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命运共同体对普遍交往关系的创造性重塑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普遍交往形式与秩序的一种美好追求和向往。马克思站在生产实践的维度强调“工业的历史”与“交换的历史”的联结交互,突出生产劳动在社会交往中的基础性地位。资本全球化在扩展生产领域的基础上建立起人类之间的普遍交往,但资本逻辑主导下主体成员追求的只是自身利益,使得共同利益沦为一种特殊的“普遍利益”,并导致交往关系的普遍异化。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一种理想性普遍交往的形式与秩序,在与交往关系的互动呈现中构设出交往主体的实际感知、交往内容的差异互补以及交往主旨的价值共生,实现了对普遍交往关系的创造性重塑。     

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的三维审思：逻辑起点·现实基点·思想源点

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是在积极反思人类生存现状的基础之上，对世界未来发展形态的一种前瞻性擘画。总体观之，作为“类”存在的人的主体自觉以及马克思主义“类”思想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的逻辑基点， 现代“人类交往”方式的演进与普遍发展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的现实基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合”理念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的思想源点。逻辑起点、现实基点与思想源点共同构成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的生成之源，对其系统、深入的阐释与审思则是我们学习、领悟、实践这一伟大构想的重要环节。     

马克思文明观视域中未来共同体的生成进路及其现实启示

未来共同体的生成进路是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马克思立足文明发展的多维指向，在辩证把握个体与共同体间的关系中深入探究未来共同体生成的主要进路。在文明进步向度上，主张变革个体与共同体间的形式关联，重塑两者间的内在关系，超越抑制“自由个性”实现的异化共同体。在文明交往向度上，注重打破个体与共同体间的交往限度，推动两者间的深层互动，生成跨地域和跨文明交往的世界文明共同体。在文明样态向度上，强调消除个体与共同体间的断裂，重构个体与自然共同体、社会共同体间的一体化关联，构建凸显“类主体”的人类文明共同体。揭示出马克思文明观视域中未来共同体生成的核心指向及其现实进路，是确立起既存共同体变革方向以及建构新时代共同体文明样态的重要指引。     

道德共识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伦理建构

现代性所构筑的理性世界,以及启蒙时代以降生成的“普世伦理”,并没有为人类全体确立真正的、共同的伦理道德共识。人类是否能从“交往—实践”与“伦理—观念”的双重维度中建构起命运共同体,成为这一历史时代的“时代之问”。确立道德共识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伦理建构的基本方式,旨在协调人类复杂的交往关系。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发掘人类道德共识的利益根源,超越元伦理学中道德相对主义与道德普遍主义的论争,从“渐进道德共识”与“未来道德共识”相统一、“底线道德共识”与“终极道德共识”相一致、“自发道德共识”与“自觉道德共识”相协调、“境遇道德共识”与“一般道德共识”相适应的致思进路出发,即从时序、性质、生成状态与实践四个层面着手确立道德共识,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伦理道德层面的可能路径。     

治理视域下社区共同体建构逻辑与完善策略 ——基于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社区治理案例解读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制度,社区共同体作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延伸,对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起着重要作用.文章在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及建构主义理论基础上,结合实地社区治理案例考察,从共识、行动、结构三个维度研究了新时代治理要求下社区共同体的建构逻辑与完善策略.研究表明:社区共同体意识来自于共同体价值的认同、凝聚和引导,强调了共同体建设的责任和义务;社区共同体行动涉及共意性行动目标形成和整合效能,包括社区空间资源整合和组织整合下的合作平台搭建;社区共同体共治结构是共识达成和行动过程中社区主体间关系从树状分离向网状连接的转化.     

浅析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

哈贝马斯在哲学、社会学、政治学、传播学等领域都取得了重大成就,但是如果对其思想进行归纳的话,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这就是科学技术意识形态理论和交往行动理论。其中交往行动理论是哈贝马斯对传播学的伟大贡献之一,它不仅颠覆了传统传播学的“主体—客体”传播模式,而且成功地实现了传播关系由“公共性”到“主体间性”的转变。     

协同治理视域下的社区共同体建设研究

纵观社区治理发展历程,社区共同体建设一直是学界重要研究议题。社区共同体是在特定地域范围内,多主体广泛交往协作,形成共识性价值认同,满足多样化诉求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协同治理理论与社区共同体建设在意识—主体—关系三维度具有契合之处,为剖析共同体困境和探索共同体建设路径提供理论和方法视角。在协同治理理论视域下,社区共同体建设存在关系疏离化、自治虚置化以及社区碎片化等不足,需凝聚社区共识,推动社区赋权,强化社区“元治理”,从意识协同、主体协同以及关系协同三方面促进社区共同体建设,切实提高新时代社区治理效能。     

