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的道德原则对于戒律规范的优先性——论佛教伦理思想的精神实质

佛教伦理以善作为道德理论的根基,用以戒律为主体的外在形式建构其整个伦理规范体系。人们在遵循戒律的道德践行中不断证悟自身善的本性,并以此作为一切行动的依据原则。佛教伦理主张,主体在进行道德行为选择时应从善的本性出发,而内在善对于外在规范的优先性正是其思想的精神实质。在具体的实践维度中,佛教伦理的适应融合与灵活变通进一步彰显出其思想学说的内在张力。     

托马斯·阿奎那意志自由对伦理之善的神圣与世俗共构

阿奎那认为，自由适用于发自理智和意志（即理性能力）的行为，阿奎那称其为人性行为。人性行为即伦理行为。人的伦理善之完成（道德实践）同时仰赖理智与意志两者的相互配合，而人的行动由潜能到实现的过程端赖自由意志的促动。追求伦理之善即追求人性的成全与自足。意志自由因包含“对已之爱”指向现世人生，又以终极之善为最终的超越指向，并遵循自然法或本性之律之规定，由此而在伦理之善的神圣与世俗间构架起通桥。     

论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的“至善”

从伦理学的角度来解读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可以看出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的最高目的应该是至善,至善即最高的善,所指的是幸福。为了达到至善这个伦理目标,亚里士多德对作为他政治学的研究主体的公民和城邦提出了自己的设想:公民应该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过着有德性的生活;城邦要建立公正的秩序,按照中道原则选择实施法治和多数人统治的政体。在他看来,公民和城邦只有达到这样的要求,政治学的最高目的才能实现。     

外在善到底有多外在?——对《尼各马科伦理学》中的外在善的考察

亚里士多德认为与幸福相关的善包括灵魂的善,身体的善以及外在善。然而,外在善与其他善的分界却并不清晰;同时,如果我们深入追问外在善的根源和影响,我们将发现外在善并不是完全"外在的",其与灵魂的善的联系是更为"内在的"。     

权利优先还是公共善优先--流行病伦理的社群主义视角

流行病危机导致流行病伦理的产生。目前的医学伦理无法解决流行病中的伦理问题,因为流行病伦理与医学伦理在许多方面都存在着差异。流行病防控中伦理问题的核心是个人权利与公共健康这种公共善之间的冲突。流行病防控的目标是实现公共健康,而社群主义的目标是实现公共善,公共健康是一种公共善,因此,社群主义能够为解决流行病伦理中的个人权利与公共善之间的冲突提供理论资源。     

个体善与城邦善之间的统一如何可能——基于亚里士多德的讨论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和<尼各马可伦理学>中集中讨论了个体善与城邦善及其内在关系问题,两种善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个人与城邦之有机联系基础上的.从知识论角度看,亚里士多德对二者之间具有内在逻辑关系是充满希望和自信的.事实上,在中国先秦时期的儒家经典中,也不乏这种自信和希望.但在由资本的运行逻辑所推动的现代社会,个体善与城邦善之间的内在关联就变得不那么令人充满希望和可信了.     

善是人类精神家园的永恒追求

一般意义上的伦理学的一般意义上,善与恶相对立,是伦理评价体系的最一般的范畴。“所谓价值判断是指对事物善或恶的判断”“肯定的价值的承担者,就是善。如果涉及的是否定的价值,那我们就称之为恶”。在日常生活中,对行为、观念的善恶评价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而这种评价又直接关系到人们行为的价值取向。所以,“明善”就理所当然地成了道德哲学不可回避的核心问题。正如元伦理学创始人摩尔所言:“这就是我们的第一个问题:什么是善的?和什么是恶的?并且我把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叫做伦理学,因为这门科学无论如何必须包括它”。     

美德伦理与现代传媒伦理的建构

现代传媒为人们的生活提供便利之余,也带来诸多伦理问题。传媒人的外在行为与内在美德出现脱节现象,以致外在规范难以内化为美德。传媒伦理的建构需摆脱单一的规范伦理模式,而美德伦理无疑为其提供了理论依据。美德伦理的亚里士多德主义立场,以及"内在善"、实践等范畴为传媒伦理的建构提供了思路上的依据,而美德伦理发展中呈现出来的规范因素也为传媒伦理提供了实践层面的可操作性。在传媒伦理的构建路径上,库德瑞提供了最直接的思路。     

