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族音乐学的角度看广东梅州客家《香花》仪式中音乐的运用

广东梅州是客家人的主要居住地,《香花》仪式为广东省梅州一带(梅县为中心,向外辐射到粤东、闽西南、赣南等)客家人广泛使用和认同,且相沿成习的、以本地和尚和斋嫲为仪式的执行者,通过定期与不定期地在庵堂寺庙以及在主家等不同的仪式执行场所,为各种不同需求的人士所举行各种祈福仪式以及为死者所进行的超度仪式活动等。其主要形式以写、打、唱、念、声、色、艺等方式,综合性地宣讲(唱、念)客家特有的佛教精神、儒家思想内涵,并融合道教神祇以及民间礼俗于一体的综合信仰形式。通过实际田野考察,从民族音乐学的角度,以《香花》仪式的声音、音乐和文化的关系作为切入点,研究《香花》仪式中思想(信仰)、行为(仪式)、声音(音乐)三者间的互动关系,探讨《香花》仪式音乐在仪式中的运用问题,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     

深化客家音乐研究的思路与方法

“客家”、“客家人”并非是一个民族的概念,而是一个历史范畴,是一种地域现象。是由于历史原因而形成的汉民族独特稳定的民系。他们具有共同的利益和独特稳定的语言,文化、民俗和感情心态。(即客家文化)“客家音乐”是客家文化的一种载体,即被客家人共同认同和接受的精神成果在音乐方面的体现。这些来自中原汉族的客家先民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上下近千年间,清代中期才逐渐在福建、江西、广东、广西、湖南、四川及台湾等地定居下来。他们始终崇尚华夏正统文化,崇尚诗礼传家,极为注重对传统、文化、语言、习俗的完整保存,也正因为如此在闽粤赣客家地区目前仍有大量的原生民间音乐流传。然而,目前客家音乐的研究多数还是集中在对客家山歌研究的层面上,全面收集整理研究客家音乐的系统研究目前还没有形成体系。因此要深化客家音乐的研究及时收集挽救这些非物质的文化遗产,为学习、研究、创作、继承客家音乐提供理论根据。     

客家南迁的“节点”与千里客家文化长廊的打造

结合客家历史文化在迁徙中的“节点”，谈千里客家文化长廊设置之魂，古邑龙川、摇篮赣州、祖地石壁、客都梅州、客埠惠州等，正是不同的节点，代表了不同历史阶段与各具风采的文化意蕴。在“移民史中具有特别意义”的“节点”一词，显然在概括历史与今天、中心与边缘、城市与政局、经济形态、乃至权力与个性之间的特质，在支撑理想与现实、物质与精神上，有着难以替代的意义。     

试论梅州客家文化中心的形成

审视客家文化在粤东北的复合成型过程,显见客家文化中心的空间转移。期间,随民系人口的转移而发生的文化传播,是中心转移的直接动力,而客家大本营区域人地关系的时空演变是根本动因。闽西与赣南处于大本营区域的上游,决定了其文化中心的瞬时性及其作为客家文化的边缘性。由于西翼的广府文化与南部的福佬文化的双重阻力,加之后期文化的快速自觉,位居大本营腹部的梅州,其客家文化迅速整合成熟,成为现时的客家文化中心。     

粤北山区发展旅游产业的思考——以梅州为例

地处粤北山区的梅州，山清水秀，生态优良，风情浓郁，客家文化底蕴深厚，具有发展旅游产业的优势条件。应抓住泛殊三角区域合作和CEPA实施的历史机遇，充分发挥独特区位优势和旅游资源优势，突出“生态”和“客家”特色，实施优先发展战略，精心打造“世界客都·中国梅州”旅游品牌，使旅游业成为梅州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     

清流客家山歌与山歌中的女性精神个性探微

民歌是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劳动以及思想感情在富有音乐性的语言形式中的真实反映,它不仅是一种音乐现象,也是一门具有多种民族文化价值研究的对象。文章将通过清流的地理、文化背景的概述,对清流客家山歌的民族音乐特征进行评析,从音乐文化概念的角度出发,对清流客家民系重要群体客家女性的精神个性进行探讨,以期深化对清流客家山歌所体现的女性精神内涵的阐释。     

社会记忆的文化资本化——以洛带客家社会记忆资源的旅游开发为例

洛带是位于成都东郊18公里的一个客家古镇,近几年以“西部客家第一镇”的美名成为成都旅游地图上的新宠儿。几年前还默默无问的小镇迅速成为旅游开发的后起之秀,并很快显示出其在成都周边地区旅游资源中独特而重要的地位。本文结合洛带旅游开发的过程,运用“符号”、“仪式”、“场”等概念工具探讨了“社会记忆”资源的文化资本化过程问题。     

儒释道宗教文化的音声表述——以 《中国民间仪式音乐研究》(华中卷)为中心的考察

本文是对刘红主编的《中国民间仪式音乐研究》（华中卷）一书的研究内容给予的相关评述，笔者认为，“华中卷”中的研究内容，是湖南传统民间仪式音乐研究的一次集中展示，该卷的研究多是对某一信仰体系的个案研究（“点”的研究），而缺少对某一个案中的地域性与跨地域性的横向比较研究（“面”的研究）。另外，本卷的选题面不够广泛，主要集中于对湖南省民间仪式音乐的考察，不能代表整个“华中”地理区域中的民间信仰体系。因此，有必要在以后的出版中，考虑增设“补卷”部分，以增加对“华中”区其他省份民间仪式音乐的研究。     

