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百年农村土地政策制度改革研究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以毛泽东、邓小平、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不同时期提出了“平均分配土地”“土地集体公有”“分田包干”“三权分置”等农村土地思想,推动了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和不断完善,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土地理论解决中国农村土地问题的重大理论创新,具有以保障农民权益为目标、以继承和发展为动力、以建立和坚持农村土地公有制生产关系为原则三大特点。毛泽东农村土地思想破解了中国自春秋战国以来因土地兼并而导致土地过度集中的难题;邓小平“分田包干”土地思想解决了生产队时期存在的激励机制和监督机制不足两大问题,充分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习近平“三权分置”土地思想破解了小农经济困境,推动了规模农业经济发展。     

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土地流转模式研究

当前新农村建设与城镇化进程中存在一些结构性问题, 如“土地与人口”“土地与收益”“土地与城镇化”“土地与‘家’在何处”等关系问题。在各地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丰富实践中,广东“叶屋模式”与山东“东斟灌模式”具有制度创新的比较意义。广东叶屋村的土地整合,基本是一个土地重新分配、调整和置换的过程,是由村民自主发动、自主协商、自主整合的自治实践,是基于反复协商讨论、民主决策之上重新组织化的自我行为。而山东寿光东斟灌村,以蔬菜大棚种植为主导型产业,以土地股份合作社的土地入股制度为核心,加之果蔬合作社、资金合作社一体联动,走出一条合作化规模农业发展之路。二者反映出一条共同规律：土地制度仍是新农村建设中的核心制度,土地仍是城镇化进程中最后的保障制度。　未来,要在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大视角下,推动城乡一体进步的“一体化制度安排”,必须思考以下问题及其所催生的制度性变革：农业现代化与当地城镇化、城市国有土地与农村集体土地、农民-农民工-市民三个方面的“一体化制度安排”。     

论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完善及相关制度建设

本文以《农村土地承包法》〔1〕存在的缺陷为切入点,以土地利用制度的价值追求———公平和效率的统一为向标,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进一步完善进行了探讨,提出了农村土地“三田制”的构想;并考虑到土地利用权利安排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就三个密切相关的制度建设:改革农地征用制度、建立农地登记制度、建立农地融资制度进行了思索。     

我国封建社会土地法律制度演替及当代启示

土地是封建社会农业生产的基础。我国封建统治者非常重视土地法律制度的建设,形成了限田制、占田制、均田制等土地制度,而且对土地买卖也制定了相应的法律规定。通过系统梳理自秦统一后封建社会土地法律制度的演替过程,分析其特征,认为封建社会存在国家、地主和自耕农三种土地所有制且互相转化,“均田”“限田”与“兼并”在整个封建社会循环往复;不触及封建社会土地制度根本的改革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矛盾,但往往以失败而告终。当前我国土地制度改革应当兼顾公平与效率,统筹土地多功能特性及其优先顺序,防止过度资本化挤占土地的生产、生态和社会保障等基本功能。     

农地流转制度创新的逻辑与步骤

农地规模经营需克服土地细碎化,这以农地流转制度创新为前提。自发土地流转难以克服土地细碎化,“行政干预市场”又损害了弱势农民自主交易权利,这启示制度创新需在满足保障农户自主交易前提下供给低成本整合细碎化土地产权的机制。皖中宣州县经验表明可行的制度创新步骤是：首先建立农地所有权、承包权和使用权“三权分离”新制度,重构土地集体所有制;其次建立自下而上的农地流转组织和规范体系,形成“农户主体、村社中介”的农地流转新模式。我国完全可以利用集体所有制优势,创新农地流转制度,克服东亚小农国家共同面临的土地细碎化问题。     

唐五代“屯田”与“营田”的关系辨析

在唐五代,“屯田”和“营田”是封建土地制度中两项重要内容。对于它们之间的关系,史学界长期争议不决。本文以丰富翔实的史料,分阶段理清了两者的关系,认为在唐前期,“营田”泛指经营土地,“屯田”是一种特殊的官营土地制度。唐后期至五代,出现户部营田务管领的营田,乃是与屯田并行的另一种官田系统。文章还否定了唐后期屯田转化为营田的说法。     

