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眼中的《桃花扇》的悲剧性

王国维在《桃花扇》与《红楼梦》的悲剧比较中,指出了《桃花扇》的悲剧特征,认为《桃花扇》虽与《红楼梦》同为悲剧,但其悲剧性则大异其趣。如果说《红楼梦》属于真正意义上的普遍而必然的人生哲学悲剧,那么《桃花扇》只能属于借“风花雪月”及“人生之事”以写“故国之戚”的、偶然而“例外”的、“他律的”社会政治历史悲剧。《桃花扇》的悲剧性亦体现于此。     

新红学的开端,新典范的创始:王国维的红学研究述论--现代学人的红学研究综论之一

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所提出的问题不仅蕴含着新锐的思想光芒,同时具有鲜明的学术启示意义,如“解脱”说、“悲剧”说、“伦理学上之价值与美学上之价值合一”说等。20世纪初期提出的这些崭新命题,具有立意新、方法新、见解新的特征,为中国小说研究的现代学术范式建立做出了可贵的学术贡献。同时,《红楼梦评论》引入叔本华哲学所建立的《红楼梦》研究的新范式,是王国维在红学批评方面建立的桥头堡,仍有待继续前行,精进日新。     

试谈惜春的悲剧美

王国维说:“《红楼梦》是彻头彻尾之悲剧。”(《红楼梦评论》)莱辛认为:“悲剧是一首引起怜悯的诗.”(《汉堡剧诗》)如果说整部《红楼梦》是由一首首人物命运悲剧小诗组成的长篇悲剧组诗,那么惜春的悲剧则为其中一首独有特色而又不太为人注意的小诗.它像一朵洁白的茉莉,即便折离枝头,仍馨香沁人,诱人怜惜.惜春四小姐“乃宁府珍爷之胞妹”.(《红楼梦》第二回)她的出身,比之二小姐迎春、三小姐探春都要高贵,她是和元春一样的正派小姐.可是,她和元春的处境又不     

《红楼梦》悲剧说解析

自王国维以来 ,悲剧说一直是红学的核心观念之一。但悲剧说对《红楼梦》的解说并不充分。文章对红楼悲剧建构轨迹的检索 ,揭示了红楼悲剧意识形成的内在线索。这一线索表明 ,悲剧说与作为文化大书的《红楼梦》之间 ,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鸿沟。红楼悲剧的裂隙由此而生。     

论高鹗对《红楼梦》悲剧意蕴的深化

我们通常所说的《红楼梦》,一般指的是经高鹗续改过的一百二十回刻本系统的《红楼梦》。它是近两百年来《红楼梦》的通行本,自1791年问世之后即风行海内,各种有关《红楼梦》的其他艺术形式如曲艺说唱、绘画雕塑、音乐、舞蹈、戏剧影视等都从它脱胎而出。可以说,《红楼梦》之所以能够在中国乃至世界小说史上占有特别突出的地位,之所以被王国维推为“悲剧中的悲剧”、“彻头彻尾的悲剧”,之所以具有强烈的悲剧感染力,是直接有赖于高鹗续改本之功的。在一百二十回的高鹗续改本行世之前,《红楼梦》的基本定稿只有前八十回,称《石头记》,主要以手抄本的形式在少数人中间传播,然而如俞平伯先生所说,“自从乾隆壬子程伟元刻的高鹗本,一百二十回本行世以后,八十回本便极少流传”(俞平伯著《红楼梦辨》第8页)。八十回本的《红楼梦》是一部未完稿,其后面的部分一说被“迷失”,一说本来就没有写成;不管怎么样,我们从前八十回原书的伏线和后人的考证、“探佚”,是可以了解后面几十回的大致情况的。     