制度伦理与制度“善”

制度伦理是当代中国语境下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之一。制度伦理既不是什么"制度的伦理化",也不是什么"伦理的制度化",而是对制度的伦理分析。其核心是揭示制度的伦理属性及其伦理功能,其主旨是指向"什么是善的制度"、"一个善的制度应当是怎样的"、"何以可能"、"有何伦理价值"等问题。对于制度"善"的伦理思考,必须坚持内容与形式、基本与非基本制度相统一的立场,必须坚持历史主义的思想方法。     

从伦理学到政治学——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探源

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开启了西方实践哲学的传统,而"实践"正是这个实践哲学传统的核心概念."实践",也就是行为,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主要意指与生产劳动相区别的伦理和政治行为.因此,伦理学和政治学便构成了亚氏实践哲学的主要内容.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伦理学通过对善的思考导向对人的有目的的行为的思考,进而研究统摄一切目的的目的--人存在的意义这一根本问题,从而成为实践哲学的基本科学.而政治学研究的是人在共同体中的自由生活,研究的是善在自由的政治共同体中的实现.伦理学指向道德行为的政治起源,政治学指向政治共同体的道德意义和道德目的,伦理学和政治学紧密相连,不可分割.从伦理学到政治学,标志着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的完成.     

至善、至德与至福: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观

对幸福是什么这个问题,自古以来就有争议。亚里士多德是西方"德福一致"思想的鼻祖,他用中道原则调和古希腊学者的看法,创立了幸福主义伦理学体系和道德规范。一方面,亚里士多德从目的论出发,认为幸福的基点是至善;另一方面,他从功能论出发,认为幸福的实现依靠至德活动,由此确定了幸福是一种为了其自身的完善与自足的现实活动。在这一幸福知识的建筑顶层,至善、至德与至福既是人的终极目的,对现实人活得好、做得好又具有异曲同工的价值。     

悬搁伦理学的政治学——霍布斯的实践哲学方法

亚里士多德与霍布斯的实践哲学都是针对多元善的伦理事实的某种反思,但两者的理论诉求不同。考虑到人类行动者善观念的多元性和相对性,亚里士多德追问的是:"属人的、就其自身而言的善是什么",他由此走上了伦理学道路;对亚里士多德来说,政治学探究以伦理学为基础。霍布斯关注的是这一事实的实践后果,即人际冲突;由此,他提出的问题是:"应该怎样解决冲突",霍布斯也就绕过伦理学,直接走上了政治学的道路。也就是说,相较于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范式,霍布斯的政治学悬搁了伦理学基础。这一新的政治学方法不是中立的,它蕴涵了自由主义的政治观念。霍布斯创立这一新方法的更深层原因或许是其"目的论的宇宙论"观念的瓦解。     

艺术善的解构──兼论艺术之真善美的关系

美学史上艺术的真善美关系问题一直未能很好解决，其重要原因是对艺术的善未能作出正确的解释。本文认为，就艺术而言，善有三层含义；现实的伦理之善，主体的道德之善，艺术的审美之善。审美创造主体层面的真善美经由艺术形式的审美化处理才能转化为艺术的真善美，这时三者才是真正实现了统一，它们共同构成艺术的价值系统。     

浅析马克思哲学的实践合理性

早在前亚里士多德时期西方思想中就有了实践概念,只是到了亚里士多德才形成哲学意义上的实践范畴及实践哲学.实践概念是人类理智在哲学问题域上由追问“世界是什么”向究诘“世界应该怎样”的重大转向,意味着人的反思能力的重大提升.马克思哲学思想中没有专门的合理性或合理化的学术概念,但马克思哲学强调实践中的主体性品质和主体改变世界的意境,本质上是以实践为基础的合理性追求.这种追求表现在三个方面:在实践基础上对西方传统哲学关于理性思想尤其是实践理性(西方传统哲学的合理性本质上是“合乎理性”)思想的超越;以实践为核心范畴构建了唯物辩证的自然观、社会历史观和认识论相统一的完备整体性的哲学体系;确立了立足于实践基础上的关于事物合于客观事实真理(物的尺度)与主体性的主观价值判断(人的尺度)、目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辩证统一的合理的哲学价值评价体系.     

