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孔子生年"索源

自异载孔子生年之《史记》问世,二千余年孔诞之争不决;然,《史记》“鲁襄公二十二年”者,何所据源,诚当考辨析明之。考《世本》载记孔子生年说,纯系子虚乌有。至今所见文献,可为《史记》“孔子生年”载记之源者,惟公、谷二传《春秋》耳;不过司马迁之误解《春秋》历纪,乃助后世曲纪孔子生辰千有余年矣．     

《战国策》纵横谈

《战国策》一书,自班固《汉书·艺文志》起,就归入《史记》一类史书中。除晁公武《读书志》、马端临《文献通考》改归子部纵横家之外,一直作为历史书籍相沿至今。与此相关,现在的文学史著作中,《战国策》几乎毫不例外地和《左传》、《国语》等一道,放在历史散文或史传文学之内。然而,如果我们把历史书籍限制在真实记载历史事件过程和历史人物言论(所谓“记事”、“记言”),而不是所有具有史料价值的文字记载都算作史书的话,《战国策》属于史书的论断是值得怀疑的。马王堆帛书《战国纵横家书》、云梦秦简《大事记》等的出土,给战国史研究提供了不少可靠的史料。经过学者们精审严密的考据,发现前人过于相信了《战国策》记载的真实性。司马迁《史记》中不少引用了该书的地方结果明显失实,前后混乱。缪文远《战国策考辨》论证,书中不但有一些失实、     

试论《史记》与《新五代史》的文章

司马迁的《史记》,在中国史学史上是一座巍峨的丰碑,后世史家对它可谓“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但真正学有成效,差不多可以和《史记》相抗衡的,除班固的《汉书》外,只有欧阳修的《新五代史》。所以从南宋以来,文史学家就经常将欧史与《史记》相提并论,予以称赞。如罗大经说:欧阳修“作《五代史记》,便与司马子长并驾”.陈师锡说:欧史“其事迹实录详于旧记,而褒贬义例,仰师《春秋》,由迁、固而来,未之有也。”吴德旋说;“事外远致,《史记》处处有之,能继之者,《五代史》也。”赵翼也说:“盖薛(居正)则仿宋、齐、梁、陈书之例.欧则仿《史记》之例也。薛史于各国僭大号者立《僭伪传》,其不僭号而自传子孙者立《世袭传》.欧史则概列为世家,亦仿《史记》也。”又说:“欧     

《史记·荆轲传》与《战国策·燕太子丹质于秦》关系考论

《史记》、《战国策》所记荆轲刺秦事文字高度重合,其真实关系究竟为何,长期以来一直存在不同看法。而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受制于已知材料难以决断,另一方面则是研究方法犹可商榷。事实上,战国史料中并不存在一个司马迁在其基础上"增益"以作《荆轲传》,且为刘向编入《战国策》的文本;唐人所见《战国策》已非刘向古本原貌,今本《战国策·燕策三·燕太子丹质于秦》章乃后人据孔衍《春秋后语·燕语》之荆轲刺秦部分补入,时间当在隋唐之际。     

《史记》谤书辨

自从《史记》问世以来,就有人认为《史记》是一部谤书。卫宏认为“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班固认为司马迁著书,是“微文刺讥,贬损当世”。更有人认为《史记》以《伯夷列传》居列传之首,在《封禅书》中讽刺封禅求仙,是对汉武帝的微刺谤讪。还有人认为司马迁为项羽立本纪,序游侠,述货殖,也是在徽刺谤讪。凡此说法,值得商榷。 1 最早把《史记》说成谤书的,要推东汉的卫宏。卫宏在其《汉书旧仪注》中说: 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之。后坐举李陵,陵降匈奴,故下迁蚕室。有怨言,下狱死。卫宏的这段话,与历史事实不符。按卫     

司马迁不是“厚今薄古”的历史学家

自《史记》问世以来,历代研究者都注意到这部巨著的一大特点,那就是它虽然是一部写了从黄帝到汉武帝约三千年历史的通史,然而写汉高祖到汉武帝一百余年的历史,却用了全书一半以上的篇幅.班固在给司马迁作传时就指出:“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天汉,其(指《史记》)言秦汉,详矣”;著名史评家刘知几也说:“然迁虽叙三千年事,其间详备者,唯汉兴七十余载而已.”近些年,不少学者对《史记》这一特点作了种种分析.有的认为这是司马迁“贯注了详近略远的原则”,“继承了详今略古的传统”;有的认为这是司马迁“继承其父遗志,遵照其父的教诲而立意必行的”;还有的据此认为“司马迁是一个‘厚今薄古’的历史学家”,具有“‘厚今薄古’的思想”甚至有的把司马迁作为“厚今薄古”的榜样来指责我国史学界.其文如下:     