马克思产权理论视域下我国农地制度的历史嬗变与展望

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来,以马克思产权理论为指导,围绕不同时期的历史任务和改革目标,先后形成了土地产权高度集中的土地农民所有制与土地集体所有制、所有权与承包经营权初步分离的土地承包经营制以及进一步放活经营权的土地“三权分置”制。在不同阶段土地制度的嬗变过程中,交织了党对不同时期社会、政治、民生问题的现实考量与党在改革实践中对于马克思产权理论的创新运用和丰富发展,也蕴含了党带领人民群众解决中国农民土地问题的历史逻辑与实践逻辑。基于马克思产权理论分析我国农地制度的历史变迁,有助于深化对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思考。汲取马克思土地产权理论中的精神力量,探寻中国土地制度改革中的实践规律,为新时代农地“三权分置”制度改革提供经验指导,明确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土地制度改革的发展逻辑。     

我国农村土地“以租代征”问题探析

“以租代征”是一类新出现的隐蔽性很强的农村土地违法行为。“以租代征”产生的原因较为复杂,“以租代征”的泛滥不仅导致统计失真、弱化宏观调控等,而且造成国土资产流失、扰乱土地秩序、损害农民权益、影响社会稳定。解决“以租代征”必须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改革政绩考核制度;完善土地利用规划,健全土地利用机制;强化土地执法的力度,深化土地管理制度与执法体制改革;推进土地征收制度变革,建立公平的农地征收补偿制度。     

土地“三权分置”改革与重建土地个人所有制

农民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土地私有制是对地主不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土地私有制的否定,土地“三权分置”改革的制度安排为重建土地个人所有制提供了制度条件。重建土地个人所有制是对农民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土地私有制的否定之否定。重建土地个人所有制存在制度层面和操作层面上的条件,需要通过深化制度变革的方式解决。重建土地个人所有制具有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实现农民共享改革开放发展成果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和意义。     

必须破除农民进城的制度化限制因素

当前我国“三农”问题的根源主要在于制度缺陷。其主要表现就是以土地集体所有制为代表的经济制度和以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为代表的社会制度。按照城乡统筹发展的要求,通过城市化解决“三农”问题,首先必须打破制度藩篱,消除制度障碍。     

中国小农制的变态与发展现代农业的背离

我国自进入清代中叶以后人地比率逐渐下降至"率计一岁一人之食,约得四亩"的维生型小农经济临界点,标志着传统小农制的破产和趋于衰亡。新中国成立后的大半个世纪,由于长期实行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一直隐含着"集体成员权平等"和"土地产权虚置"的制度性缺陷,结果使明清以后出现的"地权分散化"和"耕地细碎化"趋势更加凸现,最终导致几亿农民在高强度劳动投入和过密型种植模式下出现了土地报酬递减和边际收益下降的现象。因此,我国下一步如何实现小农制与现代农业的有效衔接已成为理论界和政府部门亟待深入研究的一个重大实践课题。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动力分析 ———论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变革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动力来自于农民非农化的需求,来自于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拉力,也来自于农业产业化的驱动。然而这些力量发挥的基础在于农民对土地的支配权利。目前“集体所有、农户经营”的土地制度,由于农民土地产权不完整,不仅使得农村土地难以流转从而限制了农业资源的有效配置,也阻碍了现代农业制度的建立和农村合作组织的发展。文章认为,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其改革方向是废除目前的集体所有形式,还权利于农民,这是符合农民需要、收益最显著而成本相对最小的制度变革途径,是农村进一步发展的动力基础。     

建国以来农村土地制度的历史变迁

土地制度是我国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内生变量,其作用至关重要。建国以来我国农村土地制度的创新和发展走过了一条曲折复杂的道路,经历了四次重大变革。历史经验表明:农村土地制度变革必须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必须确保农村社会稳定。     

