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民族共同体的想象与认同——论“十七年文学”的现代性品格

20世纪80年代至今,现代性理论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研究中的一大热点,也导致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由革命-政治性叙事话语向现代性-文化叙事话语的转型。在这一转换中,“十七年文学”以及作为其渊源的30年代左翼文学,却被许多研究者认为不具备现代性而受到冷落和摈弃。实际上,中国的现代进程,具有独特的中国现代性的品格,在相当长时段里,是以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为中心的。相应地,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重要命题,是对现代民族共同体和未来中国的独立强大的热烈想象,以及热切认同和赞颂。这一特性与世俗现代性、启蒙现代性、反思现代性、审美现代性等,共同构成现代性的多重因素。     

中国现代性的发生与游移

中国现代性是在对传统性社会和古典性文化的超越与对西方现代性的参照中逐渐展开的.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中国知识界对现代性的体认或中国现代性构想的形成经历了多个不同模式的转换游移,从而使得中国现代性具有了不同于西方的鲜明的"历史具体性".这就说明,中国现代性构想在其发生与发展过程中始终不是"完成时"而是"现在进行时"的,体现了百余年来中国社会文化现代发展的转型特色.     

“抒情”如何“现代”,“现代”怎样“中国”——“中国抒情现代性”命题谈片

“中国抒情现代性”是王德威继“晚清现代性”之后提出的又一重要学术范畴.一方面,它的命题与问题意识直接来源于普实克、夏志清、李欧梵等人代表的北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传统,另一方面,它借鉴了陈世骧、高友工等人上世纪中期在北美和台湾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开创的有关中国古代的“抒情传统”的思考.王德威尝试将二者嫁接在一起,重构现代中国的情感结构与文学谱系.“中国抒情现代性”接续了他在“晚清现代性”研究中所表现出来的问题意识,将对“中国现代性”的寻找由晚清延伸到中国古代——进一步拓展到中国思想与情感的内部,表现出海外中国研究者对文化多元主义、“后学”、文化研究以及批判理论等在内的当代西方人文思想的回应,同时也表现出这一代海外中国研究者独特的文化乡愁.虽然无论是以“抒情”这一西方诗学概念来描述中国古代美学传统,还是以“抒情”对“史诗”的对抗来描述现代中国历史,王德威都面临着一系列知识难题与思想陷阱,但王德威的“抒情”方式仍然有其不可替代的意义.     

从“现代化”到“现代性”——理论的嬗变与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问题迁衍

就近现代以来的中国而言,“现代化”是一个贯穿始终的核心主题,而与之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现代性”主题的凸显则要晚得多.在中国语境下,“现代化”理论侧重于探讨中国如何实现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而近几十年才在中国兴起的“现代性”理论则更多地探讨当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面临的形势与问题.从“现代化”到“现代性”的理论嬗变,昭示出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问题的迁衍.应当及时厘清从这一理论嬗变中折射出来的问题迁衍,以便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更好的理论指导.     

马克思的现代性视域与当代中国新现代性建构

在全球发展和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语境中重新考察马克思的现代性视域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真切理解马克思的现代性视域,必须祛除历史的三重遮蔽。马克思生活于现代世界的开端,对以资本全球化为主体的现代性分析具有双重向度:一方面,马克思从历史观的高度对启蒙运动以来的一切现代性根基、特征和形态特别是自由主体化思想和理性批判精神作出积极肯定;另一方面,又在变革世界的实践的否定辩证法基础上提出批判现代性的解构向度,从而为后现代思想家所推崇。随着新旧全球化时代大转换,马克思主义与现代性的关系随着历史关联的变化而变化。在马克思之后,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时期,列宁、斯大林、新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邓小平等等都在现代性问题上作出过许多思考。在全球后现代性背景中的当代中国,其发展的本质理念应当是既不同于马克思和韦伯时期的经典现代性,也不同于后现代,甚至不是吉登斯的“反思现代性”或第二次现代性,而是一种以后现代引导的现代性,即新现代性。这正是科学发展观的内在本性。     

“外来者故事”模式与当代汉族作家的“边疆叙事”小说

“外来者故事”模式是自“五四”以来中国文学中常见的叙事模式,当代汉族作家的边疆题材小说亦有类同的模式安排.这种“外来者入边疆”的故事类型,在20世纪50-60年代的小说中是“拯救苦难”与“文明使者”的形象,隐含的是民族国家话语植入的功能;新时期之初,则是一种外来落难者沐浴着边疆人性温情的模式,它既是书写者历史记忆的复现,又是国家重启现代性工程进行社会动员的需要.从1980年代中后期直至新世纪,“外来者入边疆”主要是寻求精神救赎和对边疆异质文化的膺服,以此缓解现代性的逼迫和挤压.边疆少数民族的文化,成了汉族作家进行现代性思考的各取所需的一种资源,而它们很少以“自己”主体性地进入汉族作家的书写视野.     

