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命运共同体：通达“真正的共同体”的现实方案

“真正的共同体”是人类解放的终极形式，其最终实现必将是一个十分漫长的历史过程。为了尽可能贴近人类社会现实，早日求得“人类解放”，中国共产党极具洞见性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与“自由人联合体”虽然是两种不同性质的人类理想共同体，但却共同蕴含着“生产力的普遍发展”的根本要求、“社会关系高度和谐”的关键旨趣、“消灭现存状况的运动”的实践逻辑以及“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终极关怀。这四个维度深刻把握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人类社会现实，共同构筑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成前提和价值取向，使“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通达“真正的共同体”的现实方案。     

《共产党宣言》世界历史理论与 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

《共产党宣言》在政治宣言语境中发展和深化了世界历史理论，分析了世界历史的内在矛盾，将之展开为“双重逻辑”即资本的增殖逻辑与民族国家的权力逻辑。从当代视野看，资本逻辑与民族国家逻辑之间的对抗性，是全球混沌、世界冲突的根源之一，同时也凸显了全球治理、人类共同命运等问题的重要性。《共产党宣言》的世界历史理论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在历史和逻辑两个层面上都具有深刻统一性。从社会发展史来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历史发展到当今阶段的客观要求。而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来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世界历史理论的继承与发展。正是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和实践中，世界历史理论的当代价值得以彰显。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理论背景、生成谱系与实践建构

作为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目标的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中国为全球和平发展和文明发展擘画的新蓝图，其出场是基于全球治理体系失序、全球经济发展失衡和全球文明文化交流互鉴失范的治理困境，有着深刻的理论背景和语境。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生成与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和合”文化和以义为先的义利观、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以及中国国家治理实践有着密切关系，昭示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的现实必然性。面对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要坚定不移地通过政治、安全、发展、文明、生态等领域建设，包括坚持独立自主，秉持正确的义利观；增进政治互信和安全合作，实现美美与共；注重协调发展，完善全球治理模式等现实路径，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书写国际社会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使人类命运共同体行稳致远。     

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出场逻辑与时代价值

从现实逻辑看，“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出场顺应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浪潮，它将当今全球性难题的解决同中国时代发展的需要紧密联系起来，为国际社会贡献了“中国方案”。从理论逻辑看，它承继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汲取中国优秀传统“和”文化的精髓，凝聚着中国共产党人的集体智慧。从时代价值看，它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激发了其当代活力；它彰显了中国气派与中华文化魅力，体现出中华文明的风骨和风貌；它增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使中国的发展日益被世界所接受和认可；它建构了全球普遍交往的新范式，超越了西方国家在国际交往中的博弈思维范式。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实现人的本质的价值遵循和实践路径——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历史哲学的考察

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潜存着实现人的本质的逻辑线索及其相应的价值旨归和实践指涉,构成中国式现代化何以实现人的本质的价值遵循和实践路径。以人本逻辑战胜资本逻辑,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形态全新超越,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遵循且强化的理论价值;针对国际社会“异化”症结提供人类命运共同体现实方案,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遵循且发展的社会价值;在追求代际公平中落实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遵循且充实的历史价值。通过发展新型国际关系、深化国际组织建设、促进国际秩序转型,中国式现代化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极大地促进了人的个体本质、社会本质和“类”本质的实现和发展。     

认识论视域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哲学解读及其理论意义

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属于实践理念的范畴,其本质是“自由人联合体”理论在当代世界现实中的具体化、现实化。“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自由人联合体”理论具有价值指向上的一致性、理论逻辑的连续性和哲学方法论上的相似性。当代世界现实环境体现为两种制度的长期并存与社会主义的力量还不够强大,以及资本主义深层矛盾的逐渐暴露,和社会主义因素的不断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践理念是认识运动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是认识与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它科学地回答了“世界往何处去”的问题,彰显出中国驾驭资本逻辑的自信,回应了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面临的时代问题。
     

