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化过程中碳排放消费建设比的演变规律研究

本文从历史发展角度动态地考察了由投资和消费引发CO₂排放的变化规律,提出了碳排放中的消费型排放、建设型排放和消费建设比的概念,利用环境投入产出分析模型(EE-IOA)估计了处于不同工业化发展阶段的32个国家86组数据的消费型排放和建设型排放,得到了消费建设比在工业化过程中(包括后工业化时期)的演变规律。实证结果表明:随着工业化水平的提高,消费建设比呈上升趋势;应根据消费型排放和建设型排放的减排潜力,科学制定减排目标,更加注重引导消费者行为向绿色消费转变、依靠消费者力量促进企业节能减排。本研究对正确评价不同工业化发展阶段国家的排放水平和减排潜力,科学制定减排政策和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碳排放交易对实现我国“十二五”减排目标的成本节约效应研究

本文针对实现我国"十二五"期间减排目标的现实背景,构建了一个省际排放权交易模型,重点探讨了在实现各省减排目标的过程中,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发挥的成本节约效应。研究设置了无碳交易市场(NETS)、仅包含北京等六个碳交易试点省市的碳交易市场(PETS)和全国范围内实施碳排放权交易(CETS)三种政策情景。通过模型分析得到以下结论:(1)为实现"十二五"碳强度减排目标,扣除自然下降率,全国二氧化碳排放需要减少约6.39亿吨,占当年总碳排放的6.65%;无碳排放交易时全国需要付出约157.62亿元的减排成本,占当年GDP的0.04%;六省市参与碳交易情景下,全国总的减排成本约为150.66亿元,节约减排成本4.42%,碳交易量为0.22亿吨CO₂,占总减排量的3.39%,均衡碳价约为70.55元/吨CO₂;全国碳市场情景下,全国总的减排成本约为120.68亿元,相比于无碳排放交易情景节约减排成本23.44%,碳交易量为1.21亿吨CO₂,占总减排量的18.98%,均衡碳价约为38.17元/吨CO₂;(2)碳交易市场对参与交易的省份的成本节约效应各不相同,总的来看,东、西部地区成本节约较为明显,部分西部地区能够在完成自身减排目标前提下,通过加入碳交易市场而获取正的收益。     

环境信息披露质量改进对征收环境税的调节作用——基于中国环境CGE模型

环境税和环境信息披露(EID)分别作为正式和非正式环境规制手段已经得到了广泛研究和讨论,但是现有研究多集中于单一环境规制的影响,较少关注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因此,本文基于2012年139部门投入产出表和污染物排放数据,构建了中国环境可计算一般均衡(CGE)模型来分析EID质量改进对环境税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1)从经济影响看,EID质量的提高能够大幅抵消征收环境税带来的负面经济影响。在不考虑EID的情景下,GDP下降0.19%;在考虑EID质量改进的情景下,GDP仅下降0.10%。(2)从减排效果看,该调节作用在减排方面则呈现较强的异质性。一方面,SO₂和NO_X的排放呈现减少态势(-0.02%和-0.01%);另一方面,COD和NH₃的排放却分别上涨0.01%和0.02%。(3)从影响程度看,EID质量的提高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远大于其对环境税减排效果的强化作用。此外,在行业层面,提高EID质量能够刺激能源消费由高排放的煤炭转变为低排放的能源产品。因此,在实施环境税政策的同时,要加强EID制度的建设,从而有效地降低减排...     

城市机动车限行对PM2.5的影响与效果检验

为缓解城市道路拥堵与交通污染问题,全国多地陆续实施机动车限行政策,但针对不同城市不同限行政策对大气污染的影响却鲜有文献研究。根据政策特征,本文将限行政策分为一般限行和特殊限行两类。基于双重差分模型,采用2001-2017年我国各省会城市及直辖市的面板数据,本文分别研究了不同类型的限行政策对城市PM_2.5污染的改善作用。研究发现：首先,机动车PM_2.5排放已经成为了城市PM_2.5排放的主要来源之一,机动车限行措施也越来越多地被运用到治理城市空气污染的过程中;第二,一般限行政策和特殊限行政策均不同程度地缓解了大气污染,但相对而言,特殊限行政策的减排效果更明显;第三,限行政策的力度,如限行区域的相对大小和限制机动车的相对数量均能影响政策效果,一般来说,限行区域越大,限行的车辆越多,减排效果越显著;第四,在剔除特殊样本"北京"和"限购"政策的影响后,限行政策依然有效。本文从机动车PM_2.5排放的角度实证检验了限行政策对大气污染的影响和效果,为政府进一步制定更高效合理的道路交通污染防治措施提供了参考依据。     

