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江头洲周氏族谱及其家族史的文化边陲意蕴

族谱是后代寻根认祖的依据,修谱建祠是为了提高、展示自己家族崛起、发展的历史脉络,也是为了提高宗族声誉和本族在周边社会空间中地位的现实需要。在周氏家族的宗谱祠志上,具有深层的文化边陲意蕴,从中可以看出昔日宗族组织的表现形态和族众的旺族意识,更是传统文化边陲在全球化的进程中表现出一种新的"并接结构",体现族群文化基因的内部转型。     

从义宁州怀远陈姓宗谱祠志看陈宝箴家族史

从1814年(清嘉庆十九年)到1994年,义宁州的怀远陈姓共修七届宗谱和五届祠志。陈宝箴家族起到了突出的核心组织者的作用,并在宗谱上展示了自己家族崛起、发展的历史脉络。一部怀远陈姓宗谱,实际上就是以陈宝箴家族和其他几个实力较强的家族为主干而形成的。从这点上可以看出昔日宗族组织的表现形态和族众的旺族意识。     

徽州宗谱家法资料中的植树护林行为

徽州宗谱家法是谱牒资料的重要内容 ,它是徽州宗族社会的民间法规行为 ,是宗族成员行动的规范 ,对宗族成员的行为起约束作用。提倡植树护林 ,是徽州宗谱家法资料的重要内容之一。它表现了徽州宗族追求林木绿化景观的景观生态思想 ,倡导植树绿化的行为和禁止毁林的护林行为 ,并在客观上培养了徽州人种植和保护林木的习惯 ,产生了巨大的植树护林效应和约束力量。该文认为产生徽州地区宗族植树护林行为的重要原因是 ,山林经济地位特殊、毁林严重、风水意识盛行及宗族经营山林。在大力开展植树造林、保护森林、改善生态环境的现代社会里 ,徽州宗谱家法仍然具有积极的现实指导意义。     

宗族祭祖活动——乡土社会秩序建构的一种力量

基于儒家的礼与乡土社会秩序的传统关系上,通过对乡土社会礼的内涵的核心表达———对历史上宗族祭祖活动的有关规定的考察,挖掘宗族祭祖活动潜在的社会功能,将祭祖活动的功能作为建构社会秩序的一种力量来分析,寻求其存在的当代意义。     

论明清时期腾冲汉族移民的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

明清时期,随着中央王朝对西南边疆的经营,大批汉族移民尤其是军事移民落籍腾冲。在漫长的历史嬗变中,落籍腾冲的汉族移民通过修撰家谱、建盖宗祠等方式,在"土-客"之间的相对关系中,建构起了共同的历史记忆,强化了祖先认同和族群意识,汉族移民身份的记忆通过以祖先崇拜为特征的宗族文化得以保留和强化,以实现他们同内地汉族在祖源上的联系,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汉族移民的族群认同。     

论宗族依附对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影响

当代中国农村宗族现象的大量出现不是简单的历史重现。现代宗族现象不仅体现着封建社会传统心理的影响,而且体现着社会转型期间,农民利益保障体系的不完善。中国农村千百年来形成的对宗族、公社等权威体系的认可在当代农村改革过程中面临着最终的瓦解。个体农民自立意识和自立能力的薄弱与社会竞争机制中生活的艰难共同构成了当今宗族现象的社会历史基础。宗族现象反映着改革中存在的某些问题,是一种因改革而引起的社会政治现象,所以当代宗族现象只能通过改革的深化,而不是重新树立宗族的权威来解决。     

徽州普通家族的谱系构建——歙县刻工家族虬川黄氏族谱编纂考

编修族谱是明清时期徽州各宗族的一项重要活动,即使是一个普通家族,也有强烈的编修族谱的愿望。歙县虬川黄氏以刻书技艺精湛闻名于世,族中没有出现过富商大贾和显赫官员,成员大多生活并不富裕,是徽州地位比较低微的平民家族。该族十分重视家谱的纂修,历经几代人的努力,于清道光年间纂成《虬川黄氏宗谱》。与其他许多宗族相似,虬川黄氏修谱也存在虚构世系和攀附贵胄等现象,《虬川黄氏宗谱》通过对宗族远代世系和祖先小传的构建,将本族列为望族之后,希望以此抬高自身的社会地位。虽然普通家族所修族谱比较简单,却真实地展现了中下层家族宗谱的编修状况。     