澳门土地制度改变及其影响与纱纸契合法性问题

澳门基本法第七条规定,澳门境内的土地和自然资源,除在澳门特区成立前已依法确认的私有土地外,属于国家所有。土地制度的改变、土地所有权的改变,除了涉及澳门土地所属问题,还涉及澳门特区的成立和基本法的实施对澳门原有法律制度和司法程序的影响。具代表性的案例是去年澳门特区终审法院就观音堂地段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的民事诉讼案所作出的裁决:在特区成立前未获依法确认为私有的土地,特区成立后就成为国家所有,也不能通过司法裁判确认这些土地的所有权或利用权为私有,无论有关诉讼是在特区成立之前还是之后提起的。也就是说,澳门从此再也不会有新的私人业权土地了,连"和平占有"也不能了。土地制度改变所带来的影响,可从上述观音堂地段的官司反映出来,未来可能还涉及棘手的离岛土地"纱纸契"的法律地位问题。本文以终审法院的有关裁决为例,进而讨论土地制度的改变对于土地"纱纸契"问题的影响。     

农地股份合作制发展缓慢的原因分析及对策

农地股份合作制经过近十年的发展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近些年发展速度缓慢。分析其原因,关键在于未做到因地制宜,股份合作组织形式定位不清,政企不分,股份合作偏重收益分配、忽视产权制度建设,并且缺乏有力的法律保障。为加快农地股份合作制的发展提出建议,即明确产权组织形式、转换经营机制,深化制度改革,加快立法进程等。     

关于农村税改试点中的交易费用转移、风险承担问题的研究

税费改革试点方案的主要措施体现为"废费改税"、"摊丁入亩"、"定额征收"三条。其核心是要通过国家的转移支付,来解决农村财政问题。税改方案改变了农户决策的约束条件,影响了农村经济的微观基础。参照农业租约理论可以发现:"废费改税"取消基层的税费征收权,将导致交易费用的转移;"定额征收"对农户风险承担状况的影响甚微;"摊丁入亩"、"定额征收"的原则强化了农户的参与约束以及激励相容约束。农村土地使用权转让、劳动力流动方面的矛盾,必将因为税改而激化。因此,试点中的方案,作为孤立的财税改革政策,需要在多方面配套和完善。     

论中国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制度改革

中国农村土地法律制度改革问题是目前经济法学界争论的一个热点、难点问题,学者们提出了多种改革思路,有集体化、私有化、国有化改造等。中国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存在符合公平原则但不符合效率原则,私有化改造弊端较多,并非中国农村土地法律制度的最佳选择。土地国有、农民永久承包经营的土地制度在保留土地公有制的前提下,避免了集体化改造和私有化改造的各种弊端,是各种改革方案中的最佳选择。     

我国土地宏观调控存在的法律问题及对策

针对人多地少的国情,我国在对土地资源进行调节与配置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法律上的问题:土地调控法律体系不完善,尤其是土地整理和土地规划方面的法律地位不高,没有独立成法,而且在对土地整理的过程中缺乏一定的民主性,许多地方的规划程序都流于形式,没有实际的可操作性,这就使得规划部门的诚信在老百姓眼里大打折扣.这些问题都需要得到及时而有效的解决,首先,应该强化对土地调控的认识及其重要性;其次,要将责任“落实到位”;然后,要加强监管,建立各部门联合执法办公室,在监督别人的同时也能做到互相监督;最后,加强法制建设,完善我国的法律体制.     

井田制与贡、助、彻

井田制是夏商周时期将土地划为方块田并定期进行分配的田制形式.它由天子、诸侯、卿大夫、士、村社成员多层次复合所有.在赋役制度上,夏行贡法,商贡助兼用,周行贡、助、彻.无论井田制还是贡、助、彻,都不是静止不变的,不但各自有制度变迁,相互之间还有制度关联.     

略论20世纪二三十年代华北农村土地问题对农民生活的影响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华北农村,土地分配不均衡对农民的生活有着重大的影响。无论是生产还是生活,缺乏土地的农户都处于不利的一面。他们不得不因土地的不足而忍受着人力物力的浪费,入不敷出的局面迫使他们虽然节衣缩食、粜细籴粗却还是经常面临举债度日的困境,衣食住宅等生活水平的差异更是土地不足带给他们的长期苦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