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纳税人的债权

随着我国的税法新发展，纳税人的权利亦需要重新认识。本文提出纳税人的债权概念进行探讨，以进一步完整纳税人的合法权益，完善我国的税收法制建设，实现法治社会的完美的“税收法律主义”     

论纳税人权利及其保护

本文突破传统税收法律对纳税人权利的界定,提出纳税人基于其纳税义务的履行,应当对等地享有参与权、知情权、监督权、获得救济权等基本的税收权利;保护纳税人权利符合权利、义务一致的现代法治精神,能够提高纳税人的纳税意识,也是"公共财政"的必然要求;建立税收听证制度、税务帮助制度,改革户籍制度,实现有效的权利救济方式是保护纳税人权利的具体措施.     

纳税人权利保护在新一轮税制改革中的立法构建

主权在民理论确立的公民主权所有者地位是纳税人权利保护的政治根基,公共物品理论揭示的税收与公共物品之间的对价关系是纳税人权利保护的经济考量,权利义务相一致理论要求的权利与义务的对称平衡是纳税人权利保护的法理解读。在新一轮税制改革中,我国应当借鉴国外纳税人权利保护的立法理念和经验,分析和审视我国纳税人权利保护的现状和不足,从宪政、税收实体法和程序法三个方面对纳税人权利进行立法构建。     

构建公共财政体制下的税收文化

我国公共财政体制的基本建立和逐步完善,迫切需要构建相对应的税收文化。新的税收文化包括纳税人、征税人和用税人的税收文化以及与他们都有关的税收法律和制度。要通过普及公共产品知识、增强财政透明度等来培育新的税收文化。     

治国理政、财税改革与法治图景——中国语境下财税法律制度之建构

执政党报告提出了法治是治国理政之基本方式的重要命题。财税体制改革作为中国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和着眼点,被认为是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来深化改革和推动发展最重要的试金石。经过近30年的努力,中国财税法律制度得以基本建构,财政民主理念、税收法定主义和纳税人权利保护原则等概念谱系得以确立并渐进完善,但在岁入课税、预算支出与财政管理等方面仍然存在诸多理论困境和实践难题。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财政控权理念、财税均衡主义和精细化绩效预算原则等规范图景会日渐清晰,并将成为新时期财税法治建设的重要目标,引领中国财税法律制度的可持续发展。     

治国理政、财税改革与法治图景———中国语境下财税法律制度之建构简

执政党报告提出了法治是治国理政之基本方式的重要命题。财税体制改革作为中国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和着眼点,被认为是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来深化改革和推动发展最重要的试金石。经过近30年的努力,中国财税法律制度得以基本建构,财政民主理念、税收法定主义和纳税人权利保护原则等概念谱系得以确立并渐进完善,但在岁入课税、预算支出与财政管理等方面仍然存在诸多理论困境和实践难题。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财政控权理念、财税均衡主义和精细化绩效预算原则等规范图景会日渐清晰,并将成为新时期财税法治建设的重要目标,引领中国财税法律制度的可持续发展。     

税收概念的法理探析

税是一国存在的经济基础,在现代社会国家与人民之间的关系主要体现为税收关系。税收概念中蕴含着丰富的法理,社会契约理论是税的发生学基础,税的事物本质可以概括为：财产权优先于税、纳税人与政府地位平等、税收目的的公共性等。在当代,对于税收法律关系的性质,＂税收债务关系说＂已成为税法学界通说并为法治国家税收实践所践行。因此,从公共物品到公共财政是税的必然逻辑,政府的财政行为应以公共利益和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为依归,不能只是从政府的财政需要出发,单纯凭借政府的垄断地位和权力强制性地向社会提取。     

论我国纳税人权利体系的构建

税法必须以尊重和保障纳税人权利为其内在的精神。当今我国纳税人权利体系的构建,应该按照建设和谐社会和共同富裕的方针要求,从税收基本法的角度确认纳税人基本权利,完善《税收征管法》中纳税人的程序性权利,积极契合人权理念,建立我国社会主义性质的纳税人权利体系。     

税收征纳关系的改革与完善

税收征纳关系的重构不应拘泥于现有的理论,而应借鉴债务关系说,强调税收征纳主体间的平等性,树立纳税人为本的税法理念,追求纳税人利益的最大化.我国目前的税收实践中存在税收立法政策化、执法行政化、争议形式化、使用任意化等诸多问题,这与我国提出的公共财政本质相悖离.税收征纳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结合税收债务关系理论,重构税收征纳关系,突出税务机关的服务意识,从而改善税收征纳关系,促进我国税收法治建设,最终建设和谐社会.     

