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脆弱性”到“韧性”:全球公共卫生合作治理的风险与应对

新世纪人类社会面临着更为复杂多样的灾害风险。在公共卫生合作领域，多重复合致因的卫生安全风险考验着羸弱不堪的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体系。当前全球公共卫生合作治理凸显脆弱性风险，表现为治理共识的“离心性”、治理主体的“分散性”、治理体系的“粗放性”以及治理举措的“被动性”。跳出以西方为中心的治理所带来的理念、体系和技术等羁绊，克服传统“碎片化”治理的短板，构建全球公共卫生合作韧性治理体制机制，是有效应对全球公共卫生合作治理风险的内在要求。为此需要融贯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筑牢与多元主体合作、健全国内国际双循环机制、提升国家治理能力，为纾解困境、提升全球公共卫生合作能力提供切实可行的路径。     

审视与反思:公共"治理"的风险及其挑战

公共“治理”的理论内核是主张通过合作、协商,确定共同目标等途径实现对公共事务的管理。作为一种发展中的实践和理论,也存在一些风险和挑战。诸如公共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对责任心问题构成的挑战;“国家空心化”对于政府调控能力以及行为方式的挑战;公共治理对于非政府机构组织自身能力以及政府理念的挑战等等。为了有效应对公共治理的风险与挑战,公共治理要重点解决四个层面的问题,即治理工具和操作手段的现代化、治理结构制度的构建、多元主体治理能力的提升以及理念的转变等。     

中国政府应对公共危机能力论析——以汶川大地震为研究背景

公共危机管理是现代政府公共行政活动的主要内容之一.有效应对重大公共危机事件的能力是现代政府综合实力和能力的集中体现.在社会主义中国,融执政党执政能力和政府行政能力于一体的各级人民政权是我国有效应对各种公共危机的治理主体.此次汶川大地震是对我国政府公共危机治理能力的巨大考验.在应对汶川大地震的过程中,中央政府表现出卓越的应急能力,彰显了党的先进性、战斗力和政府危机治理的效能.但是,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地震灾害,我国政府在应对重大公共危机体制、机制等方面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和不足.各级政府,特别是县乡基层政府要在应对公共危机的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和教训,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应对公共危机的体制、机制,不断增强我国政府的应急能力和治理本领,把应对公共危机的能力作为政府能力建设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环节和基本目标之一.汶川大地震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我国政府公共危机管理模式的现代转型.     

风险社会下政府公共危机管理的困境与对策分析

当代我国由于巨大的社会变迁正进入一个"风险社会",各种人为和自然的公共危机事件频繁出现。独具普遍性、突发性、人化性及高危性特质的风险时刻在拷问政府的公共危机管理能力。在风险社会背景下,我国政府危机管理面临许多困境和挑战,为此,政府应通过健全公共危机预防预警机制;完善信息管理机制;健全危机管理体系;完善危机管理主体等措施来提升政府公共危机的管理能力。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中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的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国家治理体系指的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和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相互协调,日趋合理;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就是要适应时代变化,通过改革和完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促进各项制度日趋科学完善,实现国家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不断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增强依法按照制度治国理政的本领,把各方面制度优势转化为管理国家的能力与水平。为了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加强党的领导,转变党治国理政的方式;注重国家治理的法制化和制度化,明确各治理主体的责任;发挥党和政府的引导功能,培育各治理主体按制度办事、依法办事的意识与能力;推动全面性目标的国家治理,提高国家治理的实际效果。     

我国公交行业公私合作的实践、困境与对策

公交公私合作既是缓解财政压力、改善经营管理、推进政府公共管理改革的需要,也是公共物品理论、产权理论以及委托代理理论在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中的应用和实践.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交公私合作经过初期尝试、探索迈进、改革热潮三个阶段后,出现了“民退国进”的逆民营化现象.国内外成功案例的经验表明,公交公私合作的成败和绩效受到体制环境和制度结构的影响和制约,需要有健全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立法、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和严格监督、专门的管理机构和专业化人才以及完善的财政补贴制度和风险分担机制.应完善相关政策法规,提高政府公共管理能力,提升依法监管水平,优化监管方法和手段,完善风险分担机制,以有效推进公交公私合作改革实践.     