试论《红楼梦》宝黛爱情悲剧的必然性

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开始用西方文艺理论研究《红楼梦》的,是清末文艺批评家王国维。他认为《红楼梦》属德国资产阶级学者叔本华说的第三种悲剧。叔氏所谓第三种悲剧,是指这种不幸是由于“剧中之人物之位置及关系而不得不然者”。它既不需要一种绝大的错误或意外的事变(如第二种悲剧),也不需要一种险恶透顶的个性(如第一种悲剧),而是那些普通的人在通常的境遇下,处于彼此相关的地位。于是,他们的地位迫使自己明明知道而且眼睁睁地看见,相互间造成了最大的损害,其中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全然错误的。据此,王国维分析产生宝黛悲剧的原因,第一是“贾母爱宝钗之婉     

王国维悲剧理论的三个命题

王国维结合中西哲学和文艺思想,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一套悲剧理论。王国维悲剧理论的三个命题分别是关于悲剧的起源和本质的“生活之欲”说,关于悲剧的价值和效用的“解脱”说,以及关于悲剧的美感属性的“壮美”说。     

用亚里士多德的悲剧理论阐释《红楼梦》

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是西方经典的诗学、美学论著,对西方文学观念的形成和文学作品的创作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尤其是其中的悲剧观念,对悲剧文本的建构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都享有很高的地位。本文试图用亚里士多德《诗学》中的经典理论,“悲剧说”阐释《红楼梦》,为《红楼梦》的阐释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在深入了解亚里士多德《诗学》理论基础上,探寻《红楼梦》的艺术价值,以此寻求中西文学的凝结点。     

王国维系统文艺观新论

<正> “乾坤大,霜林独坐,红叶纷纷堕。”——王国维《点绛唇》一、冰山应效 1905年,王国维发表《红楼梦评论》,其中第一次提出“天才”说;1907年,王国维发表《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提出“古雅”说;1908年以后,王国维在陆续发表的《人间词话》中,又提出了他最著名的“境界”说。上述三篇文字在中国文学批评史和美学史上的开创性地位一直是举足轻重的。《红楼梦评论》,是中国第一篇运用西方文艺理论和近代科学方法来评价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的论文。《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则被认为中国美学史上第一篇关于艺术形式美的专论(叶朗《中国美学史     

《红楼梦》的人生哲理和智慧

《红楼梦》是中国和世界文学史、文化史上划时代的巨著。二十世纪第一国学大师、清华大学国学院导师王国维先生对《红楼梦》的评价最高,也最正确。他在其开创二十世纪新红学的一代宏论《红楼梦评论》中指出：《红楼梦》是优美与壮美相结合、以壮美为主的天才之作,是悲剧中之悲剧,是宇宙之大著述。     

20世纪《红楼梦》研究学术争鸣述要（上篇）

王国维引进西方文化思想评论《红楼梦》是20世纪红学学术争鸣的肇始,20世纪学人对王氏关于《红楼梦》之思想倾向与悲剧观的论说有不同的评判。红学中索隐与自传两派的争论是延续百年的世纪之争。1954年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大批判运动以及其后“市民说”与“共名说”的争论有得有失,对得或失的不同评估与时代意识形态的变化密切相关。脂批本与程高本的优劣真伪之争是20世纪红学争鸣中延续莳间最长、争论程度最激烈、参与争论人数最多、最具有学术本体性的争论。对曹雪芹生卒年的争论以壬午说、癸未说、甲申说为重镇。     

试论王国维的悲剧观

“悲剧”这个美学概念,最早由西方介绍到中国,并被运用来评价文学作品和现象,是从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开始的。这一点,已经为国内学者所公认。     

横看成岭侧成峰：《红楼梦》悲剧精神阐释的视角与纬度——由舒芜、王蒙、刘再复的说梦悟梦谈起

对《红楼梦》悲剧精神的感悟与阐释是理解与感受《红楼梦》题旨与命意的关键。舒芜、王蒙、刘再复三位学者作家研究红学的著作足以"照阐文心"、"启人心智"、"裨益读者"。他们关于《红楼梦》悲剧精神的感悟与阐释具有独特的视角,并共同受鲁迅与王国维的影响。他们的红学研究拓宽了《红楼梦》的研究视野。     