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逻辑演进与实践旨归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成是全球化运动的客观产物。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识及提法都由来已久,但只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实现了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逻辑提升和体系化构建,并使之成为指导中国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参与全球治理的核心概念。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在中国全球治理实践中不断由理论转化为现实,重塑了国际秩序与世界发展新态势,也使人类超越了从前各种自然性或自在性的共同体,走向一种更具开放性、自主性、建构性与自为性的新型共同体,尽可能自由自觉地把握自身命运。     

人类命运共同体对儒家“仁爱”思想的 继承和超越

儒家“仁爱”思想具有丰厚的价值底蕴，是以“亲亲”“仁民”“爱物”为逻辑展开的理念体系。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以儒家“仁爱”思想为理论渊源，汲取了“仁者爱人”的精神内核、“忠恕之道”的践行之法、“天人合一”的生态理念。同时，它作为一种崭新的理论形态，基于对现实的思考，消解并超越了儒家“仁爱”思想遗留的时代局限：调和了“等级秩序”的内在矛盾，打破了传统“天下”的固定认知，实现了“义利”的真正统一。这一继承与超越使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得到理论提升，又为社会发展提供了新模式与精神动源。     

动机·前景·理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外认知与评价

国外学者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认知与评价集中围绕生成动机、发展前景、逻辑理路三个维度展开。从生成动机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中国历史文化的遗产、现实利益的彰显、责任担当的体现以及习近平领导风格的展现;从发展前景来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或是切实可行的现实方案,或面临诸多风险和挑战,或是难以实现的理想蓝图;从逻辑理路来看,要充分发挥“一带一路”建设的示范引领作用,妥善处理好世界范围内各领域的安全问题,建立健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法律机制,提倡树立多彩、平等、包容、互鉴的文明观。总体而言,国外学者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研究视域和范围不断拓展,但也存在研究缺乏系统性和完整性、研究立场呈现二元对立的发展趋势等问题,这为我们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外研究动态提供了重要参考。     

马克思基于现实的“类本质”哲学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

马克思的类本质哲学分析了个体与类之间的内在矛盾并将其展开为"双重逻辑"。在当代社会,个体与类之间矛盾关系的展开,不仅造成国际关系的紧张,更凸显出加强国际合作、创造和谐社会的重要性。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是对马克思类本质哲学历史向度和逻辑向度的深刻把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是在历史向度中对马克思类本质哲学的继承和发展,更在逻辑向度中使类本质理论的当代价值得以升华。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类本质"理论基础思考,不仅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刻理解和把握,同时更丰富了马克思类本质哲学的时代内涵,不断开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新境界。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破解全球治理失灵难题的必由之路

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价值的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是全球性风险日益增多和全球治理日益陷入失灵困境双重压力之下的理论自觉,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全球治理理论及其实践的发展历程、宝贵经验大跨度回顾总结的科学性和创造性结论,蕴涵着广阔的历史背景、丰富的思想内涵和博大的中国智慧。其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实现对民族国家主权意识的超越,破解强权国家主权意识日益膨胀难题;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融合传统规则治理和关系治理,提升全球治理效能;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理念,以合作共赢为核心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以民族国家主权平等为基础推动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新体制的形成,为全球治理走出失灵困境提供了理论支撑和现实指引。     

基点·共识·功能：全人类共同价值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话语表达

人类命运共同体呼唤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出场。全人类共同价值因其以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为基点而更具理论生命力，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价值支撑和实现可能。全人类共同价值是符合人类文明进步的价值追求，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内核。全人类共同价值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互构互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的具有世界意义的中国话语标识性概念和中国话语表达。新时代，以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义重大。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开创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局面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习近平主席梳理近百年世界发展动态的演化逻辑,透析国际发展不平衡规律,比对今昔变化的冲击程度、波及幅度及影响力度等所作出的重要论断。明确“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提出背景、理论内涵及具体表现是我们准确把握历史方向、制定“中国之治”“全球之治”良方的基本根据。为应对当前面临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挑战和难题,中国国家领导人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开创更加开放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局面,要突破老传统,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新治理模式;打造新动能,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创新活力;进入新阶段,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历史必然性;掌握真本领,把握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科学方法论;增强新效能,发挥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优势。     