姓氏符号、家谱与宗族的建构逻辑——对黔东南一个侗族村寨的田野考察

本文以黔东南的一个侗族村寨为考察对象,探讨了地方社会中宗族组织建构、形成的特点.文章力图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与社会背景之中,分析姓氏演变与宗族建构之问的联系,以及宗族在区域社会变迁中的表达形态.由此为现有的宗族研究提供一个颇具地方性色彩的个案参照.     

何谓“更加真实”？——《白鹿原》与当代文学中的宗族叙事

在新文学意识形态的规约之下,乡村现实社会中存在的宗族形态一直在文学世界中隐而不显。而新时期文学中宗族的复现,动摇了此前的主流叙事规范,继而《白鹿原》以乡村宗族为叙事中心,展现出新的历史图景,并引发了对阶级斗争叙事“真实性”的质疑。倘能在现代中国与传统社会关系变迁的历史背景中,系统梳理宗族叙事与阶级叙事相互纠葛缠绕的动态过程,则可能打开一片新的视野,更全面地认识《白鹿原》的文学史意义,从中亦可呈现“真实性”这一当代文学批评话语本身的建构和脉络的变化。     

家庭、宗族与乡里制度：中国传统社会的乡村治理

我国古代由种植文明所形成的家庭宗族结构,形成了以血缘为纽带,以孝为核心的宗法思想,经儒家的宣扬和主张,横向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纵向延续几千年,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部分。封建国家看到了乡村政治文化的这种特点,充分利用宗法意识与宗族结构,建构出官民共治的乡里制度,充分利用宗族巨大的内聚力,将国家权力渗透到乡村社会,从而达到对乡里社会和乡里百姓的严密控制,实现有效的乡村治理。     

家庭、宗族与乡里制度:中国传统社会的乡村治理

我国古代由种植文明所形成的家庭宗族结构,形成了以血缘为纽带,以孝为核心的宗法思想,经儒家的宣扬和主张,横向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纵向延续几千年,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部分。封建国家看到了乡村政治文化的这种特点,充分利用宗法意识与宗族结构,建构出官民共治的乡里制度,充分利用宗族巨大的内聚力,将国家权力渗透到乡村社会,从而达到对乡里社会和乡里百姓的严密控制,实现有效的乡村治理。     

清代徽州家谱编修特色探究——以《绩溪城西周氏宗谱》为中心

徽州家谱作为记载徽州宗族主要历史的著作,有着自己的一套编纂理论与方法。通过探索编修者在家谱编纂过程中对编修理论的继承与创新,可以看出清代徽州家谱在体例继承与创新、编修材料考证与甄选、体裁多样的文献辑录、家谱功能宣扬等方面的进一步发展。《绩溪城西周氏宗谱》的编修秉承了前代的编修理论与方法,并有所发展。深入探究清代徽州家谱的编修特色与具体内容,对研究清代徽州基层乡土社会的变迁与转型有重要意义。     

论秦的祖先世系及其文化建构

《史记·秦本纪》叙述的非子之前的秦的祖先世系存在很多矛盾和抵牾之处,这和秦政治权威的出现及相应的文化建构有关。秦人的政治权威出现在非子时期。非子是秦人第一个政治权威。秦人政治权威的出现凝聚和凸显了“秦赢”族群,并且对文化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秦赢”族群需要相应的文化建构,以非子为首的秦人自然地将文化建构的目光投向周的宗法文化。秦的祖先世系突出的是宗族的神圣性、祖先的功业、宗族的历史,反映了秦赢宗族所处的社会环境和现实的文化需要。秦的祖先世系的文化价值和史实价值相比较来说。文化价值更应该受到重视.     

