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文化的传统精粹和在新时期的再创造

<正> 被西方经济学界称之为管理思想史一场新的“革命”的企业文化,一度风靡于各国经济社会,并于本世纪80年代中期传播至我国。一时间,企业文化成为学术界和企业界人士的共同热门话题。而议题的中心,则集中在如何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文化上面。然而,无论是学术界或企业界,他们在探讨或引进企业文化理论和经验的时候,却往往忽略了企业文化理论中包容的“东方管理模式”的内涵因素。因为美国管理学家对企业文化所作的理论概括,正是根据调查、总结西方企业新的成功经验并研究日本的“东方管理模式”的结果。而日本的“东方管理模式”又恰恰是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因而对于企业文化的探究,不能不从最得中国传统文化之精髓并在半个世纪以前便成功地进行类似企业文化建设的若干中国近代企业谈起。     

对企业文化建设的认知及其思考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企业作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竞争主体地位得以明确和不断强化，国外与“企业文化”相关的理论开始传入我国，并逐渐被一些最早进入市场“搏杀”的企业家所接受，而且“拿来”的过程中同建设中特色国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及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相结合，形成了中国的企业文化。     

知性主体精神与中国文化的现代化

知性主体精神是科学、民主和现代道德的深层本质缺乏知性主体精神是中国传统社会主流文化的根本症结培育知性主体精神是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关键“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科学、民主和新道德，对于中国人民的思想解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五四”学者认知水平的局限，导致他们在理论上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第一，他们虽然看到了只有科学与民主“才能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思想上一切的黑暗”，并强调“伦理的觉悟”，但对于科学、民主和新道德的共通的深层精神本质──知性主体精神──却没有揭示，或只有零星的、片断的论述；第二，…     

文化“台独”背景下的台湾的“国语”教育

20世纪90年代以来，台湾岛内“台独”势力日益猖獗，他们一方面重新“诠释”了台湾区域文化，声称“台湾文化与中国文化不同，台湾拥有自己的独特文化”。另一方面企图把中国文化与荷兰、日本等殖民文化，福建闽南、客家及台湾高山族等区域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等同并列起来，削弱、贬低中国文化的主体地位。把中国的区域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及在与其他国家交流交往中相互间吸收的某些文化内涵，人为地拔高、扩大“台湾本土文化”等同为主体文化，以此来拼凑所谓的“台湾文化是在台湾产生的文化，是台湾人共享的文化”，“台湾本土文化是属于所有台湾人的文化”。     

中国语境中的文化批评之反思

来自西方的文化批评话语在中国语境中必然要受到中国固有“视域”的影响,正是这种影响体现了文化批评的“中国特色”。这种“中国特色”突出的体现于批评的目的、主体、对象和方法等方面。只有明确了这样几个问题,中国文化批评才能有一个明确的方向,文化批评才能真正是“中国的”。     

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原创性贡献

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文化篇的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和人类文明演进规律的深刻总结,是新时代文化建设的思想武器,也是不断推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思想的诸多新思想、新观点和新论断凸显了这一思想的原创性贡献。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实际情况,习近平总书记不仅提出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倡议,还要求让全体人民成为中华文化的主体并着力塑造人民的“文化主体性”,以高度的“文化自信”来助力民族复兴和“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在“两个结合”中推进新文化的建设以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中华优秀文化的现代化。     

新世纪中国身份与文化输出

在“全球化”与后殖民的世界语境中 ,我们必须正视中国的文化身份问题 ,否则中国文化就会被西方思想淹没。“发现东方”和“文化输出”就是基于世界主义并应对这一问题的策略。“发现”的主体是中国自己的知识分子 ,“发现”的内容是经历了近现代的洗礼之后中国文化中仍然具有活力的精华 ;文化输出就是要让世界重新“发现”东方 ,在世界舞台上保留“东方声音” ,从而促进世界文化的总体性平衡与可持续发展     

留美幼童"美国化"与计划中止——试析留美幼童计划夭折之因

清政府留美幼童计划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官费派遣出国留学,笔者以留美幼童为主体分析其中途夭折的原因,认为在东西方文化交流时,留美幼童年龄幼稚,缺乏中国传统文化根基,面对美国社会环境和文化,毫无以中国传统文化抵御或“融合”之力,迅速滑入“美国化”的道路,导致清政府———不仅是顽固派保守势力,而且革新派(以李鸿章为代表)———中止了留美幼童计划。     

"风"与中国文化中的"社会科学"--关于中国社会科学方法论的一个探索

本文对当前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追随和套用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的现象进行了批判性分析 ,认为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可能需要在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之外 ,拥有一套“中国式”的理论预设或概念系统 ;这套中国式的概念系统的建立 ,需要通过分析中国文化的习性来发现。文章通过分析儒家政治学说中的一个重要概念———“风”背后所暗含的中国人的典型文化心态 ,来说明中国文化的习性是一种可称为“人际本位”的文化心理 ,并强调了对中国文化习性的揭示可能为开辟真正的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提供重要思路     

“新国学”建构与中国现代文化——关于王富仁先生《“新国学”论纲》的思考

“新国学”是对章太炎的“国学”的发展,是以中国现代文化为根基建构起来的。五四开启的中国现代文化是在中西文化整体比较中产生的,体现了中国文化自身的真正发展,从章太炎到鲁迅更为突出表现出寻求中国文化主体精神发展的要求。     