共享发展理念下的农村命运共同体建构

农村命运共同体是对农村伦理共同体的扬弃。当前,传统权威的肢解、乡土意识的弱化和个体的“原子化”构成农村社会转型的集中表征。社会转型严重打破了传统的聚合形式,造成了农村交往行动的无序化、组织形态的碎片化和价值观念的异质化。共享发展理念对于回应农村命运共同体的发展困境具有积极意义,它也为农村命运共同体的建构提供了新的理路。在共享发展理念的导向下,农村命运共同体的建构必须推进如下工作：在政治文化层面,推进基层协商的发展与包容文化的社会内化;在经济发展层面,确保发展的均衡性与公共服务的实效性;在基层治理层面,积极创设“合作治理”的农村发展模式。     

价值、技术与制度：社区治理共同体的三维建构

结合目前社区治理的具体实践,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建构需要遵循以“价值—技术—制度”为框架的三维逻辑,即价值、技术与制度是社区治理共同体有效建构与持续运行的关键变量,价值是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的前提要件,技术是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的关键手段,制度是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的重要保障。在价值场域方面,需要跨越“信任危机”,重塑社区治理价值共识;在组织结构方面,需要调适“条块矛盾”,重构社区治理结构形态;在制度建设方面,需要突破“行政内卷”,重建社区治理制度体系。以此实现社区“减负”和社区治理的增能提效,推动政府、社会、市场等多元主体的共建共治共享,让社区成为利益共同体、治理共同体、命运共同体。     

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交往意蕴

阐释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中蕴含的交往意蕴应当从历史、现实和理想层面出发。从交往逻辑阐释马克思共同体思想,有利于准确把握人类共同体的共同价值旨趣,有利于全面理解人类共同体发展的世界历史特征,有利于牢牢掌握人类共同体的发展方向。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始于对原始共同体的超越,保持着对虚假共同体的扬弃,向自由人联合体的跨越。在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各个历史发展阶段中,人无法摆脱交往而生产生存。研究并揭示原始共同体中的地域交往意蕴,虚假共同体中的世界交往意蕴,最终探寻人类交往逻辑的理想复归,找到推动共同体发展的逻辑密码,完成真实共同体的建构,实现人对真善美的价值追求。     

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视域下人的存在方式的拓展

人类社会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世界因互联网的产生和存在而日益变成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的复合体。人是历史性、客观性、现实性的存在物,人的存在方式主要包括生存方式、交往方式、组织方式以及思维方式。伴随着网络技术的迅猛推进,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应运而生,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等诸多方面,不断地拓展和延伸人的生存方式、交往方式、组织方式以及思维方式,深刻地变革和重塑人自身;同时,又通过衍生人类对自身的生存方式、交往方式、组织方式以及思维方式的反思来不断拓展其存在方式。必须注意的是,在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中,人的存在方式的拓展,不仅要强调人的存在的个性化,而且更应强调人的存在的整体化。     

乡村振兴背景下驻村干部的交往实践研究

包括驻村干部在内的乡村社会交往主体，通过合理的交往行为，实现普通言语理解、凝聚共同意识、建立共同规范，从而建立起合理的“生活世界”,实现国家与乡村社会的一体通畅。驻村干部扶贫实践经验显示，消除乡村社会中不和谐因素，确立有效交往的合理性基础，对巩固民族地区脱贫成果，有效衔接乡村振兴有重要作用。然而，当下驻村干部的交往实践仍存在“不信任、不理解、不支持”,刚性制度如何柔性嵌入，交往对象行为异化等问题，成为其领导和参与乡村振兴工作的阻碍。故而，需要优化驻村干部的交往方式，提高驻村干部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促进乡村社会中交往主体间的积极互动，进而凝聚乡村共识，规范乡村社会秩序，重塑乡村社会交往主体间的良性关系，以加快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高效衔接。     

“后真相”：信息交往关系的视角

就社交媒体对新闻生产构成何种影响而言,研究多集中在内容选择、模式转换与理念重塑等方面,对社交媒体引起信息需求变化及其隐喻的交往关系转变却较少关注,信息交往关系变化恰恰是社交媒体产生的主要影响。因为,新闻不仅是内容呈现,更是信息交往关系的具象化体现,蕴含着不同媒介形式下信息主体间的关系互动模式。“后真相”作为社交媒体时代新闻现象的典型体现,本质上是信息交往关系变化的彰显,对该问题的探讨需要回到这个现实语境。      

