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枪手”：制度漏洞的替罪羊

一、制度漏洞的替罪羊——校园枪手随着近年对校园“枪手”狙击呼声的不断高涨,时下已经催生了《国家教育考试违纪处罚办法》的出台和《国家教育考试法(建议稿)》的提出；而且一些考试管理部门也采取了如准考证照片采用激光照排,以及采用磁卡、IC 卡准考证等“防枪措施”；不仅如此,为了防范“枪手”,各主考单位甚至创造出了如山东淄博保安监考,北京公安坐镇北京外国     

"枪手",无可奈何知多少

随着人才竞争的越演越烈,文凭成为人才证明的重要凭据,而考试又是得到文凭的唯一途径.这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导致了在中国教育考试体系不很完善的情况下,出现了一大批"新兴考试人",即"枪手".虽然国家再三强调要整顿考试秩序,也采取了很多防止替考的措施,但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不论使用什么先进手段,都会出现漏网之鱼.     

为"枪手"一辩

枪手,或职业或业余,即现在所谓的杀手也,只不过以工具意象取代了行为结果而已.如果我们细究历史,就会发现"枪手"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物,古人就将这称为"捉刀代笔",而随着现代考试种类的增多,各形各色的"枪手"们冲杀于各类考场上也就更加的不足为怪.     

当应试教育遭遇"枪手"

随着研究生考试、四六级英语、毕业论文开题……一系列考核活动在这个冬天的来临,"枪手"这个词再次闯入我们的视野.毋庸置疑,"考证"时代的需求和经济大潮的冲击成就了"枪手"现象,现今"枪手"市场活跃和肆无禁忌的势头,也使得我们不得不对其愈行愈近愈有言.     

"二十四史"的刊刻与乾隆皇帝政治思想探析

清代乾隆皇帝是古代帝王中史学自觉意识最突出的政治家之一.他下诏刊刻"二十四史",命史臣刊正<辽史>、<金史>、<元史>、<明史>四部正史,突出地反映了他的正统意识和历史文化认同思想.乾隆帝重新认识和评价有关历史人物,适应了清代中期政治统治的客观需要.殿本"二十四史"的广泛流传,为学者、士人研读正史提供了便利,在传播悠久的中华文明、认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推动历史教育等方面,产生了深远的社会影响.     

中国人"命"即命运观念的形成

中国"命"即命运观念发生发展的基本线索大致如下:首先,其起源于原始社会,从仰韶文化到龙山文化,这是有实物资料可以证明的中国"命"观念的发生时期.继而,这样一种观念延续至三代,并且此时我们已经可以找到极其丰富的资料.最初始的"命"观念资料来自占卜活动,它在发展中有骨卜、龟卜和筮占的不同形式.相比之下,语词所直接表达的"命"观念要在殷商以后开始出现.无论是占卜所体现的"命"观念,还是语词表达的"命"观念,都可以区分出两条线索:国家命运的线索和个人命运的线索.一般而言,正式文献记载如<尚书>、<诗经>中的<颂>、<雅>部分、<左传>和<国语>的主要部分反映了"命"观念的逐渐下移过程,即总体上是从商周时期的"国家命运",到春秋初年的"诸侯命运",再到春秋后期的"普通人命运".但我们切不可为官方的记录系统所"迷惑".事实上,更为"私密"的占卜手册<易经>就向我们显示或证明了这种状况.此外,诸如<左传>、<国语>中的一些记载也向我们呈现了不少有关"个人命运"观念的消息.中国人命运观中可预知观念和道德观念在殷周时期已经完全定型,西周末年出现了可预知观念和道德观念的否定形式,必然与偶然观念则在春秋时期也已经初具雏形.而我们在春秋晚期所看到的"命"观念实际上已经与儒家和道家的"命"观念完全相同了.     

《太史公书》由"子"人"史"考

"史"字在先秦时期本指"史官",并无称"书"之义;"史"之称"书",合称"吏书",也有其复杂之变迁过程.<太史公书>本非"史书",亦无今日<史记>之名."史记"一词在先秦时期原指"吏官之记",后始成为<太史公书>之专称.而<太史公书>转为<史记>专名化之过程,实亦即<太史公书>在属性认知上逐渐史书化之过程.司马迁之<太史公书>亦由私人家言的"子书"而逐渐演变为所谓"史书",并被称之为"史记"与<史记>.     