美学的两个维度

美学应当具有两个维度,即作为知识/科学的美学和作为生活/文化的美学,或简称为“系统美学”和“审美文化”。系统美学属于“理”的研究,审美文化属于“事”的研究;系统美学的言说方式是美学概念、命题、论证,审美文化的言说方式是审美意识、警句、描述。为美学扩充一个审美文化的维度,就能超越美学的知识论取向,并化解理论与实践的对立。超越美学的知识论取向,并非否定美学是科学或知识,而是主张美学不必囿限于科学或知识。作为知识/科学的美学源于西方,作为生活/文化的美学则是非西方文化也拥有的。在审美文化的意义上,应当承认古代中国已有了美学。“中国美学”同“日本美学”一样,通过美学的审美文化之维而获得合法性。“中国美学”也有两个维度,即古代审美文化的维度和现代系统美学的维度,前者无需索要普遍性,后者亦可追求普遍性。     

从道教“承负”说看中国传统文化的生死观

“承负”是道教关于因果报应的学说。道教认为，善恶报应不仅仅体现在做善事或恶事的人本身，更重要的是会株连其子孙。没有一个连续一致的受报主体，是道教赏善罚恶宗教理论的重要特点。作为中国本土宗教的道教，其“承负”说的产生受中国特定文化环境的影响，中国传统重现世、不重来生的观念和宗法文化背景下对血亲的重视是“承负”说的主要成因；在传统文化环境中形成的“承负”说符合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因而和其他宗教一样能起到慑恶扬善的宗教功能。     

“人民至上”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中的精神省思

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重要支撑。一切社会问题，根本都是人的问题，都应该以人为主体，反映人的主体性和主体地位。人的主体性，或称为人民的主体性，这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属性之一。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就是“人民至上”的文化。人民是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行为主体，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是人民的行为文化，具有代表人民的行为主体性，是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特色法治文化。     

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研究的几个问题

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既是中西文化“双重危机”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反映,又不可避免地打上中西文化“双重危机”的深刻印记:一方面在维护传统的基础上反省传统,一方面又在批判西方的前提下学习西方,主张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主体、为本位,融会调和西方文化,重建中华民族的文化系统。中国文化保守主义具有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文化取向与政治取向的不一致性以及强烈的文化优位意识这样三个特征,并与反传统的西化思潮和马克思主义思潮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系     

明清之际文化性质与中国启蒙文化发展道路——与包遵信同志商榷

包遵信同志在1986年6月23日《光明日报》上发表了《关于明清之际文化性质问题》一文。归结该文要旨,约有二点:其一,明清之际所出现的“与理学空疏僵化相对立的社会批判思潮”,“并没有超越封建意识形态的整体框架,它只是以儒家为主体的传统文化自我调整的一环”。所以,从文化的基本性质来看这一社会批判思潮,它绝不是类于“文艺复兴”运动的“启蒙文化”。其二,“以儒家为主体的传统文化,是一个封闭性的自足系统”。“正如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无论怎样发展也摆脱不了自然经济     

当前学术研究中的“文化偏视症”——以王富仁、杨春时二先生为例

所谓“文化偏视现象”,是指学术文化研究中存在的主观偏见性或片面性的主体意识。说它是一种主体意识,主要是指存在于研究者自身内在的思维意识中,是一种根深蒂固的、预设性的前提或者意识形态。文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的构成,尽管文化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但文化的内涵与属性是相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的中国企业全球化战略

构建以“内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政府应对当前逆全球化与技术封锁威胁部署的战略举措。新发展格局以“内循环”为主导存在四个方面体现。基于国内与国际市场的互补性视角，“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对中国企业全球化有巨大影响。国内与国际市场之间存在微妙且复杂的潜在联系和整合机制，其中文化因素与制度因素在构建跨市场消费意义和组织能力时具有重要作用。因此，中国企业未来实施全球化战略的过程中应慎重考虑企业的市场定位，重视本土文化在国际市场的消费意义；着力培养企业的跨文化技能，增强企业在全球市场上的适应性，构建更具灵活性和开放性的平台治理体系。     

儒家思想在中国近代外交战略实施中的成与败

儒家思想在中国近代外交战略实施中的成与败陈显泗（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历史系教授）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体思想。它的遭遇，或褒或贬，历来不断。当国家和民族面临着不幸或灾难时，有人会起而攻之“此乃孔家店之过”；在欣逢发展或兴旺时，差不多又众口一词：托...     

中国企业文化建设急需走出五大误区

本文全面检视了中国企业文化建设的现状,对国内的企业文化“热”进行了冷思考,认为目前中国企业文化建设存在着五个误区,即企业文化政工化、企业文化形式化、企业文化普泛化、企业文化外来化、企业文化传统化,这五个误区使中国企业文化出现了“浮”化、“虚”化、“同”化、“西”化、“老”化等现象。文章对这些偏颇的观念和做法进行了剖析,深入探寻了形成的根源,并相应地提出了改进思路,以期推动中国企业文化建设健康发展。     

社会资本与企业运行的伦理—经济难题

社会资本对于企业向社会化演进的重要性,在于它的信任伦理特质和社会文化意义.它表现为社会资本引发企业运行之伦理—经济难题的两种理想类型:伦理优先和经济优先.韦伯论题基于特殊主义信任和普遍主义信任之区分,指证儒家由于过于重视“家”而阻碍了现代经济模式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这一论断忽视了中国文化中企业运行走出“家族主义困境”的社会资本的文化设计,即“天下理念”的文化设计.中国社会中基于“天下”理念的普遍主义信任,来自“家文化”及其衍生的对“家文化”的辨证、反拨和文化矫正,它是中国企业应对伦理—经济难题并寻求企业融合社会资本的不可忽视的文化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