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司马光的个性心理与熙丰变法

我国史学界已开始重视历史人物的心理对历史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但为数不多的几篇这方面的论文，几乎全是从社会群体心理角度来论述的，专们研究历史上某个个人的个性心理特征对历史发展的影响和作用的几乎没有。宋神宗熙宁、元丰年间的变法，即熙丰变法，史学界至今仍众说纷坛，莫衷一是。近几年有从王安石的个性品格上来探讨他对变法的影响的，其中主要的有许维勤《王安石的品格作风与熙宁变法的失败》和刘祚昌《记王安石的政治品质与政治作风》①．这些论文确有助于对熙丰变法的研究，但仍不属于心理史学的范畴。本文拟从王安石、司马光…     

熙丰变法经济措施之再评价

宋神宗熙宁、元丰年间的变法,或称作“王安石变法”,或称作“熙丰变法”,笔者采用后者.因为:第一,从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至元丰八年(1085)三月这十六年间,宋廷均行新法,其间王安石为相执政总共不到七年,大部分时间不在相位,第二次罢相后亦未尝操纵新法.第二,王安石是变法的倡议者、法令创制者和坚决推行者,无疑具有很重要的作用,但还有变法派其他重要成员,特别是宋神宗的举足轻重的作用尤为重要.清人杨希闵曾谈到这点:“以熙     

宋代墓志碑铭撰写中的政治因素——以北宋孔道辅为例

北宋仁宗嘉祐七年(1062)和宋神宗统治期间,王安石与张宗益分别撰写了孔道辅的墓志铭和后碑。因二人撰写时间和所属政治派别不同,导致对同一人物生平的书写差异颇多。作为熙丰变法反对者的张宗益,在撰写孔道辅后碑时,详王安石之所略,略王安石之所详,且对王安石所撰孔道辅墓志铭大加否定,把相关文字当作发泄对王安石变法不满的手段,显示了墓志碑铭作为具有较强时代意义的"历史书写"内容,受政治环境、政治立场的影响较大。通过孔道辅的个案研究,不仅有助于深入了解墓志碑铭的撰写方式和特色,对客观认识作为文献资料的墓志碑铭也大有裨益。     

熙宁官制改革论

熙宁官制改革是熙丰变法(王安石变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关系到变法的成败，同时又开启了元丰官制改革的前奏，地位之重要可见一斑。而王安石则倡导和主持了这次改革，但他改革的不彻底性及其设想与实践的偏差导致了这次官制改革并未达到预期效果。     

宋英宗、宋神宗朝翰林学士与治平、熙丰诗坛——以王安石为中心

宋英宗、宋神宗朝任用翰林学士共36人。熙宁、元丰人才之盛，堪比庆历、嘉祜。王安石文章节操都堪称“真翰林学士”，他对翰苑制度之变革，翰苑词臣之任用，翰林学士之政治职能，都给予直接有力的干预和推动。熙丰时期不同政治力量间的角力与学术思想的交锋也导致文学群体的分化，在王安石及其新党把持熙丰政坛、文坛话语权的情势下，旧党翰林学士陆续被贬退，“乌台诗案”毒化了自由活泼的文学生态。由于文学的政治化、边缘化以及政治家和文学家身份的分裂，使熙丰时期以王安石为中心的汴京诗坛并没有成为诗歌创作和传播的中心，熙丰诗坛呈京城与地方独立分散形态。元丰年间，新党学士王硅、蔡确、章悖、王安礼、张璨、安焘、李清臣等人围绕王维山水画的一组题画作品，为探究新党学士群体复杂的精神世界提供了一个范本。     

庆历新政与熙丰变法

庆历新政与熙丰变法(王安石变法),是北宋中期的两次大规模改革.将这两次改革作一些比较研究,可以更清楚地看出各自的成败得失.本文提出的新的看法,目的在于探索与求教.     

《汴京梦断》序

我与郑熙亭同志素未相识,经过友人的介绍,拜读了他的以王安石变法为题材的《汴京梦断》这部小说,才通信往来的。我从来不懂得文学艺术,由于爱读这部小说,当熙亭同志让我写篇序文时,就不惴谫陋、欣然应命了。 王安石变法是宋神宗君臣们为扭转北宋百年来积贫积弱的局势,于熙宁二年(1069)举行的一个从上到下的改革运动。     

熙丰时期的兵制改革及启示

熙丰时期的兵制改革及启示程民生，郑传斌改革募兵制是王安石变法的一个重要内容。王安石并非要废除募兵制，他认为保持一支常备职业军队是必要的，但不能完全依靠募兵队伍。为此，宋政府采取了两种措施：一方面完善募兵制，如并军营、置将官、淘汰老弱；另一方面特别重视...     

略论宋神宗时期西北开发中的文化因素

北宋神宗时期,在王安石变法的推动下,变法派展开了一系列开拓边疆的军事活动,成为变法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其中王韶开拓熙河,由于提出复河湟、灭西夏的重要主张而受到有着同样愿望的宋神宗和为振兴国势、力行变法的王安石的高度重视。因而,从军事行动的顺利推进到战后熙河地区的开发建设,在许多方面都得到了宋王朝的大力支持。宋王朝在西北地区不单注重对经济领域的开发,而且注重对蕃部少数民族智力资源的开发及中原封建文化、科技的传播,并成为当时的一个突出特征。     

《邵氏闻见录》有关王安石若干史料辨误

邵伯温《邵氏闻见录》一书是宋朝重要的笔记著作之一,书中有不少关于王安石的记载,为研究熙丰变法者所习用。但书中多有议论失当、叙事讹误之处,不少内容出于有意作伪。本文对上述有关王安石的若干史料进行了考证和辨误的工作     

