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科学共识的起源与本质

IPCC代表的气候科学共识已经成为当代国际气候政治的科学基础,对国际气候变化的政治和经济谈判产生了重大影响。气候科学共识的起源和形成是科学、政治、环境运动和媒体等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而不是在气候科学共同体内自发形成的。IPCC成立之后,每一次IPCC报告被广泛认为是气候科学共识的代表,但是,IPCC代表的所谓气候科学共识实际上是科学因素和政治因素之间、甚至是政治因素之间斗争、平衡或妥协的结果,其本质是政治共识,而非真正的科学共识。我们既要认识到IPCC气候变化共识的"非科学性"会阻碍气候科学的发展,也要认识到IPCC气候变化共识的政治性对我国气候政治和科学研究提出了挑战。     

气候变化伦理研究评述

气候变化日益成为国际社会的一个热门话题.关于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国际辩论经历了一个从科学、经济学和政治学争论到伦理争论的历程.气候变化是一个典型的"全球伦理问题",气候变化伦理问题的关键是利益冲突.要解决"缓解"和"适应"气候变化、碳排量分配的合理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空间及其补偿等一系列问题,必须要对气候公正原则、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等问题获得共识.     

国际气候治理的制度分析

气候变化是21世纪人类社会前所未有的地缘政治与经济议题,它将改写有关和平、发展与繁荣的全球方程,应对气候变化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行动。当前,在国际气候治理的制度化趋势日益明显的背景之下,全球气候变化的严峻形势已经对国际气候制度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由于气候制度本身存在诸多的＂先天缺陷＂,导致推动气候制度改革与气候治理深化的过程异常艰难。针对当前气候治理现实与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在全面分析影响气候制度建设的国际环境因素之后,对推进未来国际气候制度的发展提出若干建议,这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当前欧盟应对气候变化政策新动向

欧盟在应对气候变化挑战方面一直非常活跃,不仅在内部提出一系列应对政策,而且在国际气候谈判领域寻求扮演领导者角色。气候变化议题也是欧盟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重要内容。本文重点结合2013年欧盟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发布的《气候变化适应战略》及其配套文件《发展气候适应战略指导方针》的核心内涵,对其新近表述的相关立场及其政策含义进行解读。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欧盟在华沙气候大会的政策立场及力推所谓"平衡的一揽子协议"谈判进程,并评估了欧盟气候变化政策新动向:放宽自身责任要求向后退缩的特点明显,但又与其他发达经济体不同。本文在最后简要指出了其对中国气候政策的基本含义。     

人权保护与气候变化——基于环境正义与人权义务的理论考察

全球气候变暖给人类社会生活安排造成了巨大冲击。合作减排以应对气候变化成为国际气候谈判的核心议程。由于根本哈根气候大会取得的成果有限,全球气候谈判几乎陷入停滞状态,需要从新的视角思考减缓气候变化的政策问题。在人权成为普世价值的当今世界,基于国际人权法的性质探索国家在气候变化语境里应该承担的尊重、保护与实现人权的义务,从而构建起人权保护与应对气候变化互动关系的理想图景。     

气候正义是气候治理的基础

气候变化自始存在正义因素,应对气候变化绕不开正义的维度。气候治理应以气候正义为基础,气候制度也应以气候正义为价值导向。有关气候正义的理论分析与实践探索和气候治理一样主要集中于国际层面和国家主体之上,但两者实施起来都困难重重。地方层面应对气候变化是全球气候治理的新突破口,气候正义在地方层面同样存在且同样重要,在地方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法律行动中也应贯彻和体现气候正义的理念。     

气候公正:基于平等的可持续发展

气候公正是基于平等的可持续发展。从人际公正和社会公正的层面上讲,人的行动应当遵循自由的平等原则和机会均等原则。这种状态使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可达到平等和可持续性发展二者兼顾。坚持气候公正,应对气候变化的发展战略包括经济活动的低碳模式和提高对气候的适应能力,也就是减排和适应。建立整体性的财政资助和技术转让国际框架是应对气候变化当务之急。为了全球安全,发达国家需要在切断经济增长与环境影响的联系方面做出表率,并对发展中国家向可持续人类发展的转型给予支持。     

新形势下政府气候变化政策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随着气候问题成为国际社会最为关注的话题之一，气候变化、国际贸易以及政府气候政策之间的关系也引起了人们的思考。在阐述国际贸易与气候变化之间相互关系的基础上，文章论述了多边贸易体制与气候变化政策潜在的一致性与冲突性，并介绍了各国政府所采取的气候变化政策类型及其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最后提出了我国政府应对气候变化、促进贸易发展的立场与措施。     

气候风险视域下我国应对气候变化之法律进路

随着风险社会的到来,气候风险事件给人类的社会生活带来了巨大冲击。作为全球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面对气候风险发生的高可能性,我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陷入窘境。我国现有法律仍不能满足自身所承担的应对气候变化国际义务的需要,因此,我国应进一步转变应对气候变化的法律路径,完善应对气候变化的法律工作,把应对气候变化纳入法制化轨道,全面促进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法制化发展。     

“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内涵审视与适用研究 ——以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为视角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确认的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基本原则。但是在后京都谈判进程中,面临着被重新解释和修正的挑战。面对新的发展形势和谈判情境,发展中国家要坚守共同但有区别在应对气候变化谈判中的地位,需要对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的气候正义内涵重新审视,正视原则适用中面临的问题,积极参与并推动国际社会气候变化谈判。     