清代徽州祭祖概述

清代徽州祭祖在明代的基础上继续有所深化,在经历了两次战乱之后又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高峰。在重点讨论清代徽州地区的宗族有关祖先祭祀过程中遍修祠堂、重修宗谱、合修坟茔等内容的基础上,以《茗州吴氏家典》作为徽州祭祖研究的个案,论述贯穿清代徽州宗族祭祖的宗法思想和宗族实践。     

《鄞蛟川周氏宗谱》考释

家族史研究已成为社会学的一个热点。文章对鄞西大宗族周氏的宗谱，从地理环境、源流世系、家族组织及祭祀、家族事务约定等方面作了考释。     

论清代皖人宗族诗歌总集传统与文学世家建构

宗族诗歌总集将诗歌总集与宗谱、族规、家训的意涵合而为一,具有复合意义。清代皖人大量辑纂宗族诗歌总集,集中在徽州府、宁国府、桐城县等地,他们在反复刊刻中注重文化传承,将家刻堂号作为宗族文化的符号。族人在宗族诗歌总集中对内部成员注重诗教训诫与家风承继,维系伦理秩序;又向外昭扬家声,超出文学作品范畴,体现出跨文学性的、更多是社会性的彰扬作用。清代皖人名门硕族依靠刊刻本族诗歌总集,将家风、家学、家脉代代相传,使得诸文学世家构建完善。     

客家移民与地方文化的建构——以“开善”宗族社会为例

移民是客家研究的主题。本文以泰宁县开善上保为例,具体探讨当地早期“历史”的创造,以及先来后到的宗族如何在民间社会的环境下共同构建地方文化。文章指出,对于民间社会的早期历史来说,族谱和口头传说实际上具有相同的意义。各姓宗族对于文化资源的创造和运用,目的都在于获得更多的权力资本以提升社会地位。地方文化的建构过程同时也是建立国家认同的历史过程。     

中国式现代国家建构视阈下云南“民族团结誓词碑”精神分析

云南“民族团结誓词碑”,为观照中国式现代国家建构及其特色运用提供了一个典型案例。“誓词碑”精神,实质上就是“一心向党、爱国奉献、团结到底、命运与共”的精神,其精神之“魂”就在于“命运共同体”的精神。“誓词碑”精神的形成,同时贯穿了“情感塑魂”与“盟誓铸魂”双重逻辑。其中,“情感塑魂”是观礼代表的命运共同体意识得以建构的关键;“盟誓铸魂”则通过传统盟誓习俗的创新性发展与创造性利用,由此推动了自上而下建构起来的命运共同体意识向云南各民族的“信仰”升华。正是在“自上而下”的认同建构与“自下而上”的认同表达共同推动下,特别是情感型治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利用下,“誓词碑”精神对于促进命运共同体建设、支撑现代国家建构具有历史性的意义。从中鲜活展现了基于自身国情与传统推进现代国家建构的中国特色与中国智慧。     

明代安丰盐场王氏宗族建构过程略探

明代安丰盐场王氏宗族的建构大致经历了立宗会、修族谱与建宗祠三个阶段。该宗族建构以王艮的崛起为契机,王艮后人在其中也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但建构宗族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它是安丰王氏宗族成员共同努力的结果。     

宋明以来徽州血缘身份认同的建构与强化

宋代以来至民国时期,随着徽州山区经济的开发与发展、徽商经营的成功、宗族社会的形成,以及教育、科举和文化的发达与繁荣,徽州知识暨文化精英逐渐揭开徽州地域文化认同建构的序幕,其中祖先中原的身份认同和谱系拟构即是重要的基础性一环。徽州知识暨文化精英通过不断纂修谱牒,强调"万殊一本"的理念,并在矛盾、对立和冲突中,建构和强化了祖先中原的血缘身份与宗族谱系认同,以标榜徽州宗族文化的特殊性、优越性和自豪感。这种血缘身份认同几乎无法与历史真实性达成统一,但它确实强化了徽州宗族内部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进而维系了徽州地域社会的秩序,促进了徽州经济与文化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