中国省级能源消耗CO2排放状况及未来趋势分析

制定“碳减排”措施需要信息支持,为获得必要的辅助信息,首先用动态时间规整聚类方法将中国30个省份按CO₂排放的相似性划分为4种类型,再对每种排放类型用LASSO回归模型识别出总CO₂排放量的关键排放源,最后用长短期记忆和门控循环单元神经网络模型预测了4种场景下的排放量,并探索“碳达峰”路径。结果显示：类型1和2的关键排放源是交通运输业的柴油、发电供热行业的原煤和非金属矿物产品部门的生产过程(水泥);类型3的关键排放源是发电供热行业的原煤和钢铁行业的焦炭,类型4的关键排放源是交通运输业的汽油、发电供热行业的原煤以及非金属矿物产品部门的生产过程(水泥)。针对当前的“碳达峰”目标,在基准场景下所有类型都不能按时达峰;在达峰任务方面,类型3的省份比其它各类型的省份任务更为艰巨。     

考虑CO2排放量的城市专业物流中心选址研究

目前关于物流中心选址的研究多基于企业的角度,鲜有学者站在地方政府角度考虑不同行业物流特点对城市物流中心选址进行研究。本文基于钢材分销行业特征,从地方政府角度出发,构建了综合考虑CO₂排放量和物流成本的双目标整数规划模型,采用理想点法将双目标转化为单目标并用分枝定界法对该模型进行求解。本文以重庆市钢材分销行业的城市物流中心选址为例进行分析,并将CO₂排放量的测算结果以澳大利亚碳税的征收标准进行计算,发现碳税征收并不能有效降低钢材行业CO₂排放量。地方政府可通过合理选择物流中心位置、规范城市物流配送车辆选型、限速、限行和错峰限时等城市物流管理策略来实现低碳物流。     

能源价格波动、诱导性技术进步与中国环境全要素生产率

随着能源的"金融属性"日益凸显，科学评估能源价格波动对经济增长和环境改善的综合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基于参数化的双曲线距离函数，将能源价格因素纳入环境全要素生产率（ETFP）的分析框架，剖析能源价格波动影响ETFP变动的内在机理；在此基础上，运用1995~2015年省际面板数据，考察能源价格诱导性技术进步对我国ETFP提升的促进作用及其时空分异规律，并识别该技术进步的具体偏向类型。研究结果表明：近20年来我国能源价格诱导性技术进步的平均速率为0.22%，其对ETFP变动的提升作用相对较弱，并表现出较强的时空分异特征。此外，从要素投入来看，能源价格诱导性技术进步总体上呈现资本和能源节约—劳动力使用型特征；从产出侧来看，其主要偏向于SO₂的减排，但对CO₂减排和GDP扩张的诱导作用不甚明显。     

对外贸易对我国污染排放的影响——以二氧化硫排放为例

本文利用投入产出模型实证分析了对外贸易对我国SO2排放的影响。从总体上说,由于出口污染排放强度低于进口污染减排强度,故对外贸易有利于我国污染减排。然而巨额外贸顺差以及进口减排强度与出口排放强度之比的下降造成了我国对外贸易污染排放的逆差,而出口产品结构的恶化则是最为根本的原因。减排技术进步的速度跟不上对外贸易的增长速度,使得出口产品的污染排放总量还在上升。     

基于省际贸易视角的环境治理隐含成本研究

我国区域经济发展迅速,省际贸易快速增长,由此带来了隐含污染省际转移问题,形成了隐含成本,造成了省份发展不均衡和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可持续性。基于此,本文构建环境投入产出模型、隐含成本结构合理性评估模型、结构分解分析模型,选取泛京津冀区域的2007年和2010年的区域间投入产出数据,以SO₂作为隐含污染物进行实证研究。研究表明：发达省份（北京、天津、山东）是隐含SO₂的净输出省份,间接获得隐含SO₂的经济收益;欠发达省份（河北、山西、内蒙古）是隐含SO₂的净输入省份,承担隐含成本。发达省份隐含SO₂的结构明显优于欠发达省份。负值的技术效应和正值的规模效应是造成隐含SO₂改变的主要驱动效应,研究结论可作为改善省份的均衡发展、区域的可持续增长的决策参考。     

