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犯罪构成的解释机能

犯罪构成是定罪的具体标准，从司法的角度看，我国刑法规定的个罪具体的犯罪构成本身就具有解释法律和指导司法的功能。定罪司法解释的作用在于将定罪的过程具体化，引导法官将具体行为定格在刑法条文所设立的模型之中。犯罪构成的解释机能决定了定罪司法解释的内容必须以原罪的具体的才已罪构成为标准。     

刑法因果关系的判断规则

刑法因果关系既涉及定罪,也涉及量刑,是司法实践中经常遇到但又难以把握的复杂问题。理论界多为争论而少共识,未能为司法实践提供有力指导。坚持理论服务实践的原则,从刑法理论上分析、界定构成刑法因果关系之因、之果及二者关系,将为司法实践归纳、总结刑法因果关系的判断标准和判断规则。     

简论罪刑平等原则的司法运作

本文在评析我国刑法理论界对新刑法第四条的理解的基础上， 提出新刑法第四条所规定的实质上是罪刑平等原则。文章重点阐述了在司法实践中如何贯彻落实罪刑平等原则的五点建议： 定罪上的平等； 量刑上的平等； 行刑上的平等；提高法官的业务素质和司法道德水平； 加强司法监督。     

坚硬的理论,弹性的规则——罪刑法定研究

依据弹性刑法判案,无论定罪还是不定罪,形式上都合法也都违法。本研究通过对新老刑法、中外19部刑法典、中国刑法的435个罪名及2万多个真实案例的大跨度经验考察和深度数据挖掘发现:中国刑法的弹性较大,并伴有不严不厉或厉而不严的倾向,但弹性刑法的司法适用率其实很低;弹性刑法的原因主要不在于犯罪的复杂性而在于立法本身;严格控制弹性刑法应该是罪刑法定的应有之义。     

刑法因果关系二元区分之提

刑法因果关系应包含定罪和量刑两方面,且各自内容应有所区分。如此提倡之根据,在于其能有效填补当前刑法因果关系相关研究之空缺,弥补当下刑法理论体系性之不足。其有效改变了特定结果的刑法适用缺少理论根基之现状,实现刑法理论与司法实践的统一。二元区分下,遵循量刑因果关系特殊的内容判断和程度判断规则,是规范量刑活动、实现罪刑相适应、加强人权司法保障的必然要求。     

刑法情节论

情节问题是我国刑法理论界和刑事司法实践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刑法中的情节是指由刑法规定或认可的、与行为人或其侵害行为密切相关的、体现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行为人人身危险性程度、并影响定罪量刑和行刑的各种主客观事实情况     

从刑法的谦抑性论“婚内强奸”

许多西方国家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逐渐认同了“婚内强奸”行为构成强奸罪。我国对“婚内强奸”立法规定模糊不明,理论学说众说纷纭,司法实践裁决不一。根据刑法的谦抑性理念,婚内强奸应在一定范围内有限成立强奸罪。作为现代刑法的一个基本理念,刑法的谦抑性影响着刑事立法、刑事司法的各个环节。在刑事立法层面,应从刑事实体法和程序法两方面对“婚内强奸”入罪进行限制,在刑事司法层面,应从定罪和量刑两方面对“婚内强奸”入罪进行限制。     

刑法应增设交通肇事逃逸罪

近年来,交通肇事逃逸问题一直是我国刑事司法和刑法理论关注的焦点.刑法和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对此问题的规定不够明确,学界对此问题的认识也存在分歧,导致司法实践中对这类案件的处理极不统一.为了更好地打击交通肇事逃逸犯罪,消解学界关于交通肇事逃逸行为定性的纷争及相关司法解释存在的理论问题,统一司法实践,最佳的选择是修改刑法,将交通肇事逃逸行为从交通肇事罪中分离出来单独定罪,在刑法中设立交通肇事逃逸罪.     