诗意的“外化”与“内化”——传统文化对犯人人格改造的价值

文化改造将会取代劳动改造，成为犯人改造的主流方法。依照文化解释的手法去“教育”犯人，重塑犯人文化人格，将对其教育改造开辟新的有效路径。一是用“外化”“入世”的理想人格确立其积极进取的人生价值取向；二是用“内化”“出世”的人格精神使其淡泊名利、顺其自然并懂得接纳与珍惜，以净化心灵；三是用诗歌小说戏剧的美学人格打造诗意的人格理想。如此，犯人的灵魂改造可以获得更大的成功     

文化人类学视野中的旅游

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来看 ,旅游是一种“过渡仪式” ,人们借此完成某些重大的人生或心灵的转变。旅游还是一种跨文化交流 ,但其结果是益、“害”并存。至少 ,旅游能加深旅游者对自身文化的认识。     

黄河文化是客家文化的源头

我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加强了中国大陆与世界各地的联系,每年从港澳台与世界各地回国寻宗问祖的客家人数量剧增。与此相应,沉寂了半个世纪的“客家学”的讨论又活跃起来,学术界兴起了“客家热”。香港《嘉讯》杂志(1989年40—41期的合刊),《客家精神探索》一文虽巳指出:“以黄河中游、洛河流域为中心的河洛地区是中华文化之源”。“客家文化比较全面地保存了河洛文化的精神”,但对客家根在中原未进行深入的论述。本文试就此问题作一探索,并说明客家文化渊源于中原的黄河文化。     

《三斤狗变三伯公》呈现的客家群体心理特征

梅州客家地区脍炙人口的客家山歌《三斤狗变三伯公》之所以流传几百年至今仍妇孺皆知,除了其音乐悦耳、歌词富有故事性、便于记忆之外,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其内容体现客家人生活特色,符合客家群体心理的特征,因而得到客家人的普遍认同。本文在对该山歌的文本分析的基础上,对客家地区独特的群体内心世界进行读解,剖析了客家群体心理的几个基本特征。     

苗族家族仪式的文化内涵与社会功能探析 ——以贵州白苗佐嗦仪式为例

[提要]苗族传统文化中蕴含着种类众多的仪式，直到今天仍然发挥着重要的社会功能，构筑起生活世界的诸多意义。白苗是西部方言苗族的一个支系，其“佐嗦”仪式是典型的家族仪式，它折射历史，反映现实，可用来深入解析苗族社会。本文从三重维度对该仪式进行剖析：从白苗历史探究该仪式的缘起；运用象征分析的方法揭示其文化逻辑；根据家族组织考察仪式与社会之间的功能关系，尝试以仪式研究入手展开对传统社会文化多个层面的讨论。     

论铜鼓客家山歌的艺术特征

铜鼓客家山歌是客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铜鼓客家的民俗民风及文化变迁。其艺术特征非常鲜明：其歌词在章法结构上以四句和五句为主,句法上多七言句式;修辞手法多运用比兴手法。其音乐形态特征也很突出：五声音阶调式,多为徵调式,曲式结构多为二句体或四句体。     

粤东客家的“圆坟”习俗与稻作

“圆坟”是客家人为祖先所造坟墓落成后举行的有一定程序的祭仪，在客家人聚居的地区十分流行。该文以粤东梅州地区田野调查的材料为主要依据，联系客家民系的生存状态与汉族先祖的文化观念，分析探讨祭仪中隐含的文化信息及其与稻作的关系。     

鄂西土家族丧葬仪式音乐研究的再思考

近年来各学科关于湖北鄂西地区土家族丧葬仪式音乐的研究成果比较丰富。中国音乐学界对于鄂西土家族丧葬仪式音乐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主要集中于音乐本体研究和将音乐置于信仰仪式中的研究两方面,但这两种研究方法容易将“音乐”与“文化”孤立开来,因此,对于鄂西土家族丧葬仪式音乐研究是否更应该关注鄂西土家丧菲仪式的复杂地域性问题、“仪式”与“音乐”的功能以及“局内人”角色的缺失。     

赣南客家婚俗及其社会文化功能分析

客家乃汉民族一重要民系,是由数次南迁的中原汉人与当地土著交往、互动、融合而成的群体。他们徒居赣南后,除了守护自己的中原传统外,还大势吸收异族、异部落文化,形成自己丰富多彩、独具客家风情的文化形态。婚俗作为客家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它是客家人生五大习俗中最为重要的礼俗,其形式多样、仪式复杂、功能丰富,体现了浓郁的客家特色。本文拟就赣南客家婚俗予以详细表述,探析其社会文化功能和现实意义。     

宁化石壁与萍乡一带客家文化的亲缘关系

文章认为，萍乡一带客家人主要来自闽粤的“棚民”。“棚民”是客家的别称，据其族谱与方志记载来自汀州、嘉应州，其祖先大都以宁化石壁为迁移的中转站。萍乡“棚民”的许多文化特征，均与汀州宁化相似。“棚民”对开发江西山区、发展经济文化作出了重大贡献     

黄遵宪的“我手写我口”与客家文化

作为“诗界革命”宣言的诗歌理论“我手写我口”,深刻地彰显了中国诗歌发展的最基本方向,是黄遵宪“言文一致”与书面语改革的最早诉求.客家民间文学的特质、客家先贤诗歌创作的传统,是黄遵宪“我手写我口”文学思想背后隐藏的客家文化背景.     

客都梅州的民居类型及其适应性特征

客家人俗称的门堂屋是客家民居的“原型”,是客家文化精神的形象体现。客都梅州的民居建筑类型多样、形态各异,都是在门堂屋平面的基础上演变而成的,充分显示出适应自然的地域性、适应社会的防御性和适应人文的教化性等适应性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