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和亲诗考论

和亲在国家利益与个人命运之间存在显著的张力,是汉以后重要的文学题材之一。乌孙公主刘细君《歌》是和亲文学的发轫之作。诗中细君对不公平命运的怨恨与悲凉心境的表达,体现了作者鲜明的个体生命意识。该诗继承了战国末期四兮三节奏骚体诗的传统并加以发扬光大,通过对该句式与汉代四兮三句式的研究,有助于了解早期七言诗的发展趋向。《怨旷思惟歌序》关于昭君出塞的记载多有错讹之处。琴家出于吸引观众的需要,叙述昭君出塞时在史实的基础上融入文学的想象。模仿昭君口吻虚拟的“作诗”反映了汉代四言诗的特点,取得了较高的艺术成就,对后代昭君题材诗影响深远。     

和平天使——论昭君亲属与汉匈关系

昭君出塞和亲,播下了和平友好的种子。不仅自己为汉匈关系的友好贡献了力量,而且在她的影响下,她的亲属继续为汉匈友好事业积极奔走。自公元33年昭君出塞到公元30年王飒出使匈奴,前后六十余年里,大都是由昭君的亲属完成着匈奴和西汉、莽新、更始、东汉的交涉与来往的使命。这充分说明昭君亲属在汉匈关系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昭君文化符号生成原因考

王昭君出塞是民族关系史上最负盛名的一次和亲事件,围绕昭君和亲两千多年来产生了大量的文艺作品和学术论著,王昭君已经成为各民族高度关注和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毋庸置疑,平民女子浓烈的家国情怀和大局观念是昭君文化符号生成的历史基础;吃苦耐劳与勇于牺牲使得昭君出塞成为我们民族伟大精神的象征符号;各民族广大民众努力追求民族友好团结和共同发展的强烈愿望,应是王昭君名扬天下、昭君文化符号形成的根本原因。     

《琴操》与昭君题材的文学化进程

昭君形象作为信史记载首次见于《汉书》,其中的昭君尚是一个历史人物。至《琴操.怨旷思惟歌》的出现,昭君形象才正式进入文学领域,蔡邕赋予昭君人物形象强烈的寄托色彩,使得昭君出塞蒙上了浓烈的悲怨基调,同时象征性的借古鉴今手法的使用,亦使整个和亲事件呈现出强烈历史感与现实感交错的特征。昭君作为纯文学形象出现在历史著作《后汉书》中,是《琴操》影响的直接结果。     

从诗歌创作看唐代和亲

唐代历史上曾发生过多次民族和亲事件。唐代诗人不仅在诗歌创作中对汉代的昭君出塞进行了历史咏叹,同时也对当朝的公主和亲事件作了现实关注。唐人的诗歌不同程度地表现了他们对和亲政策或反对或赞同的态度,探其原因与诗人个人经历、朝廷政策以及唐边疆稳定与否密切相关。     

论古代昭君题材诗歌情感内涵的演变

昭君出塞这一重要历史题材,一直为古代诗家所瞩目.据统计古代此题材的诗歌多达700余首.随着朝代变化,从唐以前到元明清,昭君题材诗歌情感内涵从身世悲怨、家国乡思、和亲是非、直斥君王、各抒胸臆向人文关怀、深情讴歌的情感内涵演变.     

咏史与诉怀：历代诗词评价王昭君的审美尺度分梳

昭君出塞是历代诗人咏史诗的重要题材之一,本文从"社会历史的昭君"与"自然人性的昭君"两个面向讨论历代诗词评价王昭君的尺度,揭示了"社会历史的昭君"之福、义、勇、美形象,探讨"自然人性的昭君"之悲、愁、叹、怨形象,亦喜亦悲,从一个侧面展示了昭君文化永恒的历史文化意义。     

游走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唐代和亲诗浅议

唐代和亲诗或吟咏唐朝公主远嫁之事,或反映汉代昭君出塞之历史,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唐人对和亲联姻的认识和理解。唐代诗人在关心现实和回顾历史中,努力探求国家安宁、民族和睦的有效途径,表达了他们希望国家早日解决民族纷争、实现天下太平的美好愿望。唐代和亲诗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是值得重视的。     

昭君情结与中国幽怨型接受诗学

王昭君是中国历史上一位风华绝代的奇女子,她以外表的绮丽和内在的超越而著称,其出塞和亲是一段流传千古的绝唱。凄婉让人牵情,豪迈使人动魄。历代诗人歌咏昭君,孕育出别具一格的幽美诗学体系。昭君情结在单纯与复杂的漩涡深处缓缓流淌,确证了中国古代接受美学的运衍。     

女性意识与民族国家——以现当代话剧文学中的昭君形象为中心

在中国现当代话剧文学中,郭沫若、顾青海及曹禺的<王昭君>从不同侧面强化了"昭君出塞"母题的某一因子.郭著<王昭君>更多的突出了昭君形象的叛逆精神,女性意识相对较弱,民族国家意识也相对隐蔽;而顾著<王昭君>中的昭君,比郭剧中反抗王权的昭君更加理解女性的不幸,因而女性自我意识更加自觉.同时,昭君的种种爱国举动,表现出她鲜明...     