我国犯罪未遂定罪处罚存在的困境及对策

我国犯罪未遂在定罪处罚上面临着违背罪刑法定原则和缺乏统一定罪标准两方面的困境,学理上对《刑法》第23条的误读、立法上未采取明确的列举方式是造成这些困境的根本原因,故学理上对法条进行正确的解释、立法上对未遂处罚范围逐步细化以及司法上探求统一的定罪标准是解决我国犯罪未遂定罪处罚困境的基本途径。     

共同犯罪视野中单位因素的介入及其思考

单位犯罪与共同犯罪的竞合虽然是一种逻辑必然，却仍然在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中引发了巨大的争议和困惑，对于单位共同犯罪的类型加以划分，并探讨单位共同犯罪的定罪规则，以及单位共同犯罪中单位和个人的定罪量刑标准差异化规则，并由此来探讨单位共同犯罪中两个层级的主从犯认定，对于单位共同犯罪的定罪和量刑诸问题进行深入的反思，理论意义重大，并为司法现实所急需。同时，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单位内部自然人的关系，直接影响着单位犯罪和单位共同犯罪的定罪和量刑。     

论挪用公款罪构成要件之相关问题

挪用公款罪作为高发职务犯罪已引起了法学界的广泛关注,正确认定挪用公款罪的犯罪构成要件有助于司法实践对其准确定罪和量刑。本文就挪用公款罪的犯罪主体、犯罪主观方面和犯罪客观方面及其相关问题进行理论研究和探讨,对进一步完善刑法理论和指导司法实践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生产销售假药定罪量刑中的司法尴尬及完善

我国刑法规定生产销售假药罪须具备＂足以危害人体健康＂的危险,而刑法学界和司法部门对于如何认定有无＂足以危害人体健康＂等问题一直存在较大争议,导致司法实务部门在对假药犯罪＂危害人体健康＂的司法认定上各行其是。因此,统一理论界与实务界对生产销售假药罪定罪量刑的认识,全面思索刑事立法对于生产销售假药行为加以干预的提前化和视角转换问题,对于完善生产销售假药刑法规制体系具有立法和理论研究上的重要意义。     

身份犯及其共犯的定罪与量刑

 纯正身份犯与非纯正身份犯的划分、无身份者能否构成纯正身份犯的共犯、无身份者与身份者共犯以及不同身份共犯情况下的定罪量刑是身份犯研究的主要问题。司法实务对上述问题往往是选择重法,即无身份者均可成为身份犯的共犯、不同身份者共同犯罪按照主犯或按照重犯定罪和量刑,有重刑主义和司法擅断的特点。目前刑法学界多从已然角度去考察国外身份犯理论,并以我国刑法第382条或者相关司法解释为基础,审视身份犯的共犯问题。由此而得出的结论割裂了我国刑法中有关共犯问题的具体规定,也未充分关注国外无身份者按身份犯定罪后在量刑上的实质平衡,更不用说考察我国自唐代以来刑法中关于身份犯共犯的合理规定了。从应然的角度审视,可以得出如下结论：贪污罪不属于纯正身份犯;无身份者不能成为纯正身份犯共犯;除法律明文规定外,无身份者与非纯正身份犯共犯以及不同身份者共犯应各定其罪。     

交通肇事罪中的"因逃逸致人死亡"

在对刑法第 13 3条交通肇事罪中“因逃逸致人死亡”的理解上 ,刑法理论及实务界存在着诸多分歧与争议。从主客观相结合的解释论立场出发 ,对该规定可能的语义内涵和罪过形式进行了深入的剖析 ,对司法实践中相关情形的定罪量刑分门别类地予以澄清     

论刑法价值均衡——兼述人格导入定罪的理论基础

刑法的价值应当包括正义、自由和秩序这几个基本价值。前期古典学派以自由为刑法的核心价值,后期古典学派以正义为刑法的核心价值,实证学派以秩序为刑法的核心价值,却都忽视了刑法的其他价值。因此,刑法理论应当同时体现刑法的三大基本价值,即保持刑法价值均衡。以自由和正义为刑法的核心价值定罪时会强调行为因素,以秩序为刑法的核心价值定罪时会强调行为人因素。追求刑法价值均衡在定罪时必然要同时考虑行为因素和行为人(人格)因素。     