从科学到政治: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政治化

作为一种典型的全球公共问题,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经历了一个从科学到政治的政治化进程。其初期表现为一系列国际气候会议的频繁召开,后期表现为气候问题进入了"安全化"动议。国际社会对诸如气候变化之类的全球公共问题的政治化操作会产生正反两种效果:正面的政治化有利于该问题获得所需的政治支持;反面的政治化由于在成员国间引起政治争议而内耗了所需的公共资源。因此,应该以一种辩证的观点看待全球公共问题治理进程中的政治化现象。未来的全球气候治理应当凝聚更多的政治共识和行动,而不是一味地相互指责、推卸责任。     

关于高等学校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思考

中国高等学校作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最重要的力量,在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等方面,已经作出了重要贡献。但由于功利主义利益驱动和成果评价体系的不健全,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研究与现实结合不紧,移植性、诠释性、解释性居多,创新成果不足,研究潜力、实力和效力发挥不够。其中原因固然很多,但成果评价是其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如何科学、客观、公正地评价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如何建立和完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评价机制、评价标准和评价体系,已经成为当前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刻不容缓的、必须解决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回顾国内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评价的现状并对美国、英国、芬兰等国研究评价案例进行剖析后可以得出结论:从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质量导向原则、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主体、规范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评价标准、实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差别化评价、建立健全诚信公正的评价制度等几个方面,探讨如何做好我国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的做法,可以更好地拓展新的思路,提升研究质量,促进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进一步繁荣发展。     

从牛顿看科学划界的时代性

科学划界问题是科学哲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牛顿是近代科学之集大成者,他的成就与思想深刻地影响了科学划界标准。而牛顿同时也是生活于英国17-18世纪真实的人,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整体性必然体现在牛顿的科学活动中。因此,科学划界并不应被看做是一项一劳永逸的工作,它随着科学的发展而变化,这种时代性,正是科学划界最重要的意义所在。     

论哲学研究的对象

虽然哲学是一门古老的学科，但是，即使在什么是哲学、什么是哲学研究的对象这一带根本性的问题上，哲学家们也从来没有达成过共识。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哲学界的主导观点是把哲学的研究对象规定为整个世界及其规律。然而，改革开放以来，在这一问题上又产生了严重观点分歧。本文对这些观点进行了概括和评析。作者认为，哲学是一个学科群，一个以世界观或本体论为核心的不同层次、不同领域和不同方面的部门哲学群，部门哲学的数量虽然难以确定，但世界观、本体论是不可缺乏的。     

马克思主义出场学视野：管理哲学合理性问题研究

管理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今天的生长点之一，但对“管理哲学”的界说的分歧却是巨大的。笔者认为：管理哲学合理性的明晰又是其关键所在；西方管理理论在东方的“水土不服”，其原因也在于马克思主义出场学视域的管理理论的“管理哲学”反思的缺失。管理哲学就是对管理理论中的哲学问题的思考——对管理理论的前提合理性、方法论合理性和结论合理性的反思。管理理论自身所无法解决的一些问题就是管理哲学的论域。     

论现代意识和哲学学科意识的自觉

在“中国向何处去”的追问中包含着先进中国人对于现代意识的自觉。呼唤科学、民主,要求改变中国社会经济结构,批评西方的现代性,都是这种自觉的表现。中国现代哲学家在现代意识的基础上,达到了对于哲学学科的自觉。尽管他们对哲学的理解并不完全相同,各自的侧重点也不一样,但他们都明确地意识到：各门科学成为独立的学科之后,哲学不再是古代那种包罗万象的学科,已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哲学有别于宗教,必须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哲学也有别于科学,研究范围呈现出总体性的特点,是关于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学问。     

论胡塞尔的科学理性批判及其科学观

胡塞尔对科学与理性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哲学反思,他把理性危机和哲学危机视为近代欧洲科学危机的根源。胡塞尔不仅阐明了科学的本质、科学与理性的关系等科学哲学问题,而且还提出了让科学回归生活世界的构想。胡塞尔对科学与理性的认识和理解为我们今天更好地认识和完善科学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刍议马克思哲学本体论的形上消解与重构

马克思哲学在哲学史上最具深远意义的革命变革,就在于它通过对传统哲学形上本体的批判、消解与重构,开创了哲学发展的新方向,奠定了哲学发展新形态的基础。马克思哲学终结了一切旧形而上学,但是并没有完全放弃关于“解释世界何以可能”问题的物质本体论寻求,而是更着力于“改变世界何以可能”,以寻求现实解放的道路。这一寻求“改变世界何以可能”的本体论诉求构成了马克思哲学的重要理论旨趣。     

价值秩序及人的意义感的缺失与追寻

面对物质生活的极大提高和价值多元、个性张扬的生存环境,在"我是谁"的问题论域中,现代人的生存问题成了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在人的感性泛滥的物质追求过程中,生命的意义感逐渐缺失,这也是共同体所认同的普遍情感体验。人的意义感与价值秩序密切相关,理想的、合意的价值秩序是人的意义感的重要基础。人的意义感的缺失直接根源于人的存在和发展中,和人在存在和发展中应该追求什么价值,偏好追求什么价值,最高价值何谓等价值秩序的主要内容不可分割。建构主导价值秩序对人的意义感的获得有着重要意义。     

中国哲学“天“观念的近代演变

"天"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具有上帝、自然、命运、本体(理、气、心)诸多涵义.近代哲学以西方自然科学知识为基础对它进行了新的诠释,赋予了不同的时代精神,反映了不同的思维方式,完成了"天"范畴由古代哲学向近代哲学的演变.在此转型过程中,凸现了中国近代哲学发展的融合性、批判性、实践性和终结性四个重要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