城市空气质量目标约束下冬季污染物减排最优控制策略研究

本文提出城市空气质量达标约束的污染减排最优控制系统，以空气质量模型(WRF-CMAQ)为基础，搭建“本地化”空气质量模拟平台，构建空气质量达标评估模型和减排成本优化模型，并通过遗传算法求解湘潭市冬季拟定空气质量目标约束下污染物减排最优控制策略。结果表明，在保持臭氧浓度不变的情形下，当PM_2.5目标值分别拟定为55μg/m³、60μg/m³、65μg/m³时，可得到相应的污染物减排最优控制方案。空气质量PM_2.5目标值分别改进30.4%、24.1%、17.8%,对应减排总成本分别为16.6×10⁶元、6.36×10⁶元、1.46×10⁶元。本文构建的城市污染减排最优控制系统及其模型求解方法，不仅可为制订城市冬季重污染天气应对方案提供有效的技术支撑，也可为城市制定“一市一策”空气质量达标战略规划提供理论指导与决策方法。     

我国碳排放增长率的运行机理及预测

碳排放是气候变暖的重要原因之一,研究和预测碳排放增长率能为低碳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指导。利用经验模态分解方法,本文将我国碳排放增长率序列分解为短期波动项和趋势项两个序列,并分析了国家政策、国内宏观经济变化、金融危机对短期波动项和趋势项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利用动态神经网络分别对趋势项和短期波动项进行预测,并将二者之和作为最终的碳排放增长率的预测值。最后,从误差序列绝对值的最大值、最小值、均值和标准差四个角度来比较该预测方法与单独以碳排放量和碳排放增长率为输入变量的神经网络模型的优劣,并得出本文提出的模型具有预测有效性的结论。     

二氧化碳排放、人力资本和内生经济增长研究

本文在人力资本内生增长模型的基础上引入二氧化碳排放，并将二氧化碳作为环境质量引入效用函数，利用最优控制理论求得稳态时经济增长速度、二氧化碳增长速度，分析了稳态时实现经济增长和二氧化碳减排双重目标的条件，证明人力资本可以克服物质资本边际报酬递减和二氧化碳排放带来的负效用，实现经济增长和二氧化碳减排。通过比较静态分析、参数校准等方法研究了稳态时各增长率的变动趋势。随后本文考察引入二氧化碳排放后内生增长模型的动态性和稳定性，笔者分别通过相位图、数值模拟的方法研究了系统的动态过程，证明了系统的稳定性。     

我国区域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关系——基于能源输入省与输出省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一直是能源经济领域研究的重点,相关研究较多,而以能源输入省与能源输出省为视角的研究却很少。本文基于我国能源输入省和输出省1986—2008的面板数据,运用面板计量经济分析方法对能源输入省和输出省的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长期与短期而言,能源输入省和能源输出省的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关系存在着不同的Granger因果关系。因此,本文在最后提出了各自不同且有针对性的能源和产业政策建议。     

电力消耗、经济增长与CO2排放量的实证分析——基于中国面板数据

本文运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如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脉冲响应函数等，深入研究了中国在1990-2013期间电力消耗、经济增长与二氧化碳排放量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电力消耗、经济增长与二氧化碳排放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即长期均衡关系；经济增长与电力消耗之间存在双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但不存在电力消耗与二氧化碳排放量，经济增长与二氧化碳排放量之间的格兰杰因果关系。与此同时，VAR模型估计结果显示，滞后一期的电力消耗对当期经济增长和二氧化碳排放量产生正向的作用，滞后一期的电力消耗促进当期的电力消耗，同时也促进当期经济增长和CO₂排放量增加；经济增长的滞后期对当期电力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量产生负向的作用，而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滞后期对当期经济增长没有显著影响。基于此，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经济增长在短期内会造成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加，但正如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描述的结论一样，从长期来看，经济增长促进了技术的进步和能源效率的提高，进而导致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减少。该发现对于中国发展低碳经济和电力部门能源政策的制定都将有着重要现实意义。     

Stochastically Modeling Listeria Monocytogenes Growth in Farm Tank Milk

This article presents a Listeria monocytogenes growth model in milk at the farm bulk tank stage. The main objective was to judge the feasibility and value to risk assessors of introducing a complex model, including a complete thermal model, within a microbial quantitative risk assessment scheme. Predictive microbiology models are used under varying temperature conditions to predict bacterial growth. Input distributions are estimated based on data in the literature, when it is available. If not, reasonable assumptions are made for the considered context. Previously published results based on a Bayesian analysis of growth parameters are used. A Monte Carlo simulation that forecasts bacterial growth is the focus of this study. Three scenarios that take account of the variability and uncertainty of growth parameters are compared. The effect of a sophisticated thermal model taking account of continuous variations in milk temperature was tested by comparison with a simplified model where milk temperature was considered as constant. Limited multiplication of bacteria within the farm bulk tank was modeled. The two principal factors influencing bacterial growth were found to be tank thermostat regulation and bacterial population growth parameters. The dilution phenomenon due to the introduction of new milk was the main factor affecting the final bacterial concentr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a model that assumes constant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at an average temperature should be acceptable for this process. This work may constitute a first step toward exposure assessment for L. monocytogenes in milk. In addition, this partly conceptual work provides guidelines for other risk assessments where continuous variation of a parameter needs to be taken into account.     

