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的格律》:中国现代诗学的双重意义

在1926年4月创刊的《晨报副刊.诗镌》上,闻一多著名的论文《诗的格律》的发表是中国诗学界非常重要的,标志性的理论事件。《诗的格律》的发表在中国诗学界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闻一多从理论和创作两个角度将新诗从爆破推向建设,为新诗开辟第二纪元;另一方面,我们也注意到,从此时起,一种被称为“诗体解放与诗体变革”、“自由与格律消长”的中国诗学理论的主要格局,悄然成为注定的理论模式出现,它深远地影响和牵扯了中国现代诗学大部分的视线和精力,深刻地左右和制约着中国现代诗学建立的思维路径、创作的走向以及理论的品质。     

闻一多、徐志摩诗律论比较

新月诗派是新诗史上第一个新格律诗派,同为新月诗派的闻一多和徐志摩却有着不同的诗律论。闻一多追求的是音尺连续排列形式,其新格律诗可称为韵律的诗;徐志摩追求的是意顿对应排列形式,其新格律诗可称为旋律的诗。两种诗律形式各有优势,体现的是新诗的两种节奏体系,可以平行发展。     

戴望舒诗作的语言策略

现代派诗人戴望舒以九十二首诗作卓然立于新诗史中，有他多方面的成功，也有他的发展过程。他的诗艺发展，按卞之琳的划分，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最初写诗，多少可以说，是对徐志摩、闻一多等诗风的一种反响。他这种诗倾向于把侧重西方诗风的吸取倒转过来为侧重中国古诗风的继承。”第二个时期（即中期）以《我的记忆》这首诗为变革先导，“发出了一种与众不同的声调，个人独具的风格，而又是名副其实的‘现代’的风味。”第三个时期（即后期）转折点在他最后一个诗集《灾难的岁月》，“陆续产生的诗篇是自由体和近于格律体并用，试图协调…     

追求艺术美的极致——闻一多诗美主张发展论

坚持“以美为艺术核心”和“主张纯艺术的艺术”的闻一多 ,认为“艺术的目的是要达到‘纯形’的境地”。在经过孜孜不倦的求索和跋涉后 ,认为要“赤身空拳打出招牌”就“非挑衅不可”的他终于写出了《诗的格律》等文艺评论文章 ,完整地提出了诗之“三美”的格律化主张。闻一多坚信“自然的不都是美的 ,美不是现成的”和“美的灵魂若不附丽于美的形体 ,便失去他的美了” ,因此 ,他强调“做”诗 ,主张诗“越是带着脚镣跳舞才跳得痛快 ,跳得好” ,并认为真正的诗家 ,作诗要如“韩信囊沙背水 ,邓艾缒兵入蜀 ,偏要从险处见奇”。虽然如此 ,但闻一多并不否认文学应该贴近生活 ,他说 :“文学是生命的表现”、“文学的宫殿必须建在生命的基石上”。强调“艺术的真源”是“伟大的同情心” ,因此 ,诗人就“应该是一张留声机的片子 ,钢针一碰着他就响”。他的诗作 ,也无不实践着他的主张 ,或色彩浓丽 ,或风格沉劲 ,或感情愤激 ,或心理细腻 ,均因体现着“三美”的特征而达到了艺术美的极致     

论王夫之诗乐合一论的美学意义——兼评王夫之诗论研究中的一种偏颇

近年来王夫之诗论研究普遍出现了偏于其情景关系的倾向。在认真阅读了王夫之的有关诗论以后,笔者认为“诗乐之理一”也是王夫之诗歌理论的基本观点之一。他将诗与乐的关系明确表述为:“乐与诗相为体用者也”、“诗与乐相为表里”。乐为“体”、为“里”,诗为“用”、为“表”,王夫之如此强调诗歌与音乐的内在联系,把音乐视为诗歌的本质,这不能不引起我们极大的关注。在“明于乐者,可以论诗”口号的指引下,王夫之的诗歌理论出现了与传统言志观诗论大异其趣的三种变化。其一,以形式融化内容;诗的整体结构(即形式)上升为诗的本体。其二,以内在转化外在;诗的内在节奏统一外在声韵格律。其三,以时间率领空间;诗的节奏串连诗的意象。王夫之的这些新观念是对中国古典诗歌的高度理论总结,也是对诗歌审美派理论的发展,更是对前后七子格调说与诗法论的纠正。     

《庄子》——绝妙的诗

《庄子》是散文,同时也是诗。王国维先生早就指出:《庄子》具有“诗歌的原质”,“即谓之散文诗,无不可也”(《屈子文学之精神》)。闻一多先生在他的《庄子》(收入《古典新义》,见《闻一多全集》第二卷)一文中,以其诗人的敏感和体验,更把它说成“绝妙的诗”。这些论断,都是十分正确而精辟的。     

