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乌托邦·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历程

现代性在西方资本主义发展中导致的社会分裂,使中国人对现代化的追求形成了一种乌托邦式的情结.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判断和对传统理想的弘扬,构成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内在机制.从民生主义到新民主主义,再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发展过程展示了现代性、乌托邦与社会主义选择中的历史关系.只有在现代性与乌托邦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才能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健康发展.     

论现代性和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异质冲突

中国人的现代化从历史和逻辑两个方面来看都是由两条基本线索构成的:一是对传统道德文化的批判和超越;一是现代性精神内涵的获得.本文对"传统道德文化"的内涵及"现代性"的精神实质进行了理性的考察与分析,揭示出现代性与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异质冲突,以引起人们对中国人的现代化问题作更深层的思考.     

以"人的方式"理解现代性

启蒙运动以来的人类历史也是现代性生成、扩展和完善的历史,期间也经历着对现代性的不断反思.社会理论家们创造了把对现代性的反思与思考人的命运结合起来的理论传统,即以人的方式理解现代性.了解中国现代化历程的独特性和中国人文化心理结构的本土性,是反思中国现代性问题的首要前提.以人的方式理解现代性是中国现代性理论建构的有效途径,也是分析中国现代化历程的有效切入点.     

作为现实摹本的传统--儒家经典解释在中国现代性追寻中的处境

五十年代后是中国人追求现代性最为急迫而激烈的时期——现代性理念与现代化运动结合得较为紧密 ,现代性追求与传统理念对峙激烈。对儒家经典传统的解释出现了服从于政治的外在需要的局面。传统成为现实的摹本 ,被置于现实政治需要的指挥棒下     

中国文学的现代传播秩序与出版法规之演变

中国文学自十九世纪末纳入了生产、传播和消费的社会机制之后,就不得不随着社会现代化的脉动而发展。社会现代化是在否弃传统的基础上建构民主自由的现代民族国家,这种历史语境中所产生的思想解放和历史使命的双重压力,使文学表现出彻底摒弃传统的批判意识与追求自由民主的新思想和科学先进的新知识的现代性追求。这种现代性追求是现代中国文学秩序的核心,但不是全部。二十世纪前期晚清政府、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分别颁布了各自的出版法规,这种出版秩序在一定程度上对文学的现代性追求有所阻碍甚至扼杀,但其维系现代性秩序的否定性价值却值得肯定,更无法否认其历史性的存在。现代中国文学秩序的建构并非单极发展,而是在这些力量的平衡中维系着一种稳定的现代性秩序,这才是中国文学发展的常态。     

论沈从文的现代性文化反思

沈从文明白地看到现代化在中国不可避免的趋势,他以西方现代化的合理性与先进性成分作为参照,既从物质文化层面对中国古老的社会制度结构作了全面反省,又从精神文化层面对中国人落后的心理、性格、信仰、追求、习惯、风俗等进行了深刻反思.他注目于中国文化整体的现代性与现代化追求的同时,特别清醒地意识到现代性的内在悖论,从而写出了现代性的内在矛盾:一方面是中国社会与中国文化不可避免地由传统走向现代,由乡村走向城市,摆脱了落后愚昧与陈腐封闭;另一方面是随着这一过程同时行进的传统社会与乡村文化中美好习性的丧失.沈从文回瞥传统乡村文化的现代性体验,具有极重要的文学史价值:当国人正致力于现代化的呐喊时,沈从文就看到了西方文化中早已成为关注热点的现代化的负面作用,看到了现代性作为一把双刃剑的复杂内涵,提醒人们注意到现代化给中国社会与中国文化所带来的所有困惑与反思.当然,沈从文的回瞥也具有明显的局限性,但其主要的不是对传统与过去的眷恋,而是对于现代与现实的批判与反抗,因此更具积极意义.     

建设性后现代的启蒙——读王治河樊美筠的《第二次启蒙》

《第二次启蒙》旨在以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视角来审视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遇到的各种社会问题。自第一次启蒙运动以降,现代工具理性的过度发展割裂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传统的多重联系。由现代性片面发展而引发的生态危机、道德危机和精神危机在中国社会已显露端倪。基于中国的具体国情,作者从万物内在关联的思想出发,提出有机地整合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与中国的传统智慧来探寻可能的应对之道,以实现超越现代性局限的第二次启蒙。     

对近代中国现代化探索的哲学反思

理性是现代性理论的核心概念,现代化是社会理性化的过程。近代中国对现代化的探索主要有三种模式,展现了不同的现代性理念。这个探索的过程也是道德理性、启蒙理性、历史理性博弈和抉择的过程。三种理性取向反映了对人的本质的不同定位,也反映了不同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追求,归根结底,体现了两种不同的历史观。历史表明,中国共产党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哲学基础,以基于历史理性的社会主义现代性为现代社会理念,找到了中国现代性构建的正确方向,摸索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     

中国传统伦理情怀的当代价值——地震灾难引发的伦理反思

现代化社会对利益的追求使人们逐渐淡化了传统以血缘亲情为基础、以人与人情感关系为纽带的伦理情怀。人们过分张扬理性，追求个性，结果导致社会情感匮乏、精神贫困。2008年的汶川地震使得中国的传统伦理情怀重新被唤醒，血缘亲情的情感文化所具有的重大价值被彻底表现出来。相信这种人与人之间的血缘情感、民众对国家和同胞的大爱，势必会成为中国今后复兴最为重要的软实力。     

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对人的诉求

人作为历史活动的主体,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主体.但在传统的现代化追求中,却导致了人的价值的失落,造成了现代性的悖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内在优势,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则在历史与现实的统一中揭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本质要求.     

