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经济社会环境协调程度分析

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以来,协调发展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对河北省经济、社会和环境之间的协调发展程度进行了定量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河北省经济与环境的协调程度很好,而经济与社会、社会与环境的协调程度则波动较大。因此建议,河北省应进一步推进社会服务体系建设和环境建设。     

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时空演化分析

黄河流域是我国北方重要的生态屏障和经济地带。该文通过构建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模型,测度了2005—2017年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水平,并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对生态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及相对发展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水平整体呈上升向好趋势,但发展增速趋缓,当前大部分地区仍处于过渡或初级协调的低水平协调发展阶段;黄河流域各省区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上游省区协调发展水平偏低,中下游省区协调发展水平相对较高;黄河流域总体上由经济滞后逐渐演变为环境滞后发展趋势。     

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评价与对策研究——以苏南地区为例

本文以江苏省苏南地区17个样本城市为研究对象,构建了一套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并在因子分析基础上,测算了苏南地区城市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度与协调发展度。最终依据上述两个综合评价指标,本文将这些城市分为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较好型、一般型和较差型三类,并提出了进一步发展的相关政策建议。     

邓小平生态思想研究

生态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生态思想包括:重视生态系统安全,倡导林业科学发展;以人民为中心,注重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科学教育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法治建设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节约资源与减少污染协调发展;实现"三废"利用与因地制宜永续发展;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同步发展等思想。     

基于演化的经济协调发展系统模型研究

构造了经济协调发展的柔性主体和刚性主体模型,模拟构建了各微观主体与环境和其他主体交互学习和演进的系统模型,为定量研究经济的协调发展提供了系统模型支持。     

西宁市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分析

实现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和基本要求。在阐述城市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系统内涵的基础上,从系统论角度出发构建了西宁市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系统的评价模型;利用因子分析与相关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设计了一套生态环境与城市化协调度的定量评价方法;并对2000—2010年西宁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状况进行了定量评价,结果表明:西宁市生态环境系统与社会经济系统协调发展状况总体来说处于相对比较稳定的上升趋势,由2000—2005年的勉强协调发展类型发展到2006—2007年的中度协调发展类型,到2008年后发展为良好协调发展类型;但在此期间两者的协调发展类型以及其协调发展水平仍然存在差异;2000—2009年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类型都为经济滞后型,到2010年发展为环境滞后型,但两者相差不是很大。预计未来西宁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会向优质协调发展。     

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基于中国股票与房地产市场的实证研究

促进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协调发展是后危机时代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以中国股票和房地产市场为研究对象,对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我国的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在短期中会出现偏离的情况,但从长期来看,这种偏离状况会逐渐消失,两者会向长期的均衡状态收敛。     

转变增长方式,促进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

环境与发展问题已成为全球问题。“九五”建议提出采用新的经济增长方式对促进我国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文章强调转变增长方式是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必然要求。并明确提出促进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对策和建议。     

困境与出路:安徽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的调查与研究

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是当前我国区域经济实现绿色发展的关键点,也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首要任务。安徽省由于经济基础薄弱、人力资源培育滞后、资源环境市场配置机制欠缺、生态文明体系不健全等因素的制约,使得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方面仍存在不足之处。但是,安徽省在生产力要素、产业转型、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国家政策扶持等方面具有后发优势,应抓住机遇,践行新的发展理念,以创新发展引领美好安徽建设为发展思路,以构建安徽生态经济战略体系为发展路径,以健全法规制度和政策支撑为发展保障,实现生态与经济的协调发展。     

资源、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度测定——以陕西省为例

资源、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是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是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采用2008年陕西省10市区资源、环境与经济的数据,利用主成分分析法评价了陕西省十市区2008年资源、环境和经济的综合发展水平,并通过隶属函数测算资源、环境和经济三个系统之间的协调度值,分析了陕西省各市资源、环境和经济的协调发展状况。结果表明：宝鸡、咸阳的资源、环境和经济的协调发展水平最高;西安、延安虽然经济发展水平比较好,但资源、环境和经济的协调度最低;榆林经济发展水平较好,资源、环境和经济也在向协调方向发展;汉中、安康的经济发展水平虽然比较低,但资源、环境和经济基本协调发展;铜川、渭南、商洛不仅经济发展水平低,资源、环境和经济的协调发展程度也比较低。陕西省的资源、环境和经济的协调发展有待提高。     

西部城市环境竞争力实证研究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环境、健康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一个城市的环境状况对其经济发展的影响力在不断提高。文章通过构建城市环境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借助于Spss软件采用因子分析方法对我国西部的11省会城市的环境竞争力进行了排序。研究发现城市环境竞争力与经济增长成正比,人力资源、环境控制在环境竞争力中占据主导地位。     

可持续消费与我国消费模式的选择

消费模式的变化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有着重要的作用。世界各国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和收入水平的差距 ,出现了消费不足和过度消费的现象 ,给经济增长和环境资源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可持续消费是一种新的消费模式 ,该模式既有利于经济的持续增长 ,又有利于环境的保护和改善。在我国推行此消费模式 ,需要积极宣传可持续消费观 ,提高公众的可持续消费意识 ;建立新的消费价值观 ;不断提高科技发展水平 ,研究和开发更多的可持续性产品 ;健全各种法律、制度和体系 ;正确引导消费者进行“生态消费”。     