技术性实践走向善何以可能

现代技术的发展取得了辉煌成就,但同时也引起了个体的物欲享受与"自由意识"的膨胀、个人行为目的与手段的功利计算、个体实践活动的技术化而非伦理化等一系列伦理难题。由于多数人将个体善与公共善、行为目的与行为责任、道德的实践与技术的实践相分离,把技术性实践完全等同于追求外在产品与经济利益的技术生产活动,忽视了技术性实践应契合于伦理标准的必要性,从而导致了高技术不道德等现象的滋生蔓延。在此情形下,重新审视技术实践的目的定位、结果评价及本质内涵,实现对技术生产的价值定位、物品交换的道德坚守及物品享用的伦理认识,成为技术性实践走向善的可能路径,这也是技术伦理得以可能的基础。     

追求正义与善：西方政治合法性思想的缘起

追溯西方政治合法性理论的源头,对其理论基点——＂统治与服从＂关系的探究在古希腊罗马时期就已经发端。思想家尤其强调＂正义＂和＂善＂在统治合法性中的基础意义,它主要体现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西塞罗的思想中。     

论作为伦理学范畴的实践

在西方伦理学乃至哲学中,实践都是一个边界清晰的范畴.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实践是指因我们的行动而成的事物,进一步地,又可将其分成以外在的善为目标的行动,以灵魂的善为目的的行动,只有后者才可以称为实践.与实践活动相对应的是实践理性,以区别于创制理性和理论理性.在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概念中德性与幸福是统一的.康德把质料哲学按所研究的对象及其所服从的规律分成两种:关于自然规律的学问称为物理学,关于自由规律的学问称为伦理学.于是,康德便把实践严格限制在主体可以依照先天实践法则、靠着实践理性而必然行动的范围内,因实践行动是自明、自主、自觉的,因而是必须担负责任的行动.     

善的形上学追问——孟子善恶观的道德解析

善是什么?善何以可能?善的终极根据是什么?通过对善的不断追问,孟子为善建构了形上学的根据。“可欲之谓善”是孟子德性论的道德立场的体现。孟子通过对善的伦理追问、人性追问和天道追问,为善建构了一个较完善的思想体系。各种人伦规范正是可欲之善的现实存在;性善论是善何以可能的内在根据;天道观则是善的超越根据。孟子以性善说人性,以天道说性善的思维理路,成为儒家后学道德形上学建构理论资源。     

西方伦理学概念溯源——亚里士多德伦理学概念的实存论阐释

在亚里士多德的学科体系中,伦理学首先从实践哲学得到规定,而他的“实践”作为个体内在合目的性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实现的“行为”,是Dasein意义上的超越性本真实存活动,不同于现代意义上的与“理论”对立的“实践”。当亚里士多德把他的作为实践哲学的伦理学从属于“政治学”时,他揭示出我们“常人”实存的本性就是城邦中的共存。但伦理的共存先于个体的实存,共存的伦理———公正———不是“德性”的一种,而是德性的整体,个体的德性只是附在这一“整体”上的“皮毛”。无论是个体的本真实存还是城邦的伦理共存,最终都是为了人之为人的卓越性(德性)的实现,伦理学本质上成为“人学”,其核心的问题结构是个体的本真实存和城邦的伦理共存的关系。     

康德至善论与康德伦理学

康德的"至善"通常被理解为"最高的善"和"完满的善",即德性及其与幸福的统一。但除此以外,这一概念还指"共同的善"和"最高的本源的善",前者指"伦理共同体",后者指上帝。四种内涵及其逻辑关系不仅形成了康德的至善论思想,而且构成了康德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体系,反映了康德伦理学的主题及其逻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