企业异质性、贸易成本与中国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

中国出口爆炸式的增长及其表现出来的强劲竞争力已经由一个区域性问题演变成一个世界性问题。本文采用一个企业异质性贸易模型分析框架,从企业层面的微观角度出发,将中国出口总量增长分解为集约的贸易边际与扩展的贸易边际,并在此基础上模拟了可变贸易成本和出口固定成本对二元边际的影响。结果表明,在2003~2006年间,中国的出口扩张主要源自集约的贸易边际,而贸易成本的变动对中国出口总量增长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促进扩展的贸易边际实现的。由于集约的贸易边际可能导致出口收入波动和贸易条件的恶化,因此本文的主要政策含义在于,中国的出口增长路径必须由集约的贸易边际尽快转向扩展的贸易边际。     

企业雇佣结构、中间投入与出口产品质量变动之谜

近年来,尽管中国企业雇佣大学生的比例在增长,但出口产品质量却没有发生显著提升,形成了所谓的出口产品"质量变动之谜"。本文将企业异质"雇佣结构"引入质量异质性理论框架,探讨劳动投入与出口产品质量之间的关系,并试图结合企业劳动技能投入和中间品投入质量的互补性对"质量变动之谜"进行解释。利用经济普查、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数据库匹配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发现:(1)企业雇佣结构升级对出口产品质量起到正向促进作用;(2)雇佣结构与企业中间品投入质量具有互补性,中间品质量越高,雇佣结构对出口产品质量的促进作用越强;(3)现实所观察到的出口产品"质量变动之谜"部分源于进口中间品占比的大量下降所导致的中间品投入质量的下降,雇佣结构升级对质量的提升作用受到了中间品质量下降的拖累,未能充分发挥出其应有的质量升级效应。总之,在"贸易大国迈向贸易强国"的攻坚期,虽然高学历劳动力供给的增长有助于中国产品质量的提升,但这一过程亟须匹配相应高质量的中间产品投入。因此,进一步推进中间品贸易自由化、提升国内中间品供给能力是破解质量升级难题的重要手段。     

清洁发展机制(CDM)对中国企业经营绩效影响的实证检验

CDM项目早期在国内的迅速发展主要依赖政策引导和扶持，但企业本身参与项目的主动性不高。因此，随着《京都议定书》到期，政策引导力减弱，CDM项目的参与度迅速回落。实际上，CDM项目的意义并不仅局限于环境绩效和减排额收入，其有相当一部分附加商业价值被忽略，比如CDM项目对发展企业出口业务和节约生产成本的潜在利好。综上所述，本文旨在通过揭示CDM项目的真实商业价值重塑企业和政府对CDM的认知，调动企业开发项目的积极性。实证结果显示，参与CDM项目对于企业出口比例有显著提升作用，但CDM项目对生产成本率的影响存在明显的行业分化，对于集中于主流项目、平均绩效指标（盈利水平、流动性、负债水平）良好的行业（如电力、水泥、环保等），CDM项目能够显著降低生产成本率，其余行业（包括钢铁、煤炭、造纸等）则无法受益。因此，本文建议有意图开拓海外市场的企业可以考虑借力CDM项目，而希望通过开发CDM项目降低生产成本率的企业则需要结合项目类型和自身实力谨慎决策。同时，政府部门应该引导不同类型项目平衡发展，并适时对亟待绿色转型的企业予以补贴。     

基于内生增长理论与GVAR模型的能源消费控制目标下经济增长与碳减排研究

本文通过引入使用可替代能源生产的中间产品,构建能源约束和碳排放约束下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并运用全局向量自回归(GVAR)模型,实证分析了具有空间关联性的中国各省(区市)能源消费控制对经济增长和碳排放的动态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不影响经济增长且受碳排放约束条件下完成能源消费总量考核的目标,可以通过研发可再生能源、提高碳排放清洁技术水平、增加碳基能源的边际产出等实现;能源消费总量的考核目标对能源消费强依赖地区约束性较强,对其余地区的约束力较弱,其余地区可节能潜力较强;能源结构逆向调整的存在使得控制能源消费总量对少部分省(区市)无法达到减排效果。进一步地,本文实证分析了目前节能减排实施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问题:科技进步对能源结构顺向调整效果不显著、可再生新能源的研究效率低下,技术进步对碳排放清洁方面无显著效果;依靠传统能源价格的调整虽能有效减排却会抑制经济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