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时期北魏与中间地带蛮族合作探微——以北魏和桓诞、田益宗合作为中心

北魏在和南方政权争夺中间地带的过程中，积极与处于中间地带的蛮族首领桓诞、田益宗合作，以利南进。双方合作的历程表明蛮族依附于北魏主要是为了自身生存、发展的需要，北魏对蛮族的政策则取决于争夺中间地带的军事、政治需要。随着封建化与中间地带争夺的加深，北魏对蛮族的政策遂与南朝趋于一致。     

试论北魏的门阀士族与皇权的关系

本文将着重探讨北魏门阀士族历史命运的变化及其与皇权的关系,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北魏门阀的基本特征。由于北魏门阀是由北方汉族高门大姓与拓跋鲜卑贵族官僚集团组成,所以将从两方面进行论述。(一)北方汉族门阀的历史命运自永嘉以降至北魏在中原崛起这段时期中,先是腐朽、反动的西晋门阀士族,遭到西晋     

《木兰诗》始于北魏平城末期京畿考

从北朝与北方少数族强敌柔然的战和关系与双方的势力消长看，从北魏平城时期与洛阳时期对柔然军事斗争的情况看，再从明堂制度的变迁以及北朝只有北魏平城末期在平城南郊建成明堂的实际看，《木兰诗》都只能是始作于北魏平城末期迁都洛阳之前的作品。有关《木兰诗》若干零星问题的解读，亦有助于理解《木兰诗》的时代背景和创作年代。     

试论北魏孝文帝定姓族

本文对孝文帝定姓族的具体规定作了介绍，并对拓跋改姓时间进行了考证，对史学界姓族的等级划分结论找出质疑，作者认为“膏梁”、“华腴”不是一个等级，而是一个特殊的称号。孝文帝定姓族唯一的标准是官爵的高低。孝文学定姓族，有利于鲜卑贵族与汉族士族的分流，对巩固北魏政权起了积极的作用，但建立门阀制度使用人制度更加制度化，是其明显的消极影响。南朝士族的种种流弊在北魏后期同样出现，孝文帝死后，北魏统治者政治腐败，毫无作为，但不能把北魏的衰亡完全归罪于孝文帝的定姓族。     

试论北魏前期的奴隶主贵族官职世袭制

北魏前期的选官制度是与奴隶制经济基础相适应并为之服务的奴隶主贵族官职世袭制。其中，内侍官选任制、大师小师制、荫任制和领民酋长世袭制，就是这一制度的四种主要表现形式。通过上述制度的实行，不仅确保了拓跋奴隶主贵族的世袭政治特权，从官僚体制上加强了奴隶主贵族的统治，而且也维护了北魏前期在边境及塞外地区推行的种族奴隶制度，对巩固北魏奴隶制政权起到重要作用。     

北魏“停年格”述论

北魏后期,吏部尚书崔亮在选官过程中奏立“停年格”,不问士之贤愚,唯以年劳资历取人。此制是北魏选官史上的重大变化,对共进行深入探讨,实属研究北魏政治的重要课题之一。笔者试作简要论述,以求教正。     

北魏的历史记忆整合与国家认同建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经验探究

北魏统治者入主中原后,从族源、国号、习俗等方面对北疆各族早期历史记忆进行整合与重构,建构拓跋鲜卑源自黄帝、居于北土、与中原华夏同源共祖的族源叙述体系,采用"代""魏"双国号并用的做法,实行兼容北土旧俗与中原礼制的国家祭祀礼仪,既积极融入中原文化,又尊重和珍视北疆各族对拓跋祖先、云代乡里和北土旧俗的历史记忆与情感认同,体现了北魏统治者对北疆文化与中原文化的整合。通过系列文化整合举措,北魏统治者增强了华夷各族对北魏政权的政治认同、民族身份认同和历史文化认同,为建构北魏的国家认同、巩固北魏统治奠定重要基础,客观上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其中蕴含丰富的历史经验,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北魏的“子立母死”制度

由少数民族建立起来的统一北方的政权——北魏，其开国帝王太祖拓跋蛙实行了一种很残忍的皇位继承制度——子立母死制度，这种制度是北魏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它对北魏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北魏自耕农的贫困

自耕农的贫困始终是困扰北魏政权的重要问题。北魏自耕农来源的多元化与致贫因素的复杂化使得北魏自耕农负担不断加重。北魏自耕农的贫困与贫富差距严重的主要原因在于北魏制度设计的缺陷。北魏政权为防止自耕农贫困而采取的赋税蠲免、灾伤赈济以及税率调控等措施仅是头痛医头之举,并未从制度上解决根本问题,因此也无法从根本上缓解自耕农的贫困。这最终导致了北魏的衰亡。     

北魏平城考

作者根据史籍考证与地理考察，推断北魏首都平城应在今御河西岸大同城区而不在御河东岸。北魏经营平城近百年，使其成为当时中国第一大城市，人口超过百万。作者就平城的规划、布局和发展过程进行了初步探讨。     