"礼"与"雅"、"俗"观念的原始区分

原始的雅、俗都和"礼"有着密切的关系.是否遵循礼的规范,是区分雅俗的重要标准.礼最初是俗的一种体现,经过贵族加工和发展后.礼更加规范,约束力更强.雅依从于这种规范后的礼,最早在音乐领域诞生,借以和未经规范的、不能体现礼的精神的"俗乐"相区分.雅的观念产生以后,雅俗之间才开始有了区分.     

论《浮士德》中“善”与“恶”及“美”与“丑”的辩证关系

分析了歌德在《浮士德》中构建的天帝与靡非斯陀、浮士德与靡非斯陀和浮士德自身的"善"与"恶"的冲突及其辩证关系。认为歌德笔下的"善"与"恶"的冲突无所不在,既相互斗争,又相互依存,既相互对立,又相互渗透。它揭示了矛盾运动的普遍性及人类社会发展中前进与停滞的矛盾斗争,反映了人性深处的拼搏和内在矛盾。他所刻画的"丑"中有"美","丑"转为"美",使"恶"与"丑"也具有了重要的审美价值。这些体现了歌德成熟的辩证思想和美学思想。     

避“虚”就“实”——谈英语抽象名词的汉译技巧

英语资料中,我们常常遇到抽象名词,对于这些抽象名词,我们觉得理解它们的意思,却很难用简短的汉语将其意思说明白.本文提出了用转化法和引申法来翻译抽象名词,以及使用这些方法的前提,说明了如何使译文达到信、达、雅.     

叙事学语境中的“自我”与“他者”——浅析福音书的“作者”与“读者”

"作者"与"读者"是叙事交流语境中的重要环节.本文尝试从隐含作者与隐含读者、叙述者与叙述接受者的角度,分析福音书的文本,以此强调其中的意识形态内涵:认信耶稣是基督,耶稣基督向世人传报救赎的好消息,使世人更加笃定对上帝的信仰.这种神学观念的彰显既是福音书的著书目的,又凸显出了其自身独特的综合意识形态特征的审美价值.     

“讽诵涵泳”与“叶韵理论”——论朱熹《诗经》诠释学美学诠释方式之二

"兴"恰好是中国古典诠释学美学最具深远影响和意义的范畴,也是<诗经>的本质.对<诗经>的诠释基本方式就在于"讽诵涵泳","叶韵理论"的应用就有利于"讽诵涵泳"的落实 .朱熹美学的真正价值就在于对中国古典诠释学美学的创造性转进与拓展.     

在“沉默“与“言说“之间——维特根斯坦对“哲学问题“的思考

维特根斯坦对"哲学问题"的思考始终都在"超越"和"现实"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即在"沉默"与"言说"之间:恰如其分地说出可说的,以显示不可说的.这一思路为后世哲学开启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一种区别于传统形而上学和现代科学的新的思维方式.认为哲学也并不意味着找到答案以求安宁,而在于根据不同的时代特征不断地提出新的"哲学问题",这些问题作为人之为人的永恒追求,构成了人的价值意义世界,将与人类同在.     

儒家“仁爱”伦理与基督教“博爱”伦理思想比较研究

儒家伦理的“仁爱”思想和基督教伦理的“博爱”思想分别代表了东西方文明的思想精华,在人类文明发展的长河中发挥了巨大的历史作用。分析了两种思想产生的社会文化基础、现代意义,重点比较了两者的相同与差异之处。     

“羌戈大战”与“羌人”和“戈人”的关系

在我国岷江上游羌族中一直通过传唱而保存着历史传说“羌戈大战”,此传说是岷江上游羌族的重要历史记忆.通过辑录和整理不同版本的“羌戈大战”传说资料,并结合相关文献,我们可以了解到包括古羌人的迁徙、羌戈各自的民族特点、羌戈间的相互交流、羌戈大战的具体情况、大战后戈人的去向等诸面相,从而大致勾划出古时羌戈关系发展变化的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