《史记》《春秋》撰作异同论

司马迁曾多次说,《史记》是效孔子《春秋》而作,当壶遂把《史记》和《春秋》比论时,他却说:“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 那么,《史记》和《春秋》的关系如何?二者有何异同?探究这些问题,对于弄清司马迁的史学思想和中国古代史学的演变,不会是毫无意义的。限于篇幅,本文仅对《史记》、《春秋》撰作的目的和方法略加比较。     

论《史记》的人物描写

对历史人物的思想风貌和性格特征进行描写、刻划,并非自《史记》始。在司马迁以前的先秦时代,《国语》、《左传》、《战国策》中已作过多方面的尝试,并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就。但这种尝试毕竟还带有片断和分散的特点,事中顺带地被描绘的。梁启超所说“藉史以传人”的特点,用来说明司马迁以前的人物描写,恐怕也正适合。有意识地为历史人物作传,重视在描述历史人物的活动中刻划他们的性格特征,将其面     

《史记》所言“春秋国语”系指《国语》小考

《史记》所言“春秋国语”系指《国语》小考陈松青《史记》将“春秋”与“国语”相及而言者共二处：甲、《史记·五帝本纪》赞语：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有不传。……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幸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     

《战国策·秦策》与《史记》的异文研究

司马迁在创作《史记》时,对《战国策》的一些内容,或是用当时的语言对其进行翻译,或是改易几字而大面积地采用,因此《史记》与《战国策》存在着大量的异文现象。本文对《战国策·秦策》和《史记》中的异文现象进行研究,主要分析异文在词义考释上的作用,即可以据异文以释生僻字、据异文以知同义词、据异文以明通假字、据异文以推异体字、据异文以识连绵词等。此外,还可以通过异文以相互校勘和探索避讳文化。     

《史记》与《尚书》对译比较

《史记》在我国文学史上堪称一部划时代巨著,鲁迅先生曾用“无韵之离骚”给予高度赞扬。诚然,集先秦散文之大成,《史记》树立了一种叙事和风格的新典范,同时,作为文言文形成标志,在丰富和发展我国民族语言方面,《史记》又作出了重要贡献。 作为汉代的一部史学著作,《史记》引用了不少先秦古籍材料,如《尚书》、《国语》、《左传》、《论语》、《战国策》等。但这并未破坏全书的统一风格。《史记》都是由汉代通用的书面语写成的。在对古史料的改写过程中,司马迁为汉代书面语     

浅谈《史记》的讽刺艺术

司马迁具有高超的讽刺才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司马迁是我国古代传记文学作家中的讽刺大师,他的《史记》也是具有卓越讽刺艺术的巨著。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曾假设有人非难他写《史记》而辩解道:“余闻之先人曰:‘……《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这是说,《春秋》除了刺讥以外,也有褒,他要学习褒的一面,来光汉家之“明圣盛德”。     

《史记》心理描写探讨

《史记》在前代史书的基础上“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吾国之有史学,殆肇端于司马迁欤。”《史记》既是我国史学的发端,又是我国史传文学之滥觞。《左传》、《国语》、《战国策》尽管也写人,并取得了—定的成就,但这些书中的人还只是历史事件的附庸,在叙事过程中被顺带地描绘。人物多举动而少思想,描写多片断而不集中,所以这还算不上史传文学。史传文学的建立以《史记》为标志,是因为书中人物形象比较丰满了,也就是说它具备了一些初步的表现人物的条件。如人物外貌神态的勾勒,人物心理活动的描写,人物性格特征的刻划,作者感情意识的渗透等。而其中人物心理活     

有益的开拓 可贵的探索——评《史记新探》

浙江师范大学青年学者俞樟华所著《史记新探》(以下简称《新探》)一书已于1994年12月由民族出版社出版.全书20万字,分为“《史记》的思想与艺术”和“《史记》源流论”两大部分.《新探》集中反映了作者近十余年来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全书最大特点就是给人以一种“新”的感觉,这一总的面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注重探索《史记》的源流.司马迁作《史记》博采《国语》、《世本》、《楚汉春秋》,考信六艺、诸子,在大量的先秦文献资料中吸取思想精华和艺术养料,从这种意义上说,《史记》是中国文化长期发展的必然产物.同时,《史记》一经出现,由于它的巨大成就,又对后世思想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以致成了后代史学、传记文学、散文、小说、戏曲仿效和取材创作的昆山邓林.正是基于这两方面的事实,《新探》作者从源与流两个方面对《史记》前承后启的情     

