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的不同想象与思想分野--1948年“五四”文艺节中的茅盾和沈从文

1948年5月,茅盾和沈从文同时写文章表达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评价。仔细阅读中,我们发现：茅盾和沈从文这种评价是他们不同的“五四”想象。茅盾侧重文艺工作者的任务和五四的政治意义,显示出“毛文体”“毛话语”对茅盾的潜在影响;沈从文侧重五四精神与文运的重建、五四学人与新北大人的思想探索,显示出作为思想者的沈从文的独特思考。两种不同的“五四”想象,导致他们的思想分野。1948年,是他们这种“五四”想象的最后展现。     

沈从文与“五四”新文化精神

作为镜像的“五四”新文化对沈从文的理想生命形态与人格养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沈从文的新文化观是一种动态发展观,其依据则是从“五四”时期科学理性精神与现代病理意识所衍生出来的“健康”意识。“健康的文学”观念是对“五四”时期“人的文学”观念的继承与发挥。从“健康”出发,他提出了“工具重造”与“国家重造”的观念。他始终把改造国民性、重造民族国家的重任系于文学一端,这既彰显了其纯粹不凡之处,又体现了其思想的局限性。沈从文及其创作是“五四”新文化的产儿,它们本身又构成了新文化“历史建构”的重要一环。     

沈从文的“五四”情结

沈从文不厌其烦地在各种历史情境中重申他所理解的"五四",其核心内涵是他所论述过的"文学者的态度",主要针对的是作家本身,要求他们做五四精神的继承者和守护人。他将自己的文学思想和"五四"精神做了互解,使"五四"成为自己文学思想的支撑点。这种重复性极高的"五四"言说体现了沈从文深层的心理情结,即"过去"情结、"乌托邦"情结和"复魅"情结。沈从文的"五四"情结,集中表征了沈从文的文学思想和精神世界。     

“文学者的态度”--新文学理想与沈从文的创作危机

沈从文20世纪40年代遭遇创作危机,同时不断重申以胡适为主导的五四新文学的理想和传统,这种文学主张和态度与他20世纪30年代发表的关于“差不多”问题的讨论一脉相承。沈从文关于作家主体、创作的重要性、作家与读者关系的讨论及其“回乡之行”的写作与五四新文学的理想遥相呼应,从中可见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的独特性和复杂性。     

五四时期陈独秀法律思想述论

五四时期的陈独秀顺应近代中国历史的发展趋势,完成了从民主主义法律观向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的转变。五四前期,他热衷于民主宪政建设,形成了以推崇法治、保障人权为主旨的民主主义法律观。五四后期,他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中国国情相结合,重点研究了法与经济的关系、法的阶级属性和发展归宿、中国法制建设的基本目标、国民革命与法制变革的关系等问题,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陈独秀法律思想的发展变化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揭示了中国法制建设的发展方向。     

对"五四"新文学精神的继承与发展——论周文的文艺大众化思想

“大众化”思潮在中国近现代文学中是个一以贯之的潮流，虽然左翼文学界的文艺大众化是从批判“五四”文学开始的，但作为大众化运动的领导者与实践者之一的周文在文学的根本问题与原则问题上，都继承了“五四”新文学的精神。他提出文学要面向大众，要使用“活”的语言，而且还利用自身在边区政府的领导地位，完成了公文改革，实现了“五四”未竞的事业。     

五四传统、主观精神与语言现实主义——"民族形式"论争中胡风语言观的现实主义色彩

胡风的语言观是和他的以“主观战斗精神”为核心的现实主义理论相联系的。他把语言能否反映“活的生活样相”和“活的民族现实”作为评价语言优劣的标准,坚持作家对语言取舍的主观精神,坚持语言的现实主义精神。他认为民间语言(形式)或多或少夹杂着封建意识,因此反对对民间语言的过度迷信。胡风的语言观体现了他捍卫五四文学传统的精神,体现了他对“民间形式”(语言)相当程度的警惕。     

中国新文学草创过程中的宗教投影

文章立足于文学与宗教的一般联系,探讨了“五四”时期我国文学从古典到现代的转型过程中,宗教在文学领域所留下的斑驳而又清晰可辨的投影。宗教文化参与了这一代作家的文化———心理建构,影响到他们精神个性的形成,并进而影响到他们的文学观、创作观及其创作过程。     

论五四时期陈独秀的中西文化观

陈独秀作为五四时期最具影响力的文化激进主义者 ,他的中西文化观对新文化运动发展有着内在指导意义。文章从陈独秀的文化社会整体观出发 ,考察了其中西文化观的内容 ,并对此作了分析。     