论刑事政策

刑事政策是国家机关进行刑事立法与司法活动所遵循的准则。按照不同的标准,刑事政策可以划分为长期的刑事政策与短期的刑事政策,普遍性的刑事政策与区域性的刑事政策,刑事立法政策、刑事司法政策和刑事执行政策。我国人民法院适用刑法的活动须以党的刑事政策为指导,这种指导作用主要表现在定罪、量刑和行刑等方面。     

论死亡标准的冲突对刑法适用的影响——兼评我国死亡标准的取舍

脑死说标准和心死说标准的分庭抗礼给刑法适用带来了困惑和混乱,脑死说和心死说两种标准在定罪、量刑、诉讼程序以及适用范围等方面存在冲突。在死亡判定标准上,各国立法存在一元论和二元论之争,基于人的死亡是一种客观事实、二元论标准在司法适用上的不合理现象,我国刑法适用宜采取一元论的脑死说标准。由于科学依据、社会文化、伦理道德和思想观念等多种原因,我国确立脑死亡的立法标准将漫长且困难。     

贪污受贿犯罪量刑改革之路径研究

贪污受贿犯罪是最为常见、人民群众最为关注的职务犯罪.对于贪污受贿犯罪的量刑是否公正、科学、合理直接关系适用法律的公信力和预防和惩治腐败的总体效果.当前刑法对贪污受贿犯罪的定罪量刑确定了主要以犯罪数额的多少为区分设置法定刑幅度的量刑模式,对依法打击犯罪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现有定罪量刑的弊端在司法实务中不断显现并备受诟病,显然现有贪污受贿犯罪之定罪量刑标准已经不能满足因应打击犯罪的客观需要.适时对之进行修改和完善已经成为司法实务部门的迫切需要.应当适当调整、细化量刑幅度、数额标准,增加罚金刑和资格刑,严格把握缓刑、免除刑事处罚等刑罚执行方法的适用等方面入手对我国现有贪污受贿犯罪量刑标准进行全面地立法改造,以适应依法预防和惩治犯罪的客观需要.     

传统激活与现代观照——“中国传统刑事法律的文化特征”专题研讨综述

“中国传统刑事法律的文化特征”研讨会主要围绕“中国传统刑事法律文化”做了六个方面的研讨。第一,关于中国传统刑法法律理念的研究,例如“仁善”、“无讼”、“慎刑”、“慎杀”等;第二,关于中国传统刑法的渊源、规范构成与法典编纂的研究,例如“礼刑关系”、“律例关系”、“例分八字”等;第三,关于中国传统刑法定罪量刑原则的研究,例如“原心定罪”、“原情定罪”等;第四,关于中国传统刑罚及特定罪刑的研究,例如“宫刑”、“流放”、“人相食”等;第五,关于中国传统刑事侦查与审判的研究,例如“司法职业化”、“春秋决狱”等;第六,关于中国传统刑法近代化的研究,例如“刑事责任年龄”、“伤害尊亲属罪”等。     

大数据时代公民个人非敏感信息的刑法保护

大数据时代,公民个人非敏感信息日渐呈现出数据资源贡献与数据资源受害的双面脸谱,公民个人非敏感信息刑法保护的现实需求与日俱增.《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通过确立公民个人非敏感信息整体保护规则、分类定罪规则、区别量刑规则,努力为公民个人非敏感信息刑法保护提供司法准据.当前务实应对公民个人非敏感信息刑法保护的实践困境,应聚焦个人信息权,在宏观层面对接国家大数据战略,深化公民个人非敏感信息刑法保护的法治认识,在微观层面立足定罪体系性标准,细化公民个人非敏感信息刑法保护的数量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