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义社区与实质社区:社区的本质与分类——基于土地产权性质与城市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二维视角

在城乡分治体制下,“社区制”起初专指我国城市基层治理单元。然而,由于社区概念的泛化使用,社区的内涵与属性也趋于模糊化。基于我国土地产权性质与城市公共服务供给机制两个维度,揭示城乡社区的内涵与属性的差异,进而重构社区的分类体系,将之划分为“名义社区”与“实质社区”。这将有助于在由城乡二元结构下城乡分治体制向城乡一体化下城乡共治体制转型的新时代,构建既有共性又有特色、既统筹设计又因地制宜的城乡社区治理体系。     

新城乡空间重构与城乡融合发展

中国已进入以城市社会为主体的新发展阶段,但城乡发展不平衡的矛盾依然突出。"乡村振兴战略"提出城乡融合发展,在城乡要素合理配置、基本公共服务、基础设施融合发展等方面解决体制机制上的问题,这对克服当前城乡发展不平等具有重要意义。可运用空间社会学的新视角,结合"城市问题"和新城乡空间现象,在总结城乡空间研究新取向的基础上,分析中国城市空间扩张与城乡融合发展的空间困境。相关问题体现在城市空间扩展方面,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城乡空间结构方面,城乡二元空间问题突出,空间结构关系失调;城乡空间关系方面,城乡居民分化明显,存在空间隔离现象。应通过城乡空间结构关系调整与重构,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具体包括:变革城乡空间结构,使其由分割走向融合;激活城乡空间要素,使其从单向流动到双向自由流动;消除城乡空间界限,促进城乡居民平等化;加强城乡空间治理,确立空间新秩序。     

农村集体地权界定的治理逻辑及其路径分化——基于珠三角地区村级工业园改造的比较案例研究

农村集体地权的界定和治理是当前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的核心议题之一。本文尝试在“产权的社会视角”基础上做进一步拓展,以阐明当代中国农村集体地权界定实践的理论逻辑。通过对珠三角地区两个相邻制造业重镇推行村级工业园改造政策过程中形成的“基层村庄主导的多元化产权形式”和“地方政府主导的单一化产权形式”两种地权界定结果差异的比较案例分析,本文认为,首先,地方政府与基层村庄围绕集体土地产权界定的博弈结果受到国家治理结构和村庄社会结构的影响。在地方分权的国家治理结构下,集体地权的界定结果取决于村庄社会结构的差异并通过呼吁机制发挥作用。其次,地方政府能够通过正式制度的调整形塑村庄治理结构,由此强化或削弱基层村庄的集体行动能力,最终对集体地权界定结果产生持续性的影响。最后,在城乡融合发展的政策背景下,东部发达地区应该更加尊重村集体和村民的土地权益,积极探索地方政府与村集体合作开展土地开发的新机制。     

改革城乡二元土地流转制度 完善农村土地产权保护机制

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法律认定为自发的农地制度创新奠定了法律基础。目前的承包制并没有满足农民对土地产权制度稳定的诉求，因此，改革城乡二元土地流转制度，建立规范的农地产权制度，转变基层集体组织职能，理顺集体所有权与承包经营权的关系，引入市场机制，合理有效配置土地资源．完善农村土地产权的保护机制是农民走向解放的关键一步。     

产权秩序转型:农村集体土地纠纷的一个宏观解释北大核心CSSCI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农村土地纠纷急剧增多。有关此问题的解释,学界普遍存在着"特定纠纷类型—特定原因"的解释倾向,而缺少关于农村土地纠纷何以大规模爆发的宏观性、整体性理解,基于此,本文尝试提出"土地产权秩序转型"这一宏观解释框架。"土地产权秩序"意指一个社会中土地产权制度与其形塑下出现的稳态、有序的土地产权行为及其观念;一个社会中人们对于土地的理解主要存在着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三重意义和价值维度,不同的土地产权属性对应着不同的土地产权秩序。当前我国农村正在经历着以政治产权属性为基础的土地产权秩序向以经济产权属性为基础的土地产权秩序的转型,这种转型带来了农村两种土地产权属性的并存与对垒,是当前农村土地纠纷大规模爆发的深层次原因。     