“五四”精英与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

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是由“五四”精英最早启动的，其中李大钊是先驱者，陈独秀影响力最大，李达是集大成者。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及其革命的实践，“五四”精英在传播唯物观的同时也积极探索用唯物史观分析和指导中国的革命实践，取得了积极成果。“五四”精英传播和发展唯物史观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包括必须充分认识到唯物史观在指导中国革命建设中的重要地位、把传播与发展统一起来以及结合中国实际来传播和发展等。     

革命的五四观的萌芽——五四后期陈独秀、李大钊对五四的认知

五四运动爆发后几年,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五四作出了初步的解说。他们极力凸显其政治意义,赞扬五四政治运动中“直接行动”的精神,昭示了马克思主义者把五四视作一场“革命运动”的萌芽和共产党人五四激进革命话语的产生。     

论自由主义在五四运动中的历史地位

五四运动是由激进主义和自由主义两大思潮催生的。自由主义以其特有的个性解放、独立人格、自强意识、民主觉悟的魅力 ,引导了五四新思潮 ,开启了五四新文学 ,改良了北京大学 ,造就了五四摇篮 ,并最终催化了五四爱国运动。而运动发生后 ,自由主义分子则又一直战斗在第一线。研究、肯定自由主义在五四运动中的历史地位 ,有助于我们澄清历史真实面目 ,弘扬民主精神     

关于五四运动研究的三个问题——从国共两党纪念五四运动谈起

90年来,关于五四运动的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但一些问题仍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例如五四运动领导权问题、五四诠释模式问题、五四价值的时代性问题等。五四运动是多种力量共同推动的结果,不是共产党或国民党或以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所单独发动和领导的。五四诠释中的激进主义、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话语系统之间应打破霸权之争,实现良性互动,构建开放式的多元的五四话语系统。研究历史是为现实服务的,在不同时代的不同研究者那里,五四运动具有非常不同的内涵和意义,五四研究和五四价值被赋予了个性特征和时代特征,这是正当的,但应给予必要的限制,其底线是不能有悖于历史真实。     

"五四"女性文学中的性爱意识

女性性爱意识的现代觉醒是“五四”女性主体性觉醒的一个重要内容。从向父母争取性爱权利,到审视男性世界、辨析性爱标准;从坚守禁欲的爱情观,到建立灵肉相统一的性爱观念,“五四”女性文学在发展中逐渐培养出健全的女性性爱意识。     

断裂，还是延续——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

一个文学思潮的出现，有其现实的原因从而保持其独立性，但它不可能脱离历史，它必然能在历史承续演变的时间序列中占据一个承上启下的位置。文章指出革命文学并不是“五四”文学革命的反叛者，它在精神特征方面与“五四”文学革命有着血与肉的联系，其精神特征是人的不断发现与文学作品中个人情感的流露。     

论陈独秀《文学革命论》对应用文的“革命”

陈独秀《文学革命论》中所说的“文学”,是采用了“广义文学”的概念,既包括文学之文,也包括应用之文。他谈到的文学“革命”,同样是既包括文学之文的“革命”,也包括应用之文的“革命”。他高张文学革命的大旗,不仅为中国文学开辟了一个新局面,而且首开现代应用文写作研究的先声。他在《文学革命论》中猛烈地抨击封建应用文,其目的就是要通过应用文的“革命”来推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在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之际,很有必要重温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继承和发扬五四时期应用文“革命”的精神。     

危机中的“思”革——知识分子与五四

五四作为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在很大程度上是近代知识分子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型的关键时期，它直接影响了后来知识分子的性格和发展。在此以知识分子为主体，“反思”为主线，描述近代知识分子对传统进行反思的特点，以及知识分子反思五四及反思五四对知识分子的影响。     

对“五四”新文学精神的继承与发展——论周文的文艺大众化思想

“大众化”思潮在中国近现代文学中是个一以贯之的潮流,虽然左翼文学界的文艺大众化是从批判“五四”文学开始的,但作为大众化运动的领导者与实践者之一的周文在文学的根本问题与原则问题上,都继承了“五四”新文学的精神。他提出文学要面向大众,要使用“活”的语言,而且还利用自身在边区政府的领导地位,完成了公文改革,实现了“五四”未竞的事业。     

五四反传统的实绩与难题

反传统是五四启蒙的手段。其实绩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道统的否定,即否定孔子之道在现代社会中的主导地位;二是学统的解构,即改变传统学术以儒家经学为中心,以史学、子学、文学为附庸的基本架构;三是文统的革命,即结束言文分离的局面,改变文统与封建道统的内在关联。五四反传统并没有造成中国文化传统的整体断裂,但造成一些历史难题,尤其是民族认同的难题和文化重建的难题。在肯定五四反传统的意义的同时,不应回避其留下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