南省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健康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构建了反映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指标体系,对于二者协调发展的水平进行了定量评价;在此基础上,采用VAR模型,探讨了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二者之间的动态关系.     

PPP模式提升了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质量吗?

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建设背景下,能否践行以人为核心是其质量评判的重要标准。创新性地基于产城融合视角,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研究了PPP模式如何通过宏微观层面的产城融合,进而影响新型城镇化建设质量。研究发现:①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PPP模式拓宽了资金来源渠道、提升了项目建设效率、强化了政府监督职能、增强了公众参与水平,整体促进了产城融合,有助于实现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提质增效。②PPP模式既直接影响新型城镇化建设质量,又通过宏微观层面的产城融合间接影响新型城镇化建设质量。③生态环境保护和优秀文化传承对宏观层面产城融合具有较好的解释力,而公众生活便利性和生活水平改善则较好地解释了微观层面的产城融合。④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PPP模式显著增强了宏微观层面的产城融合水平,微观层面的产城融合对新型城镇化建设质量具有显著影响,宏观层面的产城融合不直接对新型城镇化建设质量产生显著影响,而是经由微观层面的产城融合间接地对新型城镇化建设质量产生显著影响。因而,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既要充分发挥PPP模式的优点,又要重视宏微观层面产城融合的作用,从多方面提升公众生活质量,进而实现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高质量发展。     

贵州省城镇化问题研究（续上期）

人数社会的发展史充分证明，现代化社会与人类有史以来追求的目标是相吻合的，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唯一有效的综合性手段就是城镇化。因此，城镇化是现代化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明确指出：“展望下世纪，我们的目标是，……到世纪中叶建国一百年时，其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据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组最近向新闻界公布的研究成果：“到2050年，中国作为一个国家整体，将全面达到当时世界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到2060年全国将有27个省、市、自治区实现现代化目标。”但是，有4个省、自治区达不到现代化的即包括有贵州省，据中科院测算，贵州省要到2070年才能实现现代化，仅排西藏自治区之前。这也即是说，贵州省实现现代化要比全国总体水平落后10年，比东部地区的广东和江苏落后49年和37年，这实在是令人惊诧而警觉。推动中国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引擎”是人口迁移而导致城镇化水平的提高。经济体制改革以来，人口迁移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在整体上对激发社会活力，加快经济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作用已是有目共睹的，例如：促进了生产素的优化配置与劳动产出效率的提高，缓和了城镇地区劳动力结构不足的矛盾，满足了经济迅速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抑制了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及收入差距的扩大，对控制人口增长，改善区域人口结构，实现人口合理再分布发挥了重要作用。据有关研究资料，从全国来看，80年代人口迁移规模与国民收入，人均国民收入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998和0.985，呈高度正相关，几乎每增加100万迁移人口，可使国民收入增加30多亿元，人均国民收入提高20余元，这些事实充分说明，人口迁移和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对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推动作用已见其成效。因此，贵州省城镇化水平的滞后发展，是使之迈入现代化的“引擎”牵引力不足的重要原因。     

城镇化需加大金融的推动力度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进入了高速发展期,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质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日渐缩小.但由于中国按计划经济时期的政治经济体制和粗放式发展模式推进城镇化,仍然是一种传统城镇化模式. 城镇化过程中,政府不应该是唯一的推动力.城镇化本身就是现代化的一个表现,是需要遵循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如果只由政府作为唯一的推手,很难避免盲目上马、铺张浪费的局面;在资金方面也面临诸多约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