曾布根究市易务违法案再议

曾布根究市易务违法案引发了北宋新党内部的第一次分裂。从皇权与相权的矛盾冲突这一角度来剖析根究市易务违法案,宋神宗在其中起着主导作用,曾布之所为,很大部分是在迎合宋神宗的意愿。而根究市易务违法案作为新党内部的第一次公开分裂,充分暴露了新党内部的固有的矛盾。     

评陆佃对王安石新法的态度

有人以为北宋大臣陆佃是王安石新法的反对者,其实不是。陆佃肯定青苗法的立法宗旨,崇敬宋神宗和王安石,只是对青苗法推行过程中的弊病提过意见。他参与编修《神宗实录》,能据实直书,不为当时政治形势所左右。他反对元祜、绍圣间统治集团内部无原则的党争,并能正确看待党争双方的是非,主张各派势力和衷共济,振兴国家。结果,陆佃的愿望未能实现,他本人也被眨逐而死。这是一场历史悲剧．可作后人戒鉴。     

北宋后期的政治变动与陈瓘晚年由儒而佛的思想嬗变

陈瓘是北宋后期的重要政治人物,前期推崇王安石及其学术,经过从神宗、哲宗至徽宗的政治反复及其一贬再贬的政治遭遇,陈瓘对新党打击报复元祐党人及政治衰坏的现实深为不满,由此生发出对新党的严厉批判,并渐次深化为对王安石的政治学术观念的彻底否定,其思想也由儒学转向佛教。陈瓘的转变反映了士大夫对变法失败、党争不断的政治现实的深深失望,代表了北宋士大夫群体由前期的积极进取到后期消极颓废的变化历程。     

国家改革过程中地方政府角色的转型——基于王安石变法时期路级提刑司的研究

北宋熙宁、元丰时期,以王安石为代表的变法派进行了以"富国"、"强兵"为主要目标的著名的改革运动.提点刑狱司这一宋代重要的路级司法、监察机构与此次变法关系密切.在王安石变法时期,改革者对提刑司相关制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如降低提刑官的选任标准、严格考核制度、配备属官、增加武臣提刑等,使之更符合新法的需要.与此同时,改革中最重要的"富国"、"强兵"等职能在提刑司等地方政府身上得到明显增加.从这场著名的变法运动可以看出,提点刑狱司作为宋朝地方统治体系中最重要的"司法、监察官",在北宋中期王安石变法中角色发生明显的转型,司法之外的财政、军事职能得到显著增强.这种"多面手"的角色转型适应了改革的需求,为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改革措施的推行和地方社会的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     

熙丰党争新论

熙丰党争,除了围绕新法具体内容而展开的争论外,还在"祖宗之法"、"义利"、"开源节流"等深层次问题上进行了辩论.王安石认为"祖宗之法不足守",而反对派则认为"祖宗之法不可变".从实践来看,变法派观点更符合实际,切实可行,但变革对象只是政策设施,而不是赵氏政权"维系防范的基本原则".王安石引用发挥<易>中的"利者义之和"观点,为理财制造舆论,而反对派则直接援引孔、孟的义利对立观点,批评和阻挠变法中的理财.在如何理财上,王安石主张节流但更强调开源,反对派则坚守节流反对开源.这三方面内容,层层深入,是两党争斗的理论依据.     

论北宋神宗朝科举制度之演变

宋神宗在位期间全面革新朝政,包括科举制度,对后世影响深远.神宗即位初期,就令朝臣对现行科举制度之利弊和变革发表意见.在朝臣中形成意见极其对立的两派.一派以王安石、司马光等为代表,要求办学选才、废罢诗赋、一定程度恢复乡举里选,是大多数人的意见.另一派只有苏轼、刘攽寥寥数位,要求坚持科举考试选才,反对废罢诗赋和乡举里选.科举变革大致遵从了多数派的意见,熙宁三年殿试制策,极大程度地改变了宋代士人的读书、写作风习.兴办学校、发展教育、选拔人才、取代进士试等,一直是神宗朝君臣努力的方向,朝廷最终为此出台三舍法.此外,省试经义,废罢诸科和制科,允许宗室参试,都是神宗朝在科举制度方面的举措.     

在经典与政治之间——王安石变法对《周礼》的具体实践

王安石在北宋神宗朝主理国家政治之时,在政治上厉行新法,在经学上力倡新学,两个“新”字当中包含着政治史和思想史的多方面内涵。王安石的变法革新与经典诠释之间的联系,不仅通过其对《周礼》的认识和解说得到体现,更与王安石本人的“先王”意识及古典理想主义结合起来。王安石变法与《周礼》一书的真实联系,以及他是如何以《周礼》为依据而进行具体变法的问题,都是值得我们加以探究的。     

论宋神宗殿试进士的承启与转折

宋神宗采纳王安石的改革主张,对科举尤其是殿试进士制度进行了多项改革。北宋大臣王安礼奉诏拟定的《元丰五年殿试进士策问》试题以及熙宁、元丰年间的科举取士情况,真实地反映出宋神宗殿试进士的改革情况,体现了王安石崇实尚用的教育思想,具有一定的历史文化意义和考试学价值。     

政事与人事：略论蔡京与讲议司

崇宁元年（1102），宋徽宗下诏如熙宁置条例司体例，于都省置讲议司，由宰臣蔡京提举，崇宁三年（1104）四月罢。此讲议司与制置三司条例司不同，与宣和六年（1124）设置的讲议司也不同。讲议司对北宋晚期政治产生了一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