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下应用中国大健康义治原理构建人类大健康命运共同体

文章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和“真正的共同体”学说指导阐释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理论基础，用正确义利观贯穿并规范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大健康体结构，又以两体结构共存、共联、共通、共统、共汇、共守、共生、共有等纽结点为支点构建起人类命运共同体下人类大健康命运共同体矩阵结构。再应用义治原理对大健康治理普通结构进行义相关性转换以清除违义因素而得到符合义价值要求且经反证已达到义治目标的“纯义”大健康共同体矩阵结构。最后将人类命运共同体、大健康体、人类大健康命运共同体的本质特征要素(矩阵)代入“纯义”矩阵而得出各类大健康主体512个合作点位构成的对策矩阵。     

共识性伦理:工程共同体整体伦理的实践基础

工程活动的主体是工程共同体,工程伦理目标的实现要以工程共同体的整体伦理为前提.工程共同体的整体伦理要求工程共同体所有成员在工程实践过程中都能够具有较强的道德敏感性和伦理责任意识,并且通过彼此间的对话与协商能够达成伦理共识,促使工程共同体所有成员的道德实践形成一种道德的合力.交往共同体的先在性、共同体视域融合的可能性和集体意向性的现实性使工程共同体的整体伦理成为可能.     

马克思交往理论的哲学人类学内涵

国内学术界对于《１８４４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交往”概念的研究是延续了传统的哲学研究范式,即从抽象人本主义的异化逻辑来阐述其理论内涵,认为此时马克思的“交往”概念是指在资本主义生产劳动过程中“交往关系”的异化。事实上,在《１８４４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主要是从哲学人类学的思维范式出发,从自我意识、审美和共同体这三个方面阐释了“交往”概念的内涵。首先,马克思提出了自我意识是人类社会交往的基本前提这一理论观点,并指认了自我超越是人类社会交往方式发展的内在动力;其次,马克思认为审美性的交往是解决人与社会矛盾的重要途径;第三,马克思指出人类社会交往的理想目标是建立真正的共同体即自由人的联合体。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系叙事与教育践行

从关系叙事视角阐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历史合理性和逻辑自洽性。中华民族共同体产生并持续形塑于关系互动之中,它以人与人的关系互动为构成要素,以共同体的关系模式为内在结构,以中华民族的共同理解为聚合方式,究其本质是一种关系性存在。立足于主体的人,关系叙事揭示出主体是在先赋关系的规定、社会关系的互构、关系情境的交互中,逐步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其实质是对共同体成员身份关系的认同和界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教育的强力支撑,借由学校主场域发挥育人功能,即通过构建多元协同的文化育人体系,强化各民族学生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刻认知与自觉传承;通过搭建交往交流交融的关系媒介,推动各民族学生在社会关系互动中逐步内化和建构身份认同;通过创设适宜涵养共同情感与价值追求的关系情境,促进各民族学生建立稳定且自觉的情感归属。     

微博“交往理性”的现实性质疑

审视当下中国的微博交往,学界应以马克思的精神交往理论为指导来分析其“理性交往”的现实性;而哈贝马斯构想的“主体间性”和“理性共识”原则,则可以为研究者提供认知向度和理论参照.微博因其优于其他媒体的自由对话特性,正在成为当代中国重要的交往理性试验区;而存在重大冲突和非合理性的系统与生活世界、主体性与理性迷失的交往主体以及微博传播内在化的冲突等因素,共同滋生出了浮躁的微博交往行为.权力、资本以及传统文化价值观施加的深层次压力,使得初具公共领域特征的微博极可能丧失对话的功能.因此,哈贝马斯所言的交往理性能否在微博领域得到呈现,仍值得怀疑.学界需要重塑生活世界的合理性,以此建构理性交往和价值共识的社会基础.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角下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可以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功能目标、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引。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确立为根本目标,表明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对多元一体民族格局的尊重与遵循,彰显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着眼于强化中华民族整体性的功能定位,设定了以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来促进中国多民族国家建设的路径选择。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有助于构建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有助于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有助于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社会结构,从而达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根本目标。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仅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理论构建的中心,也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实践工作的指引。     

交往理论与西方主体性哲学思维方式的转换

启蒙运动以来,理性和科学成为人们心目中的理想范式,形成了以主体—客体两极图式为核心的近代西方哲学模式"笛卡尔-康德模式"。这种模式由于过分强调人的主体性,导致了物对人的统治,即"异化"现象,人与人的关系沦为物与物的关系。以哈贝马斯、胡塞尔等人为代表的现代西方哲学家通过对近代哲学思维方式和古典主体性理论的反思,提出了主体间交往理论。主体间交往理论的提出,标志着西方主体性哲学思维方式从注重主客体通约转向主体间通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