“现代性”的“中国知识”

本文阐述了“现代性”具有观念和话语的多样性 ,韦伯式的“中国问题”实质上就是中国的“现代性”问题。百余年来中国现代性的主要讨论形式是中西体用之争 ,其以非此即彼的方式误解了现代性 ,其争论焦点正是中国“现代性”的困惑所在。文章探讨了中国现代性的生成条件与遵循方向 :“现代性”在其生成上有赖于各特定社会的既有条件和可利用资源 ,只有向内寻求的自觉转化 ,才能开出真正有意义的中国现代性     

历史意识与先锋诗歌观念的现代性重构

二十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降,中国当代先锋诗歌经历了一次诗歌观念现代性重构的过程。这与中国当代历史进程以及历史场景的大范围转换有关,因此这种诗歌观念重构的过程,始终伴随着一种对于历史的不断的理解与接纳。在一系列的现代性思想景观的呈现当中,现代性本身在此间表现为一种审美现代性与历史深度牵连与融合生长的复杂形态。作为理解这一时段的诗歌观念的锁钥与现代性观念本身的新生,对于当下诗歌领域尤为重要.这可能恰恰说明了新诗艺术现代性本身的"未完成"性。     

论海德格尔对“现代性”的批判

海德格尔对“现代性”的批判是其哲学思想面对现代世界的一种本质性的应答方式,其通过对“现代性”世界的描述揭示出现代性图景的“图像化”、“贫乏化”特性,同时剖析出作为现代性图景产生的根据与尺度——现代主体性及主体形而上学历史,最后通过对现代技术的研究暗示出“现代性”转渡的一种可能性.探寻海德格尔对“现代性”的批判旨在于“思—诗”的层面对现代社会做一种理性的思想审视.     

赵树理小说的现代性本土转化

无论是40—70年代,还是80年代至今,对赵树理小说评价的差异主要源自于对文学现代性的不同理解。赵树理小说反映出的现代性问题并不单是五四文学现代性中的问题,也不单是毛泽东《讲话》影响下的解放区文学、50—60年代当代文学现代性中的问题,而应是中国小说现代转变中的现代性问题。赵树理小说是在对中国小说艺术传统资源的现代择取和转化中,在对五四启蒙价值的继承和在对农民现实生存问题的关注、对乡村本位价值立场的坚守中,实现了中国小说的现代性本土转化。     

中国政党政治的现代性与“中国梦”的实现

民族国家确认了现代性政治的身份主体，而政党政治则是政治现代性的主要标志。中国的政党政治发轫于国家“自我”意象的转变，并通过革命承载着建构民族国家的历史使命。“中国梦”蕴含现代性的要义，中国政党政治须通过自身的现代性来实现“中国梦”的现代性。中国国民党对西方政治现代性的仿制以失败而告终，并导致政治现代化进程的暂时性终止，“中国梦”实现进程受阻。中国共产党承继了政治现代性建设，通过革命完成了民族国家建构，通过规范政治建制逐渐实现了自身的现代性。社会主义的现代性超越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性，其主旨与“中国梦”的内涵有着内在的逻辑一致性。在未来政治建制过程中，中国政党政治需要通过国族建设增强自身的民族性，通过法治建设增强自身的公共性，从而为全面实现“中国梦”保驾护航。     

现代性与中国文学思潮的发端

中国现代文学思潮是适应现代性以及现代民族国家双重历史要求的产物。在现代性的不同历史阶段,文学对现代性的态度也各有不同,于是就形成各种文学思潮的流变:新古典主义是对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肯定性回应;浪漫主义是对现代工具理性和现代城市文明的反动;现实主义是对现代性带来的社会灾难的揭露和批判;现代主义是对现代理性的反叛以及对生存意义的反思。“五四”以前是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滥觞阶段,形成了三种倾向:争取现代性的启蒙主义、争取现代民族国家的新古典主义,反思、超越现代性的审美主义。这三种文学潮流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发端,也影响了“五四”及其以后的中国文学思潮的发展。     

中国文化现代化历程的哲学省思

本文对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发展历程做了总体的回顾与评析。作者认为 ,对现代性的追求构成了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基本思想主题 ;就发展演进的内在逻辑而言 ,现代中国文化走过了一个现代化的价值理想从“外在冲击”到“内在转化”的过程 ;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主要成就包括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延续中国文化之民族慧命、在一定程度上使中国文化具备了现代文化的价值取向与思想框架、中国文化的世界化迈出了坚实步伐等三个方面 ;人类文化发展中后现代转向的出现在使中国文化面临两难困境的同时亦为其进一步开展提供了新的机遇 ;面向 2 1世纪 ,中国文化必须通过新的综合与新的创造 ,切实完成既实现价值系统从前现代向现代的转换又超越西方式现代性的双重任务。     