宪政中国化:现代中国思想史上的文化诉求

中国近代以来的民主宪政追求是与现代化联系在一起的。宪政中国如何可能,始终是一个历史和时代的命题。在回应现代性的挑战中,新知识群体对推展宪政中国化命题的不同思考和探索进路,以不同方式表达了他们坚持一生为宪政中国化问题上下求索的文化情结,也在方法论意义上向世人揭示了中国社会转型中现代性历史取向与文化传统价值诉求的二元张力关系。     

中国现代文学怨恨体验的五大原由

怨恨的现实根源是社会历史处境;现代化追求导致了反抗传统的怨恨,传统的强力遗传导致了反抗传统而不得的怨恨;现代性悖论性导致了反抗现代性的怨恨;建构现代文化的艰难导致了建构中的怨恨;中国现代性的特殊性与传统式威导致了回瞥中的怨恨;忧国忧民忧天下的济世思想与改变现实世界操作层面的实践欠缺之间的矛盾是知识分子产生自我怨恨的结构性根源,价值追求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由自我怨恨的动力性根源。     

进化论视角下的现代性判断与乌托邦追求

严复的进化论转变了中国人的观念,对20世纪初中国文化的转型和社会主义思潮的形成有一定的推动作用。这些思潮都充满现代性判断和乌托邦追求,并用来指引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方向。但它对历史、现实和未来的分析还有较多的抽象性,不能从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上探索中国现代化与社会主义相结合的实践道路。     

以人为本体现了对现代性与乌托邦的超越——科学发展观在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

如何把现代化追求与社会主义选择统一起来,是关系中国现代社会发展的重大命题。康有为和孙中山以不同的方式挖掘传统文化资源,对其进行现代阐释,用以判断资本主义,追求世界大同,把现代性置于道德乌托邦统摄下,但并没有消除二者之间的对立。毛泽东在计划经济框架下寻求二者的统一,使中国社会主义走向了难以解脱的困境。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把马克思主义的最高命题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结合起来,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现代性与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中的理论升华

人作为历史活动的主体,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主体.但在传统的现代化追求中,却导致了人的价值的失落,造成了现代性的悖论.实现入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内在优势,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则在历史与现实的统一中揭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本质要求.     

《追寻中国精神丛书》出版

黄玉顺同志主编的《追寻中国精神丛书》,已由四川人民出版社于2000年6月出版。本丛书由《中国之伦理精神》(林存阳、刘中建著)、《中国之民主精神》(张小平著)、《中国之科学精神》(鞠曦著)、《中国之自由精神》(黄德昌、黄玉顺等著)四大分册组成(黄玉顺、林存阳、张小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九七级博士研究生),约80余万字。作者分别从伦理、民主、科学、自由四个层面,运用“二重分析”法,对历史加以文化反思,以寻求其“现代性”之根,从而探讨传统文化向现代化转化的出路。作者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必须根植于其自身的传统,唯有如此,才能有…     

论儒家价值的当代意义

随着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我国社会也进入了一个现代性追求的历史时期。现代性开启于西方,有着物质主义与自我主义的趋向。中国传统的儒家伦理的人文主义,是我们克服市场经济引发的现代道德问题有价值的传统资源。同时,当代中国对现代性的追求,也是对社会主义政治民主的追求,儒家人文主义同样也是重要的价值资源。     

老舍《断魂枪》的现代性解读

现代性是由西方传入我国的一个概念,在社会和文学上表现着不同的形式和意义。老舍的《断魂枪》体现了中国社会在转型时期所出现的新文化和传统文化之间的矛盾冲突,谱写了一曲对传统文化的挽歌和对现代性的深层追求。从对中国社会和文学的现代性理解的角度,通过《断魂枪》中的人物形象、文章结构、叙事方式和老舍对现代社会多层次的思考等方面来粗略地解读《断魂枪》所体现出的现代性。     

清末民初乌托邦文学的类型、源流与文化心理考察

近代中国处于一个由传统转向现代的重大历史转折点上,人们对未来可能发生的一切既充满焦虑也满怀期待,由此催生了此一时期乌托邦文学的兴盛。乌托邦是一种人本主义的现代性文化现象,它有中西两种源头,可分为社会乌托邦、政治乌托邦、唯情主义乌托邦等多种类型。乌托邦文学反映着传统的衰微和文化传递方式的变化,代表着一种中国人在西方这一现代欲望介体的引导下自我变革的要求。现代中国人开始普遍相信人的本质就是能选择如何生活,社会通过人们真诚的信仰和为之献身的真正理想就可加以改变,这使他们由传统的“信命论”者转向了现代的“抗命论”和“造命论”者。     

传播、性别与中国现代性——以电视剧《中国式离婚》为例

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电视剧<中国式离婚>通过男女主人公婚姻的破裂,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现代性话语中的有关自由与责任、平等与差异、理性与宽容、权利与义务、理解与信任等种种问题.电视剧传播对性别现代性的建构有着重要的作用,因此从传播、性别视角切入现代性问题将会促使人们更深层次地理解、正视新的社会文化语境下女性所遭遇的性别困境和角色认同危机,以及性别现代性建构的重要性和迫切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