从中国之治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政治学意涵

从聚焦中国之治走向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积极围绕着新时代中国向何处去、如何行稳致远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三大政治命题作出了新的理论阐述。以人民为中心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政治学精髓与内核,其理论价值在于引领中国之治超越西方“民治、民有、民享”的政治理念及其实践,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继承和创新性发展,为破解人类共同难题、推动世界和平发展提供制度性思考和可通约性理念。把握好这一点,应依托“一带一路”建设,把中国梦与世界梦有机统一起来,并以既不“媚西”也不“复古”的姿态建设文化强国,贡献人类文明,以更宽广的马克思主义视野、更持久的大国担当来思考和把握未来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石黑一雄小说的文化侨易书写——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阈

侨易是石黑一雄文学创作的文化隐喻。在石黑一雄的侨易书写中,通过描绘英国孤儿侨居上海的身世之谜、克隆人寄宿人间的伦理之殇、不列颠和撒克逊民族间侨动的战争之灾等跨文化冲突,揭示出地理位移是造成文化变动之因,和而不同、互为彼此的间性文化交易则是消弭侨易困境的恒常之道。石黑一雄在全球故事讲述中创生的三重侨易价值维度,即和合共生身份观、义利统一伦理观、互助一体民族观,与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时代理念相契合。作为跨文化传播的生动例证,石黑一雄从他者共鸣的文化立场呼应、印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符合当代人类共同的理想设计与文化诉求。     

“人类命运共同体”语境下国际法价值理性的增进

国际法在长期的实践当中存在着价值理性弱化的困境,价值理性的趋弱使得国际社会忽视国际法在国际治理中的地位,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出世为国际法价值理性的增进带来曙光。当前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已初具影响力,国内政策报告已有初步的系统阐述,该理念在联合国决议中多次出现,表明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为国际法提供"价值指向"方面有极大的发展潜力。人类命运共同体语言系统中的诸多表述对于国际法价值理性的增进皆有启示意义,从内部形态塑造来看,该理念对于"善治"价值中的"合法性""善意遵守"皆有指导性的表述,从外部环境改良来看,该理念可与"合作"价值下的风险防范、角色定位两方面相联结。为确立具备可操作性的国际法价值理性增进路径,中国、国际组织乃至全球国家都需要扮演好相应的角色,为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指引下增进国际法的价值理性而努力。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生成的三重逻辑

2020年3月,习近平提出“打造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重大倡议。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以当前全球新冠疫情的持续蔓延为逻辑起点和初始动因。从理论逻辑审视,马克思、恩格斯的自由人联合体思想是其真理性的理论根源,中国共产党人外交实践的共同体思想是其坚实的理论依据,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共同体思想是其深厚的基因密码。从实践逻辑体悟,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四个伟大”战略部署为主线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是推动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生成的题中之义和必然结果。从现实之维考量,中国卫生健康领域的现实境遇、世界人民对卫生健康的现实诉求、全球卫生健康领域的现实矛盾是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提出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     

论以人为本的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导向

文章阐述了以人为本的深刻内涵，并从以下三个方面论述了以人为本思想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导向作用，即要把“为了人”确立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逻辑起点；要把“尊重人”确立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要求；要把“塑造人”确立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目标。     

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共产党人着眼于人类社会发展所提出的一项全球性倡议与创新性思想体系。从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来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是应对当前全球风险挑战的需要,更与世界历史从封闭、孤立走向开放、联合的规律性趋势相一致,是世界历史向更高阶段发展过程中一个可能的“过渡阶段”。在“过渡阶段”中,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种制度间关系是现阶段历史发展的焦点所在,并集中表现为两制国家间关系。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正是对两制关系内在对立性的超越,在差异性与整体性的有机统一中推动世界历史不断前进,促进社会主义蓬勃发展,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