“资本”现代性的代价

“资本”现代性是马克思关注现代社会的最基本视角，通过它来观察社会发展，特别是转型社会的发展，尤为确切。一方面，从历史发展的进程来看，“资本”现代性为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另一方面，它也让人类发展付出了巨大的生态和社会代价。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经济社会转型发展需要引入“资本”现代性并发挥其积极作用，也需要辩证的看待不同社会制度下的“资本”现代性，控制其代价。     

新时期古代文论研究与中国文论的现代性诉求

中国百年来特别是新时期以来古代文论研究纳入了中国文论现代性诉求的进程.在这个进程中衍生出“失语症”、“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古为今用”和“中西对话”等重要的学术命题;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中,“中国化”、“本土化”、“民族化”与“西方化”以及“现代性”与“传统性”等概念成为高频率出现的学术行话.立足于中国文化语境与文艺实践的现状,从古代文论、西方当代文论和马列文论三种话语资源的张力中通过中西古今的对话融通,寻求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支点与趋向.     

“寻根”作家的认同焦虑与构建“文化中国”的难局

作为一种后发植入型现代性,中国现代性始终伴随着一种难以摆脱的困境意识。这种困境意识在“寻根”作家那里表现为一种认同焦虑。面对西方现代文化的大幅渗透,他们试图寻找“传统”作为立身根基,但对“传统”的发现却又必须借助现代性知识的透镜。以民族志的形式回归“本土”“传统”是其显在的叙事鹄的,借助现代艺术手法走向‘世界”却是其最终目标。二者之间的悖论,恰是中国现代性困境意识的叙：事表征,也是“寻根”作家在现代性语境中构建“文化中国”的难局。     

新诗的现代品格

“现代性”是个内涵复杂的西方概念,它首先是一种时间观念,其次成为一个价值观念。表现在文学上,就是文学品格上的现代性,即审美现代性,可以称为“现代品格”。中国新诗运动初期,主张同旧诗划清界限,体现了时间观念上的现代性标准。到20年代中期后,诗人们开始注意新诗的现代品格问题。新诗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时期是30年代前中期、40年代中后期和80年代。新诗的现代品格是个混合体,大体概括就是现代情绪(涉及新诗的内质)、现代思维(涉及新诗的技巧)和现代语言(涉及表达的工具)。     

现代性文学的“主体”诗学传统

在现代性场景下,人必须压抑实在界的意义叩问,拥抱现代性语言秩序,才能完成主体化过程。“主体”就是被文化建构起的大他者伪像,而真实的“人”则被湮没于现代性的喧嚣之中。主体化就是以对人的真实性的否定为代价。主体在现代性语境下的创伤性经验,成为困扰现代人的“符号性账目”,构成了现代文学的主体诗学传统。因此,现代性文学就是现代人的文化体验史,也是主体对自我生存无奈的一种窥视。     

从历史角度反思现代性：能得到“另类现代性”的结论吗？

过去20年间学界流行的“另类现代性”思想对挑战以欧美为中心的现代性概念有重大意义,而“另类现代性”因在学界和政治界流行而面临批判.亚洲诸社会在历史上早就寻求另类性,以回应欧洲现代性的挑战.但1980年代以来文化差异性却成为“另类性”最重要的标志,因其具有反霸权的文化意涵,并要求重新理解现代性,但也模糊绝大多数“另类性”力求超越的现代性时空霸权及发展主义霸权框架内的陷阱,无视全球资本主义这一生产差异但也限制差异的结构性圜局;并将人们的注意力从急迫的结构性问题转移开去,如伴随新自由资本主义全球化而一同全球化的社会性不平等和政治性不公正.因此有必要在其所在的全球资本主义这一结构性框架内重新表述文化差异议题,以便找出这些政治议题的意涵,从而“重新展想”现代性的历史和现代性史学.     

中国文化与现代性在相互参照中建构

何中华撰文指出,把“中国文化”同“现代性”对举,似乎有地域性与时代性概念不一致之虞。其实,这样处理的深意在于,“中国文化”不是作为现代性语境中的解构对象,而是作为没有“传统”字样修饰的新的启示之源：“现代性”也不是带有地域色彩的时代维度,而是作为有助于促成中国文化在新的历史语境中实现自我建构和创造性转换所需要的凭借背景。中国文化与现代性之间的互为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