浅谈《史记》的讽刺艺术

在《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曾假设有人非难他写《史记》而辩解说:“余闻之先人曰:‘……《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这是说,《春秋》除了刺讽以外,也有褒,他要学习褒的一面,来光大汉家之“明圣盛德”。关于刺讽的一面,他没有直接谈,但是实际上正由于他在《史记》中对汉天子多有刺讽,才这样辩说的。他又在《匈奴列传》评语中说:“孔子著《春秋》,隐桓之闲则章,至定哀     

《史记》与《春秋》

《太史公自序》称《史记》是继《春秋》而作,这表达了作者追步孔子并成为第二个孔子的强烈愿望;而在整部《史记》中,许多地方都可以看出作者刻意效法《春秋》的苦心。本文拟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史记》与《春秋》进行比较。一、创作青景和目地孔子是在周游列国,到处碰壁而不得行其道的情况下开始写《春秋》的。《儒林列传》说;“仲尼干七十余君无所遇,……西狩获麟,曰:‘吾道穷矣。’故因史记作《春秋》,以当王法。”司马迁遭李陵之祸,命运比孔子更为不幸,于是他便以这位不得志的圣人来安慰勉励自己。《游侠列传》:“太史公曰:昔者虞舜窘于井廪,伊尹负于鼎俎,傅说匿于傅险,吕尚困于棘津,夷吾桎梏,百里饭牛,仲尼畏     

论《史记》"虽背《春秋》之义"

鲁迅在其所著《汉文学史纲要》第十篇《司马相如与司马迁》中 ,盛赞司马迁《史记》为“史家之绝唱 ,无韵之《离骚》”。这个评语 ,精湛切要 ,得到广泛认同和传诵。但史迁之著 ,在动机、效果、笔法诸方面 ,都涉及一系列深刻的矛盾。只有正确地分析和解决这些矛盾 ,才能有效地探求《史记》的著述目的和“一家之言”的确切内涵。而要探究这个问题 ,鲁迅所云“虽背《春秋》之义” ,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前提。本文试以《春秋》笔法为参照 ,稽诸前修时贤所论 ,对《史记》作一个特定角度的再考察     

论《战国策》的思想倾向

《战国策》是一部什么书?这在历史上,有过不少争议。据刘向《战国策书录》,此书在未经集录之前,曾有《国策》、《国事》、《短长》、《事语》、《长书》、《脩书》等不同名号。刘向认为此书乃“战国时,游土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宜为《战国策》.”这就不但为本书正了名,而且指明了它是一部战国时游土为所用之国出谋划策的资料汇编。因“其事继春秋以后,讫楚、汉之起”,《汉书·艺文志》即把它与《史记》并列,归入“春秋”一类。但宋代晁公武却在《郡斋读书志》中把它改入子部纵横家,并说:“历代以其纪诸国事,载于史类.予谓其纪事不皆实录,难尽信。盖出学纵横者所著,当附于纵横家云.”(《郡斋读书志》卷第三上)这就取消了《战国策》的.“史”的资格。马端临的《文献通考》赞同此说.明代杨慎也认为它是“一家言”。清代顾广圻则声称他对于此书寻绎累年,终于     

《史记》成书浅谈

<正> 《史记》是一部史学名著,也是一部文学杰作。鲁迅说《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正是从这两方面给予评价的。也正因为《史记》的出现,我们说,司马迁是伟大的、杰出的史学家和文学家。然而,司马迁为什么能够写出《史记》这样伟大的著作呢?多少年来,对于这一问题,问津者甚多,可是到现在,也没有发现对这一问题的专论。为了进一步了解司马迁,学习他的伟大精神,更好地批判继承《史记》这份光辉灿烂的文化遗产,本文试就《史记》成书原因这一问题作一些探讨。     

清华简《系年》与《史记》称引“左氏《春秋》”考

《史记》称引“《春秋》”有记事古史、孔子《春秋》、公羊《春秋》和左氏《春秋》等不同情况,其中“左氏《春秋》”的全称当为“左氏《春秋国语》”,是一部具体描述西周春秋时期历史事件的古史著作,既非等同于今见《国语》,亦非等同于今见《左传》,而为两书所取材,亦为《史记》所援用。清华简《系年》为这一推断提供了启发和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