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惠金融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减贫效应检验——以新疆为例

普惠金融的发展对推动经济发展、促进城镇居民与农民增收和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具有积极的影响。以新疆为例,在分析普惠金融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减贫效应机理的基础上,基于1978²014年的时间序列数据检验新疆普惠金融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减贫效应。研究表明:新疆普惠金融的发展确实缩小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前4期,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对普惠制金融发展呈现负向的脉冲响应,在4期以后,呈正向反应;普惠金融发展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单向格兰杰因果原因。但是由于新疆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目前比较低下,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受普惠制金融发展的影响程度较小。针对结论,提出相应的对策与建议。     

乡村振兴中农民转型的普惠金融支持及其福利效应

农民转型中的普惠金融支持及其福利影响是一个重要课题。从我国2005-2016年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结论看,农村金融普惠性与农民转型程度互为格兰杰原因,具有双向互促效应。同时,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民转型虽然并不存在"立竿见影"的福利效应,但长期农村普惠金融对农民转型具有福利增益效应。此外,在考虑农业现代化这一变量后,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指数无论是当期还是滞后一期都对农民转型的福利收益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更为重要的是,农业现代化会降低农民市民化转型的福利收益,增大其向新型职业农民转型的福利收益预期。因此,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服务农民转型既要支持城镇化进程中的剩余农业人口市民化,更要着力支持乡村振兴中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民职业化。     

农村金融的功能效应与普惠金融发展——嬗变中的“道德”与制度正义

基于农村金融与国民经济发展战略的实践视角进行研究,认为:受不同时期国家战略偏好的影响,农村金融始终无法摆脱"功能主义"效应,并内化为计划经济逻辑下的财政再分配功能,以最大可能的攫取农村经济剩余,支持国家城市化与工业化战略。显然,一个有偏的制度安排是导致当前农村金融发展失衡的制度性根源。其典型问题可以表达为三个方面:农村金融供给市场失灵、金融服务偏好效应明显、基础设施建设薄弱。基于此,本文认为:发展农村普惠金融是嬗变中的道德回归、人本金融价值观的重塑与制度正义的彰显;进而,提出了关于推进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建议与思考。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机理及实证分析

数字技术进步与运用为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带来新契机,该模式具有传统普惠金融所不具备的诸多优势,为解决“三农”问题提供新路径。文章基于2011—2019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通过构建空间计量模型和双重门槛模型,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1）数字普惠金融能促进农民收入增长,且在考虑内生性的情况下仍然成立。（2）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过程中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发展数字普惠金融不但有利于当地农民增收,还能促进邻近地区的农民收入增长。（3）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过程中存在双重门槛,且在分别跨越两个门槛值后,数字普惠金融的增收效应均得到提升。（4）异质性检验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显著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数字化程度对农民收入增长存在一定抑制作用。     

金融压抑与农民增收关系的实证研究——以常德市为例

我国农村金融压抑的特征主要表现在农村金融组织资源供给不足、农村金融机构功能不全、金融机构城乡与区域布局失衡并存、农村金融机构的资产质量不高等方面。本研究以常德市统计数据为研究基础,采用回归方法分析了金融压抑对农民增收的影响,发现：农业贷款额、三农投入额与农民收入变动之间呈稳定的正向函数关系且两者对农民收入影响的贡献率是不同的,农业贷款额为0．448,三农投入额为0．57,说明金融功能发挥不足,处于压抑状态。因此,应加强农村金融组织建设,改善金融压抑状态;创新信贷服务方式,提高金融服务水平金融扶持新兴农业产业,创造农民增收亮点等,以促进农民收入增加。     

基于数字普惠金融的农村金融支持与乡村振兴研究

数字普惠金融在缓解农村金融排斥、提高农户金融服务可得性的同时也推动了乡村治理模式的升级,对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之间的内在逻辑进行梳理。从金融支持来看,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推进了农村信用平台建设,优化了农村金融供给模式,促进了乡村产业兴旺;从乡村治理模式来看,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有利于完善乡村治理环境,提升行政审批效率,升级网格化治理模式。当前农村数字基础设施不完善、村民金融素养不高、金融支持体制不健全、村民参与治理积极性较低等因素限制了农村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提出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加强数字金融宣传教育,强化政府主导多方协同,优化数字普惠金融征信体系,建立"基层+数字"治理机制等对策建议。     