试论新诗的格律——兼与刘再复、楼肇明同志商榷

关于新诗格律的问题,差不多在新诗登上历史舞台的同时,就有着不同意见的争论。诗人闻一多和何其芳,都曾对新诗的格律问题进行过有益的探索。可是,去年《社会科学战线》第三期刊载的刘再复、楼肇明同志《关于新诗艺术形式问题的质疑》一文却认为:“闻一多先生和何其芳同志的探索,未能在艺术上获得成功”,奉劝人们“不必一定要重蹈他们的足印”,不赞成继续进行探索。我认为这个意见是需要商榷的。从诗歌发展的历史来看,一种体裁的     

钟摆:新诗艺术之发展轨迹

回顾新诗艺术的发展轨迹,会看到十分明显的“钟摆”形态。这种反复摆动的发展轨迹,从“外形式”角度看,新诗是从格律体到自由体,再从朗诵诗到新民歌;从“内形式”角度看,新诗是从白话诗到象征诗,再从意象化到形象化;而从内容角度看,新诗则从抒情小诗到现代史诗,再从讽刺诗到哲理诗。“钟摆”的形态,意味着新诗处于文体的草创阶段。由于草创期没有确定的文体规范,诗人就在诗感、诗观与诗运三个层面进行探索,寻找最佳的艺术表现样式。     

试论元杂剧的演述形式

本文在王国维指出戏曲是 “代言体” 的基础上， 进一步探讨元杂剧的演述形式。文章认为， 元杂剧大体上有六种主要的演述形式： 第一， 人物现身自述和一人主唱的形式； 第二， 借助曲白进行交流和交锋的 “对话”形式； 第三， “既做巫婆又做鬼” 的形式； 第四， “散点透视” 的演述形式； 第五， 在剧情内外游动的形式； 第六， 舞台内外互相呼应的形式。这六种演述形式是元人为了满足演述生命意识的需要和广大民众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娱乐需求而创造出来的。这六种演述形式的综合运用， 体现了元人关于戏曲的审美理想和审美情趣： 把体验、表现和再现熔为一炉， 把观众与 “戏” 之间的审美距离调节在若即若离、不即不离的状态， 把“戏”与现实生活的距离调控到非实非虚、非有非无的境界。因而， 元杂剧是临界 “戏” 与 “非戏”之间的一种最 “自然” 的艺术形态     

闻一多的"诗缘情"论

闻一多批判地继承了古代“诗缘情”理论,指出人类的一切情感都是诗歌表现的范围,认为“哀艳”是诗歌情感的基调。他对“情”进行层级分析,指出不包含理性判断的男女之情是诗歌中最高最真的情感。闻一多反对专凭灵感作诗,主张在创作中“节情”。把文学当成神圣的理想和事业用心经营是闻一多“诗缘情”理论的基础。闻一多的“诗缘情”为新诗向诗的回归指出了一条道路,是我国现代诗论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我国古代文论向现代转化的一次成功实践。     

闻一多和胡适诗学的差异与贡献比较

闻一多和胡适相同者,仅只作为文学载体的白话入诗,针对旧诗格律的新诗追求.他们更多者则是差异,如对诗之语言俗雅,对诗之节奏,对诗之外在形式要求等均不相同.闻一多的音乐美和建筑美貌似各自独立,却合二为一构成辩证统一关系,即音乐美必然导致建筑美,建筑美则更加音乐美.胡适所尊崇的诗之自然音节和诗体大解放,也存在互为因果关系.强调自然音节就势必导致诗之散文化,进而导致诗体大解放.胡适诗论诗作的历史贡献具有划时代和里程碑价值,但闻一多的诗论更是诗歌历史发展和要求的必然.虽然从整体看闻一多诗作有诸多不完美之处,但相对胡适绝大多数不完美诗作,显然更是超越.     

闻一多的爱国诗与韩国文化

闻一多的爱国诗，都写于本世纪20年代，有些写于留学美国期间，有的则写于“五卅”运动中。早在“五四”运动时，闻一多就是这一爱国运动的积极分子。后来他在赴美留学期间，在那儿耳闻目睹甚至亲身经历过不少美国白人歧视和欺压中国人的现象，这更激发了他的爱国热情。1925年5月回国以后，在祖国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的激励下，他写了许多爱国诗，参加现实的斗争。他在发表这些诗时还专门申明：“这些是历年旅外因受尽帝国主义的闲气而喊出的不平的呼声”，发表它们“是希望他们可以在同胞中激起一些敌忾，把激昂的民气变得更加激昂”，这是…     

观诗、用诗与说诗——先秦时期文学接受的三种方式

本文对先秦时期流行的“观诗”、“用诗”和“说诗”三种文学接受方式进行了考察。文章认为，“观诗”虽然有明确的社会政治的接受取向，但已包含有审美鉴赏的因素；“用诗”尽管也要服从政治外交等实用功利的目的，但却赋予接受者对作品进行能动的再创造的权力；“说诗”则强调接受者在理解和阐释活动中主体意识的介入和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观诗”、“用诗”和“说诗”这三种文学接受方式昭示了先秦文学接受理论的早熟。     

