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君文化符号生成原因考

王昭君出塞是民族关系史上最负盛名的一次和亲事件,围绕昭君和亲两千多年来产生了大量的文艺作品和学术论著,王昭君已经成为各民族高度关注和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毋庸置疑,平民女子浓烈的家国情怀和大局观念是昭君文化符号生成的历史基础;吃苦耐劳与勇于牺牲使得昭君出塞成为我们民族伟大精神的象征符号;各民族广大民众努力追求民族友好团结和共同发展的强烈愿望,应是王昭君名扬天下、昭君文化符号形成的根本原因。     

魅力寻幽—评王安石的《明妃曲》

明妃(王昭君)汉元帝宫人。竟宁四年,匈奴呼韩邪单于入朝,求美人为阏氏,元帝许以昭君,昭君乘马提琵琶出塞,卒葬于匈奴。“古人曾以女人作苟安的城堡,美其以自欺曰‘和亲’”(鲁迅《灯下漫笔》)可以说,王昭君是一个悲剧人物。故事传说在民间流传甚广,敦煌有《王昭君变文》,后世诗歌戏曲以王昭君为吟咏题材者,多不胜记。固然其中不乏佳作。但也有不少是或抒个人幽怨,或铺陈扬厉就事论事。而王安石的《明妃曲》则立意高远,意蕴深厚。北宋时,辽、西夏“交侵,岁币百万”(赵翼《廿二史答刂记》)景礻右以来“西(夏)事尤棘”。诗人借汉言宋,而以明妃…     

传播与接受：试析王昭君故事在越南的演变

昭君出塞是中国古代的一个历史事件,通过两千多年来历代文人墨客和民间社会的塑造,昭君已经成为中国文化中一个多元多义的符号,王昭君故事也在各类昭君文化事象中形成了诸多情节单元。越南的昭君文艺作品在14世纪就已出现,此后随着中国王昭君故事的持续传入,在传播与接受中又不断产生新的文艺形式,且随着时代变迁、艺术形式变化等因素而演变,既有继承,又有创新。通过对中国清代小说《双凤奇缘》和越南喃诗传《昭君贡胡》、越南改良剧《昭君贡胡》中王昭君故事情节的比较分析,我们能管窥越南昭君文艺在历史演变中的情节选择、艺术特征、时代因素以及它与中国昭君文艺之间的内在关联。     

昭君出塞与汉匈社会民生之考察

昭君出塞"和亲"是汉匈几百年来在战争与"和亲"过程中唯一的一位良家女以汉王朝名义参与和亲的事件.昭君出塞"和亲"既曲折表达了个体民生的愿望,更促进了当时社会发展和社会民生的改善.昭君出塞"和亲"表达了个人行为背后的社会因素;展现出传统社会中个人与国家利益之间的密切关系;满足了当时农耕经济与游牧经济的客观需求.     

昭君情结与中国幽怨型接受诗学

王昭君是中国历史上一位风华绝代的奇女子,她以外表的绮丽和内在的超越而著称,其出塞和亲是一段流传千古的绝唱。凄婉让人牵情,豪迈使人动魄。历代诗人歌咏昭君,孕育出别具一格的幽美诗学体系。昭君情结在单纯与复杂的漩涡深处缓缓流淌,确证了中国古代接受美学的运衍。     

交往交流交融视域下昭君出塞及王昭君墓葬的若干问题辨析

昭君出塞是西汉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政治事件,自西汉始“昭君”之名屡见于文献、文学作品等,其重要性也引起后人关注。随着昭君出塞事件的广为流传,王昭君墓遗址的出现时间、墓葬地望等也成为学界关注的重点。在中国北方长城地带就有十余座昭君墓,其中被称为“青冢”的昭君墓遗址位于今呼和浩特城南大黑河畔。本文认为呼和浩特城南王昭君墓,目前是这一地区规模最大的汉代墓葬之一,其形制特征和地理位置均与文献史料记载一致,故应是史料记载的王昭君埋葬之地。弘扬昭君文化,阐释好昭君出塞蕴含的时代价值,是新时代做好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的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现实需要,对新时代在边疆地区探索和实践中国式现代化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透过王昭君悲剧形象探析封建文人的三种情殇

本文对王昭君的悲剧形象中的三种情殇进行了剖析。提出了知识分子对自身命运的共鸣;对违反封建道德标准的恼怒;对统治阶级的腐朽无能的愤恨三种情殇是历代文人热衷于描写昭君并多数喜欢或倾向于把王昭君形象塑造成悲剧的艺术形象的根源,并在此基础上,通过悲剧形象反思、资料考证,提出王昭君的历史真实形象是一个有生活见解的、性格刚强、不为封建礼教所拘,并为民族团结做出重要贡献的妇女形象。     

和亲对唐代边塞诗创作的影响

和亲作为唐王朝与周边游牧民族交往的一种重要形式,对当时人的生活、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并直接促进了唐代边塞诗的创作.吟咏和亲女子的诗歌在唐代和亲类边塞诗中占有重要比重,其中咏当朝公主和咏汉代和亲女子王昭君的诗歌尤其值得关注,这些诗歌为唐代边塞诗注入了一种新的格调,使边塞诗在刚健慷慨的主流之外,又增加了庄雅端肃的庙堂气和幽怨苦恨的宫怨气.     

