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举政治中的媒介接触、政治效能感与政治参与——“美国总统大选”实证研究

以“美国国家选举研究中心”发布的总统选举调查数据为样本,分析美国选举政治中政治参与的方式和程度,以及媒介接触、政治效能感与政治参与三者间的联系,探究现代社会中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在政治生活中的不同影响及历时变化。研究发现,特定政治事件的传统媒体接触与内部政治效能感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与此同时,网络媒体接触对于政治效能感的影响在纵向上有所变化。总体而言,在一定程度上,媒介接触、政治效能感与政治参与三者之间呈现显著正相关系。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青少年自我效能感的影响——父母参与的中介作用与独生状况的调节作用

使用教育部直属A大学的新生基线调查数据,以1 107名大一新生为被试,构建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并重点考察学生高中阶段父母参与对青少年自我效能感的影响机制。结果发现:(1)学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存在显著性别差异,女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高于男生;独生子女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父母参与以及自我效能感等方面都明显优于非独生子女;(2)父母参与对青少年自我效能感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3)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青少年自我效能感的影响中,父母参与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4)独生状况调节了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父母参与→自我效能感的后半段,即相对于非独生子女而言,独生子女父母参与对自我效能感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     

村民的政治效能感及其调适路径的实证研究——基于对苏南四村365位村民的问卷调查

政治效能感是公民政治心理、政治态度的重要方面。实证调查结果显示,当前苏南地区村民自治过程中,村民的政治效能感总体水平并不高,处于中等水平。虽然苏南地区村民对于村委会、基层政府的外在政治效能感较高、施政评价较好,但村民的内在政治效能感偏低,对自身政治影响能力信心不足。因此,必须通过发展经济、重视教育来激发村民的内在政治效能感;塑造参与文化、转变治理理念来提升村民的外在政治效能感;健全利益表达机制、创新基层参与方式来完善村民的自治制度;发展农村社会组织、培育协商民主经验来拓展村民的参与空间,从而以多元的路径实现对村民政治效能感的有效调适和提升。     

经济发展与村民投票参与 ——来自民政部全国抽样调查的证据

基于民政部全国村民自治抽样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经济发展对我国村民在村委会选举中投票参与的影响,得到如下主要结论:第一,家庭在村中的相对经济地位越高、内部政治效能越强,村民越会参与投票;除了初中文化水平的村民投票概率高些之外,小学以下、小学、初中以上文化水平的村民在投票参与概率上无差别。第二,家庭经济地位、受教育程度对投票概率的影响随着村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变化。第三,家庭经济地位、教育对投票参与的影响存在性别差异。第四,基层政府选举干预不仅降低村的整体投票率,而且还使得家庭经济地位、内部政治效能对个人投票概率的积极影响不复存在,但却提高了高文化水平村民的投票概率。     

农地确权能否提高农户参与村庄选举的意愿?

借助中国新一轮的农地产权制度改革,在围绕产权行为能力与产权实际执行程度关系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采用CLDS 2016年全国6 940户农户的调查数据,运用工具变量、两阶段估计等方法分析农地确权的选举效应,尝试回答农地产权这一经济权利能否带来农村更加广泛政治参与的问题。结果发现：农地确权显著提升了农户参与村庄选举的积极性,但这一影响只在从事农业生产的家庭中成立;在从事农业生产的家庭内部,相较于非农劳动力,农地确权更能提升农业劳动力参与村庄选举的积极性,相较于男性,农地确权对女性农业劳动力的选举效应更为显著。可能的机制在于农地确权证书的发放增加了农业生产主体,尤其是女性农业劳动力对农业生产收益的重视程度,进而提高了其参与村庄民主选举的积极性,目的在于以参与集体行动决策来拓展自身产权行为能力,从而获取预期农业收益。     

农民减灾公共品供给参与意愿研究 ——风险感知和自我效能感的多重中介作用

基于社会学习理论,从农户视角分析受灾经历对减灾公共品供给参与意愿的影响,风险感知和自我效能感在此关系中的中介作用。结果显示:受灾经历对减灾公共品供给参与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受灾经历后果维度通过正向影响风险感知的感受和可能性两个维度,间接正向影响减灾公共品供给参与意愿;受灾经历感受通过正向影响风险感知后果和可能性两个维度,间接正向影响减灾公共品供给参与意愿。自我效能感在受灾经历后果对减灾公共品供给参与意愿的正向影响中起遮蔽效应;在一重中介变量为风险感知可能性和后果模型中,自我效能感在受灾经历后果和感受对减灾公共品供给参与意愿的正向影响中均起遮蔽效应;风险感知感受-自我效能感中介链在受灾经历后果和感受对减灾公共品供给参与意愿的正向影响中起遮蔽效应。     

数字素养促进农民参与乡村治理吗？——基于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和政治效能感的中介作用分析