大同北魏明堂方位与平城遗址

根据大同北魏明堂遗址考古勘测位置图,按《礼记正义·明堂位》古制分析比对,笔者认为,明代的大同府城南城墙和南门即是北魏平城（京城）的南墙和南门的位置所在,并由此推算平城遗址的范围,即明代大同府城仅占北魏平城的南半城,向北延长约3．5里（营造里,下同）为平城北半城,北魏平城是一个南北长7里,东西宽3里,周回20里的长方形城域。     

北魏平城砖瓦文字简述

北魏平城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继汉代之后又一个吉语瓦当高峰期。皇家建筑遗址出土的大量瓦文,原汁原味地展示了当时人们的文化水准、书写能力和书体运用情况。近年在大同地区出土的并不算多的北魏砖铭充分证明,在拓跋氏建都平城时期,所有墓中瘗文字砖者,无一不是来自于南朝的贵族以及西来东至的秦凉和两燕的“投化客”。拓跋氏帝室和近族胡（纥骨）、周（普）、长孙、奚（达奚）、伊（伊娄）、丘（丘敦）、亥（侯）、叔孙、车（车规）等九姓以及“太祖已降,勋著当世,位尽王公”的陆（步六孤）、贺（贺赖）、刘（独孤）、楼（贺楼）、于（勿忸于）、嵇（纥奚）、尉（尉迟）八姓连如此简单的砖铭都没有。但是,公元494年,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不仅在洛阳大量出现元姓宗亲和其他代姓贵族的大量墓志,而且在平城也出现了“尉娘”、“苟黑”等代人墓砖。     

北魏《申洪之墓铭》及几个相关问题

本文着重就北魏《申洪之墓铭》的出土和拓本的流布情况,墓主申洪之的身世和官职,铭文后记所印证的北魏平城时期离散部落和计口授田的史实和北魏平城时期土地流转情况作了论述。透过铭文书迹“一铭三体”的现象,就其所涵文化信息,诸如北魏平城时期铭刻书体的面目和各种不同书体的运用情况,申洪之铭文书迹及平城百年书法的基本评价等作了以小见大的分析和阐述。     

论北魏后期儒释道三教的发展及其对文学的影响

由于孝文帝的努力,北魏后期,儒释道三教改正了前期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关系得到调和,并形成了先儒后佛、辅以老道的发展格局。受其影响,北魏后期文学创作重功用,讲求辞彩和形式,创作空间得到了拓展。     

浑源孙氏与元代大同

古域大同曾经是北魏帝都,辽金陪都,留下了令人赞叹和神往的文化胜迹。到了元代,这座城市不但没有衰减它的皇家气象,而且由于蒙元疆域和势力范围的空前扩大以及军事生产与民间贸易的需求,空前地繁荣起来。浑源孙氏在元代显赫一时,祖孙几代都与大同有着直接的联系,为大同的繁荣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北朝时期少数民族对儒家伦理道德的传承——以孝道传承为研究中心

北朝时期无论是拓跋氏建立的北魏、宇文氏建立的西魏北周,还是高氏建立的东魏北齐,都能以儒家文化为重,广泛开展儒学和儒家伦理道德教育,其中对孝道的传承尤为重视,其结果是北方儒家文化渐居统治地位。这种状况带来北方少数民族整体文化素质和道德素质的提高,使北方自西晋后期以来衰落不堪的儒家伦理道德重新得到振兴。北方文化复兴所带来的文教盛况是北方文化事业和社会风气的重大进步,其结果是原来落后的北方超过了南方,南方反过来向北方学习。从而带来北方民族融和的形成和隋朝对大统一的完成。     

北魏平城京郊的礼制性建筑与祭祀活动

结合北魏京郊的祭祀活动可以看出,北魏平城时期的礼制性建筑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是祭祀神灵或祖先的场所,如郊天坛、圜丘、祖庙;二是皇帝召开会议、朝会万国、宴请群臣的场所,如天文殿、太华殿、板殿。明堂作为平城后期兴建的礼制性建筑,其主要功用有祀天、祭祖、布政、观天象和敬养三老五更。礼制性建筑近百年的兴建过程,也是平城礼仪制度嬗变的历程。     

略论北魏政府的救济行为

北魏政府从维护统治的需要出发，普遍施行救济行为。在形式上可分为物质救济和精神救济，在时间上可分为平日救济和灾害救济。受救济人群广泛，一般普通民众都可能得到政府的救济。北魏政府的救济行为虽然存在很多不完善之处，但其积极方面的作用还是主要的。     

北魏永固陵陵寝制度的几点认识

通过对北魏平城永固陵的考古发掘,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北魏王较早期的陵寝制度较汉民族封建王朝要随意得多,但在定都平城之后,即开始按照华夏礼制建立宗庙祭祀制度,然而在陵寝制度方面仍保留着一定的传统习惯,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北魏平城郭城南缘的定位和与此相关的交通问题

本文从近年出土的杨众度墓砖铭文和盖天保墓砖铭文中所载埋葬地点的方位，探知北魏平城郭城城墙的南缘和位于其上的南门、东南门洞的情况，并且了解到以此二门为起点而延伸到中原的并州大道和定州大道的信息。从而说明，墓砖铭文虽然简略，但在北魏历史研究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