“双碳”目标背景下农业碳减排的实现路径——基于数字普惠金融之验证

依托数字普惠金融实现农业"双碳"目标是可行的数字化路径。利用2011-2019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验证数字普惠金融能否担起农业碳减排"重任"。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降低了农业碳排放强度,具有农业碳减排效应;运用解释变量替代法、面板分位数回归和工具变量法进行估计后,结果依然稳健。数字普惠金融的农业碳减排效应可通过农民创业效应和农业技术进步效应实现,而城镇化发展水平对数字普惠金融的农业碳减排效应具有正向调节作用。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均具有农业碳减排效应,但效应大小存在差异;相较于"胡焕庸线"以西地区,该线以东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具有农业碳减排效应,侧面反映数字普惠金融的农业碳减排效应还未突破"胡焕庸线";与粮食主产区相比,数字普惠金融在非粮食主产区的农业碳减排效应更显著。     

农业保险与普惠金融的协调减贫效应 ——基于区域演进和空间溢出的实证检验

在我国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拓展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新阶段,农业保险与普惠金融将发挥重要的促进作用.基于31个省市2008—2018年的面板数据,采用熵权法系统评估我国普惠金融、农业保险与减贫增收的发展状况,测度农业保险与普惠金融发展的耦合协调度,基于核密度函数观测两者协调发展的区域动态演进特征,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对二者协调发展的减贫增收效应进行实证检验,并通过门槛效应模型和空间面板杜宾模型进一步分析其非线性影响以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1)样本期间我国整体农业保险与普惠金融的耦合协调度不高,但呈现显著增长趋势.2)分地区来看,东部地区各省耦合协调度高,但省际差异较大;西部地区与中部地区耦合协调度总体相仿,中部地区各省差异最小,西部地区省域间差异明显趋向缩小.3)总体上农业保险与普惠金融的协调发展具有显著的减贫增收效果,其中东部地区减贫成效最为显著,西部次之;门槛效应检验结果显示,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能够增强二者协调发展的减贫作用.4)农业保险与普惠金融的协调发展对减贫增收效果在空间上存在正向溢出效应.     

信息通信技术使用、金融交易成本与农户数字金融参与——基于距离、密度与人情成本三重维度的考察

基于2019年4省农户微观调查数据,对信息通信技术(ICT)使用与农户数字金融参与的影响关系及其金融交易成本机制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ICT使用会显著提高农户数字金融的参与概率和参与广度,该结论在使用IV-Probit模型、控制函数法进行内生性处理、使用TPR模型克服选择偏误以及稳健性检验后仍成立。ICT使用对农户数字金融参与的影响具有显著的群体异质性,ICT使用对以收入水平低和老年人为核心的“长尾群体”数字金融参与的概率和广度的边际影响更大,数字金融的普惠效应得以体现。机制分析发现,ICT使用可通过距离、密度与人情成本三重维度的金融交易成本机制对农户的数字金融行为产生影响。该研究为理解农户的数字金融行为提供了新视角,对于发展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普惠金融发展对贫富差距的影响效应研究

普惠金融的发展，让社会各阶层获得金融服务的机会，进而逐步缩小贫富差距。目前我国的贫富差距较大，为剖析我国普惠金融发展对贫富差距的影响效应，构建农村普惠金融扶贫效应模型和推算我国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基于全国31个省的相关数据分东部、中部和西部三个地区进行实证检验，阐释我国普惠金融发展对贫富差距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普惠金融发展对我国贫富差距的改善作用不显著、缺乏可持续性且存在地区差异。对此，提出我国应当从完善金融体系、优化金融服务和创新服务工具等入手，不断扩大普惠金融对缩小我国贫富差距的正面影响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