基于2021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hinese Social Survey）数据,通过构建有序Logit回归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了数字素养对农民乡村治理参与行为的作用效应和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素养显著正向影响农民的乡村治理参与行为;除数字金融素养外,不同层面的数字素养都对农民参与乡村治理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和外在政治效能感在数字素养对农民乡村治理参与行为的影响过程中发挥正向的部分中介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为提升乡村治理效能,既要注重乡村数字基础设施的配套建设,弥合接入层的数字鸿沟,也要完善对农村居民的数字教育体系,最大限度地释放数字红利,提高村民的政治效能感。     

数字乡村建设与村民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社会认知理论构建“环境—个体认知—行为”的分析框架,并将村民政治参与行为划分为高制度化、低制度化以及非制度化三种类型,并以CSS2017年和2019年调研数据作为研究对象,采用二项Logit等计量方法实证检验村民数字网络使用类型与其政治参与行为之间的关系,进一步从政治效能感视角,分析网络使用类型与村民政治参与行为间的因果机理。研究发现,无论村民使用网络社会导向还是娱乐导向的功能均能显著提升其高制度化、低制度化及非制度化政治参与行为;中介检验分析发现,政治效能感在村民数字网络使用类型与其政治参与行为之间承担部分中介作用。因此,在数字乡村建设背景下,强化村民数字素养的培训与提升,同时加强党员等政治精英的示范引领作用,并有效建立网络道德引领和法律保障机制,以此有效引导村民有序参与政治活动,进一步提升乡村治理效能。     

市场化改革、政治价值观与城乡居民政治效能感

政治效能感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态度,很容易受到来自宏观环境与微观个体特征的影响。基于CGSS2010的数据,文章分析了市场化改革、政治价值观对城乡居民政治效能感的影响。多层线性回归模型的结果表明:第一,市场化对民众内、外在效能感均呈现出明显的减弱作用;第二,权威政治价值观对居民的外在效能感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而民主政治价值观则会同时促进民众的内、外在效能感;第三,随着市场化水平的提高,民主政治价值观对外在效能感的正向影响不断削弱,而权威政治价值观对外在效能感的促进作用没有显著变化。文章最后指出,我国由政府主导的市场化对民主化的作用可能存在限度,进而认为在经济体制转型继续推进的过程中,应切实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以助力城乡居民政治效能感的有效提升。     

主观阶层认知、社会资本与城乡居民的社会治理效能感研究

本文利用2015年的中国综合调查数据(CGSS2015),比较分析了城乡居民的社会治理效能感的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主观阶层认知对社会治理效能感有正向影响，且对城市居民的社会治理效能感的影响大于对农村居民的影响。功能社会资本对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社会治理效能感均有正向影响，且功能社会资本更有助于农村居民的社会治理效能感的提升，即农村社会信任程度对社会治理效能感的影响大于城市。结构社会资本只对城市居民有正向影响，即社交频率越高，城市居民的社会治理效能感越高。主观阶层认知在社会资本与城乡居民的社会治理效能感关系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     

资源下乡如何影响村民政治参与？

资源下乡带给乡村治理强烈的冲击,村民的政治参与行为也随之发生了改变。构建“动力-结果-方式”的分析框架,从资源下乡利益相关度、资源下乡分配公平性和资源下乡模式三个维度分析了资源下乡对村民政治参与的影响逻辑,并基于河南省Y市的问卷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资源下乡利益相关度与资源下乡分配公平性会显著正向影响村民政治参与;在资源下乡模式中,只有以“高利益相关度、高分配公平性”为主要特征的“再分配村民受益”模式会显著积极地影响村民政治参与;就具体的政治参与行为而言,村民的选举参与行为受资源下乡的影响相对较小,决策和监督参与行为都受到显著影响。从提升村民政治参与质量的角度出发,在推动乡村振兴的进程中,应当充分发挥村集体等组织的再分配功能,提升资源下乡的利益相关度并保证分配的公平性,从而为村民参与乡村治理提供动力与保障。     

政治参与、政治沟通对公共服务满意度影响机制的性别差异——基于6159份中国公民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通过对6 159名中国公民进行调查,考察了政治沟通在政治参与和公共服务满意度关系中调节作用的性别差异。结果发现:(1)政治参与对公共服务满意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政治沟通显著调节着政治参与和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关系。(2)政治沟通在调节政治参与和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关系时,具有显著的性别差异;即政治沟通状况的提升,并未显著增强政治参与对女性公民公共服务满意度的正向影响,但可以显著地增强政治参与对男性公民公共服务满意度的正向影响。     

农民政治效能感对政治参与影响的实证研究

依据政治效能感与政治参与的相关理论,将农民作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查和计量研究,发现中国农民的政治效能感影响其政治参与,内在政治效能感比外在政治效能感对于农民的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更为显著;了解型内在政治效能感比影响型内在效能感对于维持性政治参与和推动性政治参与均具有显著影响,具有“弥漫性”的特点.而重视型外在政治效能感也对农民高、低层次的政治参与有显著影响,但是影响的方向不同.     