从“政社合作”到“互嵌式共治”:社区治理结构转型的无锡实践及其反思

对国家—社会间此消彼长关系的理论预设与国家—社会间互嵌共生的经验事实之间往往存在一种内在的冲突。与西方国家—社会关系理论视域下的"政社合作"相比,当代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结构转型中的国家—社会关系是否也必然存在此消彼长的变动?亦或形成了新的关系形态?基于无锡市社区治理创新的实践经验,考察了基层社会治理转型中国家—社会的关系特征。地方实践中的国家—社会关系并未像西方理论表述的那样截然分离并形构此消彼长的力学关系,而是在互动中复杂勾连。二者相互形塑、相互嵌入、相互赋予发展动力,由此迈向了一种与"政社合作"不同的社区治理形态——"互嵌式共治"。     

超大社区衍生的空间风险与治理逻辑——以合肥市北城新区世纪城为例

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而超大社区不仅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在空间形态上的生动例证,同时也是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面临风险挑战的特殊场域。基于合肥市北城新区世纪城的实地研究发现,多方协作下的“快速城镇化”与“住房产权差异”凸显超大社区空间压缩型风险;权利分化下的“塔西佗陷阱”与“非对称权责”导致超大社区空间博弈型风险;社群分异下的“文化堕距”与“本体性危机”加剧超大社区空间区隔型风险。鉴于此,应当立足治理场景、治理方式与治理价值的新变化,化解超大社区衍生的多重空间风险,促使我国城乡社区治理体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更加成熟定型、治理能力更为精准全面。     

农村工业化路径与社会分化形态的关联分析——基于集体土地产权实践的区域比较

基于分化结构、阶层关系与分化性质等三个维度将具有代表性的浙江民营经济、苏南集体经济与珠三角"三来一补"外资经济的三种工业化路径下的村庄社会分化形态分为三种类型.之所以不同的工业化路径会形塑出差异的农民分化形态,在于集体土地产权实践模式,即所有权主体、土地开发模式以及土地收益分配方式对农民的收入结构产生了关键作用,进而影...     

治理理论下的城市社区多元共治模式的建构——“城中村”社区治理体制研究

“城中村”是我国农村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一种特殊现象。当前“城中村”社区在治理体制、土地产权关系、人口结构和经济结构等方面存在“失灵”现象。基于治理理论,“城中村”改制工作的关键是彻底改造原有的城乡二元管理体制为多元共治的治理模式,使“城中村”社区的发展与城市的整体发展相匹配,形成同步发展、良性互动的状态。     

产权经济学视角下我国农村土地产权结构问题研究

随着经济体制的转型,我国城乡经济发展进入新的阶段,农村土地制度存在的矛盾也不断显露出来,继续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成了理论界讨论的热点问题。过去那种把改革重点放在农村土地所有制上(绝对公有或绝对私有)的传统思路很难使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走出困境。目前我国土地产权结构上主要存在三个问题:农村土地产权在政府、集体和农户之间分割配置不合理;农村土地产权主体不明、产权关系界定不清晰;农村土地产权结构难以根据社会经济发展进行动态优化。在新的发展阶段,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应该根据现代产权经济学理论的新发展,从抽象地规定土地所有制转向具体地分割和配置农村土地产权,设计最优的产权结构,主要包括四个步骤:第一,实施农村土地的产权分割。即确立国家和农户作为农村土地的产权主体,并在它们之间详细分割土地产权,明确"所有者保留的产权束"和"使用者可获得的产权束"。第二,实施农村土地的产权流转。即在不改变土地用途的前提下,停止农村土地不定期的行政性调整方式,建立起农户之间土地使用权市场化、常态化的流转制度和机制。第三,实施农村土地的产权交易。即在明确土地产权关系的基础上,按照国家对土地的总体规划和调控目标,实现城乡之间、农用地与非农用地之间市场化的土地产权交易,消除城乡二元土地制度。第四,促进农村土地的产权组合。即在明确农户土地产权和农户自愿的基础上,进行土地产权的组合,重建新型集体经济组织,引导农户走合作化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