从诗歌创作看唐代和亲

唐代历史上曾发生过多次民族和亲事件。唐代诗人不仅在诗歌创作中对汉代的昭君出塞进行了历史咏叹,同时也对当朝的公主和亲事件作了现实关注。唐人的诗歌不同程度地表现了他们对和亲政策或反对或赞同的态度,探其原因与诗人个人经历、朝廷政策以及唐边疆稳定与否密切相关。     

《唐物语》中的王昭君故事在日本的演变

王昭君的故事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在日本古典文学史中也广为演绎和流传。成书于平安时代末期的《唐物语》第二十五篇就是王昭君故事在日本演变的产物。昭君故事中最核心的要素当属"画工曲笔",这一要素在《唐物语》中也有所体现。但是,在画工曲笔的契机和缘由,帝王与昭君及后宫嫔妃间感情纠葛的细腻描摹,以及昭君悲剧产生的根源等三个方面与中国原著的焦点截然不同。王昭君故事在日本的演变反映了日本天皇与后宫关系与中国的迥异。它融入了浓郁的日本本土文化色彩,为我们体悟两国风土人情的差异、把握日本文化提供了一种借鉴和思考。     

王昭君神化的民间特色

民间传说中的昭君与史书中的昭君截然不同,也不同于文人墨客笔下的昭君.从民间视野对昭君传说进行分析,认为在民间传说中,昭君不仅是一个历史人物,更是一个被神化的人物,才成为当地劳动人民的保护神.昭君的神奇能力是昭君神化的主要体现,有些神奇能力是昭君自身具有的,有些则是通过百折不挠的努力感动神灵而获得的.昭君的神化体现了劳动...     

论王昭君命运改写的文化表述

王昭君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四大美女”之一。她的“和亲”事迹,在《汉书》、《后汉书》等正史中都有记载。文学家据此生发,咏叹王昭君的作品蔚为大观。虽然时代意识投影不同,王昭君的人权意识和女性意识无一例外地被漠视被遮蔽,“自请出塞”的个人诉求升华为“爱国”之心“救国”之举。元代马致远的《汉宫秋》,现代郭沫若、曹禺《王昭君》,命运改写的时代意识不同,文化意识的历史继承却显而易见。以此为视点揭示“传统命名”历史继承的文化表述。     

王安石诗歌中的女性描写

王安石诗歌中刻画了西施和王昭君等历史人物和月里嫦娥、巫山神女等仙女、神女形象,这些女性形象寄托了王安石变法受压抑以及深受佛教思想影响的生命情怀,体现出王安石反对红颜祸水论、注重女子幸福的进步女性观。     

女性意识与民族国家——以现当代话剧文学中的昭君形象为中心

在中国现当代话剧文学中,郭沫若、顾青海及曹禺的<王昭君>从不同侧面强化了"昭君出塞"母题的某一因子.郭著<王昭君>更多的突出了昭君形象的叛逆精神,女性意识相对较弱,民族国家意识也相对隐蔽;而顾著<王昭君>中的昭君,比郭剧中反抗王权的昭君更加理解女性的不幸,因而女性自我意识更加自觉.同时,昭君的种种爱国举动,表现出她鲜明...     

昭君出塞与蹄窟岭刍议

王昭君深明大义,胸怀君国大局,置个人祸福于度外,请缨远嫁匈奴,其精神是可歌可泣的;其业绩赢得安边息民,致汉匈间长期和平亲善,更具深远影响和历史意义。昭君与呼韩邪由长安至单于庭的路线,当东渡黄河北上,循涑水、汾河、桑干河三河河谷一线,经蹄窟岭至杀虎口出塞,是蹄窟岭、红沙岩口实属很可珍贵的历史文化资源与可资开发的旅游资源。     

女性生命悲剧的形象展示——《史记·吕太后本纪》新解读

司马迁作《吕太后本纪》的旨归 :不是着意刻画一个凶狠、狭隘的女主形象 ,而是揭示像吕后这样的女性不可逆转的悲剧命运 ,以求达到鉴今的目的 ;同时指出司马迁对吕后精神世界的审视有其自身与历史的局限性 ,探索了隐藏在至高无上的皇权和心狠手辣的表象背后的吕后的精神世界。     

从孔子与墨子的天命论看儒家与墨家的不同命运

在先秦百家之中,儒家和墨家以天为本,孔子和墨子都恪守天命论,不仅断言人命天定,而且都积极祭天。然而,孔子与墨子所讲的天及天命论具有不同的内涵,这具体表现在上天不同的命定方式：孔子之天是先天的,墨子则是后天的;孔子之天是一次注定的,墨子则是数次注定的;孔子强调上天的随机,墨子注重上天的因果。更为重要的是,对上天的不同理解导致了二人对命的不同对待：孔子认为天命不可知而畏惧天命;墨子坚信天命可知而顺应天命。孔子和墨子的天命论对后世产生了不同影响：一坐待,一进取;一等差,一平等。这些不同的思维方式、社会功效注定了各自不同的历史命运。     

昭君故事的流传与演变

昭君的形象是建立在一定的历史事实基础上的,但其滚雪球似的发展速度,已将内涵扩充到极至,原有的史实便为丰富复杂的形象所淹没。或以其为民族友好的使者,或以其为民族屈辱的典型;或颂其忠君,或愤其失节;或哀其不幸,鸣其不平,或扬其声名,赞其伟业等。在人们反复叙述与咏叹的过程中,昭君故事的主题不断得到修正,事件的意义逐渐明朗,昭君的形象日益丰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