自我效能感与我国城镇居民理财规划——基于中国城镇家庭微观数据

依据2012年清华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调查数据,运用probit和tobit回归模型,可考察我国城镇居民理财规划行为的影响因素,并重点考察自我效能感对家庭理财规划制定及时间跨度的影响。研究发现:自我效能感对家庭理财规划选择及理财规划时间跨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采用倾向分值匹配法对实证结论的稳健性做进一步检验,结果显示实证结论是稳健的。异质性分析发现,自我效能感对一线城镇居民的理财规划和对三线城镇居民理财规划时间跨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自我效能感对非参与股票市场家庭的理财规划和理财规划时间跨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非高管家庭的自我效能感越高,越容易制定理财规划,制定理财规划的时间跨度也越长。     

农村居民政治效能感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利用CGSS2010调查数据分析中国农村居民政治效能感的现状及影响因素发现,农村居民政治效能感总体上处于"中等偏低"水平,内在效能感要明显高于外在效能感。社会经济维度的教育程度、阶层地位,政治参与维度的选举投票活动、向村委提建议和政治心理维度的政治认知、政府信任、权威主义的影响显著。农村居民政治效能感与性别、年龄等密切相关,呈现明显的个体差异。     

创新自我效能感对科研绩效的影响：科研投入与挑战性科研压力的作用

以364名高校教师为研究样本,探讨高校教师创新自我效能感对科研绩效的影响,以及科研投入和挑战性科研压力在其中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高校教师的创新自我效能感对科研绩效具有正向影响;挑战性科研压力对科研绩效有倒U型影响;科研投入在高校教师创新自我效能感与科研绩效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挑战性科研压力对创新自我效能感与科研绩效的关系以及科研投入与科研绩效的关系均起负向调节作用。研究结论对高校的科研管理工作提供了有益启示。     

社会资本会影响农民参与村干部选举吗? ——基于CLDS数据的分析

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运用有序Probit模型及边际效应分析,从农村地缘视角出发实证检验社会资本对农民参与村干部选举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民整体参与村干部选举意愿较高;社会资本中人际联系、人际信任、人际互助、人情往来和社会规范均对农民参与村干部选举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随着农民地缘社会资本存量的积累和丰富,其参与村干部选举的意愿越强烈;农民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地域特征和政府影响均对农民参与村干部选举意愿具有积极作用,其中政府影响和政治面貌对农民参与村干部选举意愿的提升尤为明显.基于此,建议政府重视和利用农村地缘社会资本优势,构建稳定和谐的乡村环境,加快人才培育和优化基础服务,为农民参与村干部选举创造条件.     

基层民主建设中村民选举参与的矛盾及其化解

管理民主是基层民主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作为村民制度化政治参与的一种重要形式,选举参与是村民表达和实现自身利益诉求的制度化渠道,是实现管理民主的基础和关键环节。但在基层民主建设的过程中,村民选举参与仍然面临着选举制度安排的原则性与实际操作的随意性、村民组织化程度低与参与诉求高、村民利益期待高与参与效能低之间的矛盾。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村民选举参与的深度和广度,并将限制和弱化村民利益表达的发展空间和动力,势必会影响基层民主建设的进程。     

农民选举参与中的阶层差异——基于CLDS2014的实证分析

利用来自全国农村的8 181个样本考察阶层分化对农民选举参与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在村兼业阶层的选举参与积极性最高,然后依次为规模化经营大户阶层、一般农业经营者阶层和亦工亦农阶层,脱农农业阶层的参与积极性最低;农民选举参与中的阶层差异主要取决于农民各阶层与村庄利益关联的强弱,体现出了农村阶层分化背景下农民政治参与行为的一般逻辑。为此,要激发农民的选举参与热情、促进农村的基层民主建设,就必须采取诸如进一步完善农地产权制度、加强村庄基础设施建设、夯实农村集体经济等措施来增强村民和村庄的利益关联;同时也要根据各阶层农民的利益诉求采取相应的激励和动员措施。     

治理单元调整与村庄的民主自治

使用大规模的跟踪调查数据,从村庄民主自治开展的角度,研究了村庄合并和治理重心下移两类治理单元调整对村庄“四个民主”的影响。结果显示：村庄合并后,村民参与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的概率、村庄召开村民大会的频次都会降低,民主自治开展困难;治理重心下移后,村民民主参与的概率、 村庄召开民主大会和民主评议的频次都会提升,民主自治较易开展。从影响机制看,村庄合并会减少村民获取重要信息的便利性,进而降低村民的民主参与概率;重心下移会提升村民的政治效能感和重要信息获取便利性,进而提升村民的民主参与概率;单元调整后,村民公共事务参与积极性的改变,会直接影响村庄的民主管理。进一步研究发现,村庄合并后,提升交通便利性能激活村民部分类型的民主参与热情,但难以解决民主管理难题;重心下移后,议事会或理事会能承接部分村庄自治活动,而村庄合并难以达到类似效果。不论治理单元如何调整,提升村民的政治效能感和信息获取便利性,激发村民参与公共事务热情,对开展村庄民主自治都是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