公众环境治理参与行为的多层分析

近几年,环境行为研究逐渐成为研究者关注的重点,国内外研究者较多关注公众个体日常环境行为及其影响机制,往往忽视了公众环境治理参与行为。基于CGSS2013数据和中国统计年鉴,构建公众环境治理参与行为的影响因素嵌套模型,对中国公众环境治理参与行为从微观和宏观层面进行分析。研究表明:在微观个体层面上,居住在农村的居民环境治理参与行为较多,教育水平较高的公众实施较多环境治理参与行为。媒体使用、环境污染感知、政治参与及政府信任对公众环境治理参与行为有促进作用。在宏观省级层面,经济发展、产业比重合理调整可以激发地区公众平均环境参与行为,在经济稳步增长的前提下,垃圾清运量的增加和PM2.5浓度升高,会促进地区公众平均环境治理参与行为。     

中国居民环境行为意愿的多层分析——基于2013年CSS数据的实证分析

环境行为意愿的调查一直以来是国际环境调查中不可缺少的题项,并且环境行为意愿对环境行为的调节和中介作用得到大多数环境社会学实证研究验证。我国环境社会学对环境行为意愿的研究相对较少,大多数研究将行为意愿作为环境关心或者环境行为的一个影响因素。本研究基于2013年的中国CSS数据,对我国110县级市的9 181位居民环境行为意愿从微观个体层面和宏观层面进行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在个体层面,婚姻状况、居住地、党员身份、教育程度、经济地位自评、信息获取、环境风险感知、政治参与对环境行为意愿有着正向作用。在宏观层面,地区经济发展对居民平均环境行为意愿有显著促进作用,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固体废弃物利用率与经济发展指标交互效应对当地居居平均环境行为意愿有一定影响。     

中国省级文化建设及其外部环境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为研究中国省级层面文化建设受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程度,将省级文化建设分为文化产业要素和文化事业要素,利用2015～2018年国家宏观层面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建立了文化建设影响因素的Ordered Logistics模型,研究文化政策环境、社会文化环境、人力资源环境、社会经济环境、群众文化环境等5类环境因素对综合文化建设、文化产业要素和文化事业要素的影响。研究认为,5类环境因素对于综合文化建设均有显著的影响,其中群众文化环境对文化事业影响更显著,经济环境对文化产业影响更显著。因此,省级政府在进行文化强省建设时,应注重区域差异因地制宜,加大文化与人力资本投入,创造良好的文化政策环境,引导文化消费与营造良好的群众文化氛围。     

中国省份工业的环境绩效影响因素——基于跨期DEA-Tobit模型的经验分析

生态效率是测度工业环境绩效的较好指标之一,其影响因素涉及经济发展、工业结构、对外开放、环境规制、科技进步和能源投入等多个方面。中国省份工业的跨期DEA-Tobit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工业环境绩效普遍较差且省际差异较大,其地区分布格局没有显著变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包括经济发展规模和产业结构高级化两个方面)、企业规模结构、对外开放度和环境规制水平与工业环境绩效正相关,而行业结构和能源投入强度与之负相关,但是科技投入水平的影响不明确。     

财政分权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环境规制的“U型”调节效应

在新发展理念的引领下,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加快推进制度和政策环境完善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本要求。近年来,中国实行了一系列环境规制政策,在中国式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间“环境竞次”的恶性竞争是否会因环境规制的约束而发生扭转?环境规制政策与财政分权制度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复合效应值得探究。运用Global Malmquist-Luenberger(GML)指数估算了2004—2016年中国28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以此来衡量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并建立财政分权、环境规制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非线性调节模型,系统考察财政分权、环境规制与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研究发现,中国现行的财政分权体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消极影响,地方政府间存在着恶性竞争;环境规制对财政分权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U型”调节效应,且该效应呈现门槛特征。     

新疆区域经济发展质量评价及其时空格局演变

从经济发展规模、经济发展效益、经济结构和环境保护等方面构建新疆区域经济发展质量的评价体系,基于熵权TOPSIS法分析2001—2017年新疆整体与地州层面经济发展质量的时序变化,并采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揭示新疆地州经济发展质量的空间效应与空间格局演化特征。研究结果发现:(1)新疆经济发展质量水平随时间推移逐步提高,经济规模和经济效益取得较快发展,经济结构逐步优化但幅度不大,环境保护层面波动性较大。(2)从地州层面来说,经济发展质量水平有所提高,但部分地州存在效益水平下降、结构升级缓慢、环境保护力度不足等问题,制约了经济的高质量发展。(3)新疆经济发展质量总体呈现正的空间集聚效应,即质量发展水平相似的地区呈现集聚分布但并不稳定;从经济发展质量冷热点区分布来看,主要表现为南北差距,热点区空间格局有逐渐东移并扩大的趋势。基于此,认为应将经济效益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作为重点,增强经济质量核心区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最终实现新疆经济高质量发展目标。     

我国环境政策的演变分析与改进研究

我国环境政策的缺陷主要体现在环境政策未协调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环境政策规定的处罚手段不够严厉,执法效果不佳,环保投入不足,地方政府发展观念滞后等四个方面。在经济快速发展,人们环保意识不断增强,政府更加重视,国际交流愈加频繁等新的时代背景下,我国环境政策的改进方向是:兼顾自然权益和人类权益,协调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两者之间;以实现高效为目标,加大环保投入,综合多种手段深化环境政策改革;树立和谐理念,转变政府工作观念,改变政绩考核机制;加强公众参与制度研究,建立社会制衡机制,提高环境政策的执行力度;重视人文发展,进一步加大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     

陕北能源化工业发展的生态环境治理途径

陕北能源化工资源大面积、高强度的开采,在促进经济发展和增加物质财富的同时,也伴随有水位下降、地表塌陷、植被破坏、水土流失、环境污染等一系列问题的产生。要使资源开发、环境保护与经济协调发展,必须统筹规划、合理开发,加大环境治理和法制建设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