我国20世纪初的悲剧理论

20世纪初,我国的文学理论引进了西方的悲剧观念,围绕悲剧阐发了一系列的理论。蒋观云等人从社会政治的角度理解悲剧,强调、甚至夸大悲剧的社会作用,以抬高悲剧的地位,充分发挥其社会价值。以王国维为首的一批学贯中西的学者以哲学为视点体认悲剧的内涵,指出悲剧的美学价值在于表现人生苦痛的无所不在和对解脱之道的艰难寻求。梁启超和王国维对《桃花扇》和《红楼梦》的分析提示了悲剧的审美特性,使我国20世纪的悲剧研究一开始就有了理论的深度。     

吴宓与王国维《红楼梦》悲剧研究之比较

对《红楼梦》悲剧的研究从王国维开始跳出了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范畴,借用西方文学理论阐释其悲剧意义,丰富了这部古典小说新的内涵,吴宓的《〈红楼梦〉新谈》同样采取了中西比较的批评手法。他们的研究不仅属于那个时代的一流水平,在今天也依然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两人不约而同地将《红楼梦》评为一部伟大的悲剧小说,本文试从二者对《红楼梦》悲剧的评论中,对他们的中西比较观、批评视角和批评方法进行比较。     

宝黛钗爱情悲剧与清代官场文化

王国维品评《红楼梦》:"悲剧中之悲剧也"——《红楼梦》为我们展示了一个金马玉堂的悲剧世界,然在多层朦胧的悲凉之雾下,《红楼梦》也真实地反映出了在小说创作时期清代的诸多世情文化,尤其以暗含深刻的贾家这个官僚本位的家庭为背景,以宝黛钗爱情悲剧为代表,生动地为我们展示了真实的清代官场文化图。清代的官场文化与宝黛钗爱情悲剧相互映射,形成了一组奇妙的映照。     

王国维悲剧思想与悲情意识探源——论《红楼梦评论》对西学、佛学和老庄思想的熔铸

王国维受叔本华悲观主义哲学的影响,在《红楼梦评论》、《人间词话》和《宋元戏曲考》等著作中均体现了其悲剧思想对西学、佛学和老庄的熔铸性,开创中国美学研究之先河。王国维悲情思想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与叔本华悲剧精神的互通;二是认同佛家的涅槃,和叔本华倡导的解脱殊途同归;三是包涵老庄的"无为"、"无我"等传统底蕴。重新认识王国维的悲剧思想和悲情意识的源头,理解王国维对中西印等文化传统的沟通、合流、熔铸,才能理解和把握王国维在美学研究领域的大创制。     

吴宓与王国维《红楼梦》悲剧研究之比较

对《红楼梦》悲剧的研究从王国维开始跳出了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范畴,借用西方文学理论阐释其悲剧意义,丰富了这部古典小说新的内涵,吴宓的《红楼梦新谈》同样采取了中西比较的批评手法。他们的研究不仅属于那个时代的一流水平,在今天也依然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两人不约而同地将《红楼梦》评为一部伟大的悲剧小说,本文试从二者对《红楼梦》悲剧的评论中,对他们的中西比较观、批评视角和批评方法进行比较。     

《红楼梦评论》与新文学悲剧性现实主义

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开创了红学研究的新领域,同时也带来了西方文学的悲剧理念,《红楼梦评论》带来的对《红楼梦》的悲剧性现实主义的认知对新文学初期的创作倾向起到了引导的作用,新文学的作者们从中借鉴吸取了创作动力,奉献了新一代的经典作品。     

《红楼梦》作者新考

《红楼梦》约于清乾隆年间开始以抄本的形式在社会上流传。当时,此书标名为《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只有批者,未标明作者是谁。有人说作者是曹雪芹,有人说是“京师某府西宾常州某孝廉”,有人说作者是诗人吴梅村,更有人说《红楼梦》作者是词人纳兰性德……种种说法,不一而足。 1904年,王国维先生作《红楼梦评论》,曾呼吁将《红楼梦》的有关史实搞清楚。他说:“若夫作者之姓名与作书之年月,其为读此书者所当知,似更比主人公之姓名为尤要。顾无一人为之考证者,此则大不可解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