评周相录的"逻辑"与"利刃"说

是否舍乎逻辑,要考察最终推出的结论是否更合理或更接近真实的面貌.周相录认为"<(长恨)歌>是一把解剖封建制度的利刃",提出了耸人听闻的"利刃"说,无视公元9世纪的社会环境与白居易忠于皇室的主观因素及<长恨歌>"婉丽多情"的文本特征,完全不符合历史发展的逻辑与艺术逻辑.周相录指责<白居易<长恨歌>研究>提出"有情"婉讽主题不合"逻辑",主要指责是,把"<长恨歌传>版本考略"放在综述部分讽谕说后面有问题,综述部分分类不合"逻辑",在介绍讽谕说、爱情说的时候涉及到双重、多重主题说等,本文针时这些指责进行辨析.     

论《新五代史》的"廉耻"观

<新五代史>阐释了五代社会的价值取向,即"廉耻"的缺失,其"廉耻"观是以耻为核心的,这一价值观体现了深厚的儒学背景,具有一定的社会价值和政治意义,是个人、政治和国家存在的软基础.对"廉耻"观的易理推求,进一步从易理的两分性、统一性和变易性来认识"廉耻"观在<新五代史>的体现,这决定了<新五代史>的体例和史论,并体现了宋代经史合流的学术特征;<新五代史>的"廉耻"观反映了历史著述的"当世"价值和著者的"心术",欧阳修认为,五代士人无"廉耻",轻节义,这有助于以儒立国的宋代士人精神气质的形成,对于宋代斯文之盛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张载"和"论探微

张载是宋儒中讲"和"最多、有着关于"和"的丰富思想的理学家之一.其"和"论具体体现在"太和"、"心和"、"中和"以及"仇必和而解"、"民胞物与"等概念或命题中.从宇宙论层面的"太和",到道德心性论层面的"心和"、"中和",再到社会伦理层面的"民胞物与",形成了一个完整严密的天人合一的"和"论体系.此论上承<易>、<孟>、<庸>等"和"的思想,下启宋明理学以"和"为取向的心性修养论.张载"和"论对其体系的"天人合一"特征、道德心性论特质的彰显,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对于当代建立和谐社会、和谐世界也有着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小议《论语》当中的"子某"

<论语>所记孔子的弟子多称"子某",如子夏、子张、子有等.这在<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中也有充分体现.这一章提到76个人名,其中,名、字齐全者74人.     

论乔伊斯小说的"夜"与"昼"

<为芬尼根守灵>和<尤利西斯>以看似破碎的艺术形式,既展现了支离破碎的视角,还展示了艺术家眼中破碎的世界;<为芬尼根守灵>揭示了睡者与死者之间的关联,而<尤利西斯>则在意识流中找到了清醒的人类联想模式的关键点;如果说乔伊斯在<尤利西斯>中以追求新范式、新权威、新秩序为主旋律的现代主义文学形式来重新阐述一种神话,表现了现代经验和现代意识,那么,他在<为芬尼根守灵>中则通过解构和去中心等后现代主义叙事方式,来书写"世界历史",他试图通过语言游戏来打破生活与艺术的界线,并挖掘出"不确定性"的美学价值.     

范仲淹《岳阳楼记》"忧乐"思想与艺术新论

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之所以成为千古不朽之作,是由文本中体现出的超越时代的思想艺术成就所决定的.在思想成就方面,全文继承和发展了<诗经>、<易经>和孔子、孟子思想中的传统忧乐观并有所升华."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一个"先"字,要求国家顶级政治家不应黏滞于一时一事的政治得失,而应具有见微知著、由近及远的洞察力和预见能力,精密考察国家的发展态势,谋划出具有前瞻性的国家发展方略;一个"后"字,则要求政治家在重大谋划取得成功并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幸福安康之"乐"时,能保持"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的高尚情怀.在艺术成就方面,全文既成功将骈文与散文的写作技巧融为一炉,又成功将"赋"与"讽"两种创作方法融为一体,通过隐喻、讽喻等艺术手法的巧妙使用,达到了"精喻"的完美艺术效果.<岳阳楼记>既体现了中国"文以载道"的优秀创作传统,又体现出文质彬彬的最高文艺美学理想,堪称超越时空的经典美文.     

《诗经》没有"民歌"论

<诗经>中有许多"民歌"的观点可谓源远流长,但这种观点不符合<诗经>中全部作品的实际.现存<诗经>中没有"民歌",其中绝大部分诗作是周王朝各类贵族的"宴语";周王朝各级贵族中的文化人是<诗经>作者的真正主体.对<诗经>中体现出的浓郁的"人民性",完全应该抛开"民歌论"的解读思路,并能够从更科学的视角来作出正确阐释.     