百年新诗声音探索中的艺术问题

百年新诗在韵律要求上经历了对旧格律的松绑、新诗格律的绷紧、自由诗再松绑的过程,而今又在呼吁声音探索上的可能性。诗歌有别于散文的文体特征是历史形成的,从最古老的诗到现代的自由诗都共享着基本的韵律手段与耦合形式特征,它们本质上是反概念的表意手段。但中国现代诗人的新诗格律探索在认知与实践上并不一致,由于无法从艺术符号角度把握节奏等韵律要素的表意功能,以致步入形式主义的死胡同：如音、义分离,以“形”害“义”,等等。当代诗歌基本放弃新诗格律,回归形式与内容合一的语言艺术原则,恢复声音要素在艺术符号创造中的潜能,致力于声音语象的探索。     

新诗形式三题

最近,一些谈诗的文章认为:诗的散文化不仅是合理的,是“历史的必然”,而且是诗的“散文美”的表现;提倡格律和现代格律诗,是“缘木求鱼”、“划地为牢”,搞“形式纪律性”和“统制政策”;“整齐”、“押韵”、“能唱”——诗的“音乐美”已经是陈旧、落后的“传统观念”,成了不合身材而应予弃置的旧衣服了。等等,等等。 事情果真如此吗?     

“兴”与“隐喻”──中西诗学审美追求比较

“兴”与“隐喻”──中西诗学审美追求比较［新加坡］王力坚闻一多说：“《易》中的象与《诗》中的兴……本是一回事．所以后世批评家也称《诗》中的兴为‘兴象’。西洋人所谓意象、象征．都是同类的东西，而用中国术语说来．实在都是隐。”（闻一多《说鱼》．《闻一多全...     

闻一多的诗歌文化精神论——从诗人的文化价值取向谈起

多少年来,就闻一多新诗创作的研究已有了相当深入的水平,尤其《死水》、《红烛》两个诗集思想和艺术的分析。甚至诗人文学深层的影响方面,也有较为细致的论述。以闻一多的诗歌写作为对象,不孤立地论其诗和诗论的本身,而力求从一个较大的文化语境里,辨析闻一多在写诗、论诗、研究诗的过程中,呈现出一系列的思想、艺术、方法的悖论现象:纯美的诗与新格律的诗论;唯美的形式与意义的内容;贵族化的生活品位与平民化的人生追求;维多利亚的诗情与泱泱诗国的典雅繁缛等等。诗人创作的矛盾,也是诗人人格的矛盾。简单地将闻一多定为浪漫主义的,还是现代主义、现实主义的诗人,难以准确地把握其本质。如同闻一多作为诗人、学者、战士的人生丰富经历,所负载的社会角色一样,不是某一个角度可以说明清楚的。选取文化的多元视角,侧重闻一多诗歌写作的文化价值取向,辨析这些现象形成的内在缘由,或许能够获得一些关于诗人的新认识     

闻一多“效率”与“价值”相统一的文艺批评观的演变和形成

闻一多在一九四三年发表了《诗与批评》一文,明确地提出“效率”与“价值”相统一的文艺批评观。所谓“效率”,即艺术效果,着重文艺的美感享受、语言魅力等;所谓“价值”,即指文艺的认识、教育功能,宣传作用等。闻一多一方面批评苏联的某些作品“只是宣传品而不是诗”;另一方面又批评中国当时的文艺现状“一般都只讲求效率,而忽视了价值”。他大声疾呼,“诗是社会的产物,若不是于社会有用的工具,社会是不要他的。”认为单独的价值论或是     

美丽的毁灭──闻一多的死亡意识

闻一多笔下的死，首先是一种生命的完成，带有鲜明的目的论意义。《红烛》可以作为这种思想的代表。闻一多把红烛分为“躯体”和“灵魂”，“是谁制的蜡──给你躯体？／是谁点的火──点着灵魂？”躯体存在的意义是为了烧出灵魂，否则，躯体就是灵魂的监狱。“烧罢！烧罢！／烧破世人底梦，烧沸世人底血──／也救出他们的灵魂，／也捣破他们的监狱！”所以说，“匠人造了你，／原是为烧的”。烧的结果是“培出慰藉底花儿／结成快乐底果子！”闻一多明确地总结道：“灰心流泪你的果，／创造光明你的因。”这里，红烛自身的死亡与外在世界的…     

作为诗评人的闻一多

如果没有在新诗由“破格”到“创格”的转折点上出现闻一多，我们的新诗“创格”时间表也许会改写。人们一般习惯地将闻一多的创格理论仅仅理解为现代格律诗理论，这其实是一种对闻一多的狭窄化把握。基于倡导“建立新体中国诗”，闻一多对许多诗学范畴均有所开拓，这些开拓对于自由诗的美学建设同样也是一份丰厚的学术资源。第一，格律诗与自由诗。在新诗发展史上，闻一多并非第一位提出现代格律诗理论的人。陆志韦以降，有好几位诗人都是此一领域的先觉、先行者。然而闻一多却是系统、完善、深入、具体地提出现代格律诗理论的第一人。再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