税收法定主义与我国税收立法的完善

税收法定主义被认为是现代税法最基本的原则或是最高原则。税收法定主义源于对人民权利的保护和对征税权力的限制,是现代法治原则在税法中的体现,早已为西方税法学界所推崇。我国台湾学者郑玉波将其与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的"罪刑法定主义"并举为现代法治的两大枢纽。以税收法定主义这一世界所公认的税法原则为指导来研究我国税收立法的完善,为依法治税提供立法保障,不失为一种有意义的探索。     

分税制改革的宪政转型

1994年分税制改革极大改变了当代中国的经济、政治乃至社会生态。超越财政而从宪政视角审视分税制,应从四个方面实现改革的宪政转型,即价值目标从财权转向人权,逻辑定位从分财转到分权,制度建设从法制转到法治,改革程序由民主替代集中。要实现分税制改革的完政转型,必须积极推进分税制财政体制入宪,确认地方税收立法权,建立完善的财政法律制度和健全的财政监督体系。     

消费税的功能定位与制度提升

中国现行消费税是在普遍征收增值税的基础上,仅选择部分消费品征收的一种特殊流转税。消费税应当保留组织财政收入的初始功能,注重发挥调节功能——调节收入分配、引导合理消费等,强化生态功能——促进资源的节约、环境保护。现行消费税的征税范围、适用税率、纳税环节等制度要素制约了其功能作用的有效发挥。适应新时代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深化税收制度改革的要求,消费税亟须制度提升和功能有效发挥,凸显其生态功能。完善消费税制度应落实税收法定原则,加快消费税立法;同时应注意与增值税、资源税和环境保护税的制度协调。     

中国财政分权的现实问题研究

就财政分权的实践而言,建国以来我国的财政体制改革大体上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如何在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之间合理分权,始终是我国财政体制改革的要点和难点。检验我国财政体制改革的结果,应该具体分析我国财政分权的现状,特别是利用描述性统计较为全面和详尽地分析我国自1994年至今的分税制改革之后财政分权的基本状况。改革之后,两者比重明显改变;税权过于集中于中央政府;地方财政支出增幅较大,其自给程度远低于中央;资源从预算内资金流向预算外资金;各省之间的财政差异扩大;财政分权改革仍然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     

税收中“黄宗羲定律”的剖析———基于税收伦理的角度分析

“黄宗羲定律”是在我国税收改革中是困扰千年的问题,指出它的根源,找到破解它的方法,对我国当代税收改革也具有指导意义。本文通过税收伦理的理论分析“黄宗羲定律”,引入高赛尔的协定道德理论,提出了一套解决“黄宗羲定律”的税收伦理思路,最后基于税收伦理对税收改革提出了建议。     

税收法定原则与我国税收立法完善

完善税收立法是我国落实税收法定原则从而实现法治财政的关键,通过对比我国与美国的税收立法,研究了我国税收立法权、税收立法体系和税收立法程序的现状,分析了我国现行税收立法中存在的观念误区和实践偏差。我国的税收立法都是在税制改革进程中进行的,基于税制改革变动性与税收法律相对稳定性之间的关系,本文提出完善我国税收立法的路径,以利发挥税收立法对我国税制改革的指引和推动作用。     

法治视角的社会保险费征收体制改革研究

2018年3月我国推出国税地税征收体制改革方案,明确社会保险费由国家税务机构统一征收,改革带来社会保险费征收主体、征收程序、征缴管理等方面的一系列调整变化。改革对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产生深远影响。通过法治方式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费征收体制,是国际上法治发达国家的常见做法。社会保险费作为一种准税收,涉及数亿人切身利益,以法治方式推进我国社会保险费征收体制建设很有必要,建议修改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和《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立法明确税务机构征收社会保险费的职责和征收程序,完善征收争议解决机制,设立试点劳动社会保险法庭等。     

法治精神视角下之我国财税体制改革

十八大以后,中国迈入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新的伟大征程,法治精神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财税体制的法治化自然也成了当下我国全面深化社会经济改革的核心内容之一。法治精神与财税体制的改革有其内在必然的联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税体制的改革也在不断进行中,如何在法治精神的指导下,有针对性地加快财税体制的法治化改革,应该从三个方面进行思考：夯实民主基础,强化财税公平;完善法治举措,力保财税法定;落实私权保障,加快财税反哺。     

基于生态补偿效应的我国环境税改革方向

在分析环境税的生态补偿效应基础上,梳理我国的环境税费制度实践情况。结果发现,目前我国的环境税制体系不完善,融入式环境税制影响了税收中性原则,缺少独立的环境税种,导致生态补偿导向缺失,"双重红利"效应难以实现;征管体系不健全,弱化了生态补偿效果。鉴于此,我国应明确环境税改革方向,立足国情、循序渐进地建立具备"生态补偿"理念的环境税制模式,完善环境税收征管体系,提高环境税效应,促进生态文明建设。     

重庆市房产税改革试点征税范围的合法性

重庆房产税改革试点方案主要针对高端住宅市场,其目标主要是稳定房价、调节居民财产再分配、构建税收新体系。在此背景下,房产税改革试点从实务上为这一目标提供了借鉴。对于这一方案征税范围的合法性,可以从房产税立法的演化和现有法律的规定等方面得以证成,同时在理论上论证了完善这一范围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