关于惩治"期权"受贿犯罪的立法建议

"期权"受贿是近年来滋生出的新的犯罪形态.为惩治和预防这种新型受贿犯罪,应当进一步完善对离职以后原国家工作人员从业行为的法律规范,并通过法定程序对<公务员法>的相关规定作出修订;在<刑法>中增加受贿罪的"约定"行为类型,以便为惩治"期权"职务犯罪提供有力的法律依据;将<刑法>中规定的贿赂范围由财物扩大为"不正当好处",以同惩治"期权"职务犯罪的现实要求相适应;在<刑事诉讼法>中引入贿赂推定制度,以使我国的法律规定与国际推定及举证责任倒置原则相衔接.     

"乐与政通":上博简《小雅》"小德"的诗学意义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云:"<小雅>小德", 是对<小雅>典乐风格及文本意蕴的总结.<小雅>歌诗总体的创作时间在西周中期以后.随着国势衰微,政治动荡在诗中有所映现,<小雅>之怨成为广泛的存在,<乐记>以为"乐与政通".上博简<孔子诗论>通过具体篇目礼义内涵与表述形式的深入剖析,在"乐与政通"的政治背景下对<小雅>"小德"的政治内涵进行了深层解读,印证了<乐记>"乐以象政"理论的典乐文化基础,是对<小雅>政治意义的理性定位.     

"当代学术"如何成"史"

作为学者,我见证了"学术史"从一个简单的"随想"走向拟想中的"学科"这一全过程.我说的"随想",是指我1991年6月写的那篇<学术史研究随想>,更指诸多友人发表在<学人>第一辑上的那组"学术史研究笔谈".从那以后,我和我的同仁一起,积极推动学术史的研究.当初的"随想",十五年后,竟然变成了声势浩大的"课题",甚至有了今天相当夸张的说法,叫"学科建设",这让我感慨良多.     

《唐诗三百首》的"诗教"内涵

<唐诗三百首>编选宗旨深受<诗经>以来的"诗教"传统的影响."诗教"传统的基本原则是实现温柔敦厚的诗歌教化意义,即是通过诗歌特有的感发人心的功能,潜移默化地端正人的思想、纯洁人的心灵,从而陶铸儒家理想的高尚淳厚的人格.<唐诗三百首>的"诗教"内含极其丰富,主要包含着思想教育、情感教育、审美教育三个方面.所选诗歌一则是"思无邪"的作品,二则为"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三则是要达到"脍炙人口"的效果.     

神秀慧能"呈心偈"解析——论禅宗史上《坛经》两个传承系统的可能性

自敦煌写卷面世,敦煌本<坛经>颇受重视,主流意见认为敦煌本<坛经>是最早文献,通行本<坛经>是对敦煌本<坛经>的改篡,二者是一源关系.通过对神秀、慧能"呈心偈"的分析,本文认为:通行本<坛经>以慧能一首"呈心偈"为特征,其思想契合迭摩以来的<楞伽经>传统,属于"心性不二见",主要流传于汉地中原和日本、韩国;敦煌本<坛经>以慧能两首"呈心偈"为特征,神秀的"呈心偈"代表了涅槃佛性思想,属于"心上安性的二见"思想,主要流行于敦煌、西夏、吐蕃等地.因此,就文本差异、思想倾向、流传地域等来看,可能存在着两个<坛经>传承系统.敦煌本<坛经>与通行本<坛经>属于二源关系.     

"江枫"新考

张继的七绝<枫桥夜泊>,是一首举世公认的抒发羁旅愁怀的千古绝唱,然而,对于诗中"江枫"一词的理解,迄今仍无定谳.或云"江边枫树"(王启兴等:<唐诗三百首评注>,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41页),或云"水边的枫树"(马茂元:<唐诗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406页),或云"江桥、枫桥"(唐先田:<苏州三趣>,<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7月15日).前列二说将"枫"坐实为"枫树",持此说者占绝大多数,后一说认为"江枫"是"江桥、枫桥"的合称,颇有新见,然他所说的"江桥",现枫桥景区内并无,故问题仍未得到解决.近日,笔者查阅了有关文献,并专程赴枫桥景区考察,最终得出结论:"江枫"是指"江村桥"与"枫桥".诗中的"江枫",只是"江村桥"与"枫桥"两桥的简称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