灾害信息的沟通困境与国家治理

在灾害场域下,以政府为主导的公共组织如何有效地实现灾害信息的良好沟通,对于灾害的治理和政府组织的发展有着异乎寻常的意义。发达国家在灾害治理的过程中,已经形成了一套完备的灾害信息系统和运作机制。但我国的灾害信息沟通却存在着沟通意识的局限、制度设计的缺失、沟通体制的弊端、信息技术的滞后等困境。要实现国家对灾害危机的高效应对和治理,必须树立灾害沟通的正确意识、健全灾害信息的制度设计、确保沟通体制的良性运行、提升信息系统的技术支撑。     

公共危机事件中我国政府公共管理效能探析

全球化的时代，公共危机事件的频发已日益引起世界各国的普遍关注，能否有效地应对一系列社会公共危机已经成为考验和评价一个政府组织的治理能力和公共管理效能高低的重要指标。我国应设立独立的处理危机事件的常设机构，推进应对危机事件的法制建设，加强危机教育，培育危机治理的多元主体，并加强国际合作，提升政府应对公共危机事件的能力。     

转型期中国政府公共文化治理研究

建立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国家层面上基于和谐社会构建背景下的一种总体文化战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提出本身就是政府文化治理的制度设计和体制创新,要求我们打破传统的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公共文化管理模式,对之进行彻底地制度性重构,走向全新的服务型公共文化治理模式。本文从公共治理理论出发,提出了我国政府公共文化治理的路径选择,应包括科学定位政府元治理的角色和功能、建立公共文化多元主体合作机制、促进非政府组织发展、变革财政投资结构及强化公共文化治理绩效评价等。     

应对重大突发性公共事件——政府能力的考量

近年来频发的重大突发性公共性事件突显了我国政府应对重大突发危机事件能力薄弱的现状,主要存在危机管理理念落后、预警系统不完善、应急处置迟缓、部门间协作不力、社会组织参与度不够等问题.本文指出,建立应对重大突发性公共危机事件的预警机制、建立完善国家紧急救援体系、健全应对重大突发性公共事件的法律制度是提升政府应对重大突发性公共事件能力的路径选择.     

低碳城市的公共治理系统及其路径

低碳城市的公共治理已逐渐成为城市发展的世界性趋势,中国城市高碳化发展现实需要城市治理模式的优化.低碳城市发展系统由行政体制、市场机制和社会制度等多元系统合作构成.按照公共治理的逻辑,低碳城市发展不仅需要政府在政策明晰基础上进行制度创新,也需要企业技术创新以转换低碳生产模式,还需要市民社会切实践行低碳生活方式.在城市低碳治理进程中,应重视并协调各城市主体间的利益平衡问题.     

新时代政府治理现代化的伦理路径论析

政府治理现代化既需要制度的健全完善与有效实施,更离不开伦理道德的润泽和坚守。伦理作为一种内在积极因素,在政府治理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新时代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应积极推进政府伦理治理,坚守服务、诚信、民主、法治、廉洁、责任等伦理原则,不断加强制度安排的道德引导、决策过程的伦理控制、治理行为的伦理约束等,提高公共物品与服务的伦理意蕴,以政府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水平的不断提升推进国家善治。     

城市空气污染防治中的政府责任缺失与履职能力提升

政府能否有效履行城市空气污染预防及治理责任,是目前严重影响政府公信力的重要因素之一.根据我国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政府在城市空气污染预防及治理中应承担政策调控、协同治理、监督管理、考核问责等责任.由于长期奉行GDP至上主义,各级政府在城市空气污染防治中存在主体地位缺失、政府间协作低效、社会参与不足、监管方式虚化、问责机制不健全等缺憾,迫切需要采取相应的措施来提升政府履职能力,构建有效的政府城市空气污染防治责任体系.     

地方政府的社会冲突协同治理模式构建与政策建议

协同治理与社会冲突管理具有显著的契合性特征，但由于地方政府部门的“条块分割”导致“碎片化管理”，缺乏协同治理理念、多元主体参与机制、绩效评价考核机制，使传统社会冲突管理模式难以适应新时期社会冲突的复杂性、动态性特征。要突破传统社会冲突管理的困境，需要创新社会冲突管理模式，构建以政府为主导、多元主体参与的社会冲突协同治理体系，主要包括：一是树立协同治理理念，完善地方政府权责体系；二是建设“整体型政府”，有效整合公共资源；三是通过制度创新健全多元主体参与机制；四是健全科学的绩效考核评价体系。     

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制度探析

从乡村治理与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制度的内在关系角度考察传统农业社会的公共物品供给制度、人民公社时期的公共物品供给制度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制度,可以发现现行的农村公共物品制度仍然是传统经济体制下供给制度的延续,其特征包括以制度外供给为主、自上而下的决策体制以及供给主体与收益主体二者利益相分离等。这些特征表明,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制度与当前乡村治理模式不能实现有效统一,从而导致了农民负担加重、乡村政府债务危机和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以及农村公共物品供需失衡等问题。因此,必须积极探讨对乡村治理模式与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制度进行创新的对策建议。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治理逻辑与路径选择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集成,在国家治理中发挥了显著的治理优势,蕴含着丰富的治理逻辑。在推进国家治理效能转化进程中,具有复合治理机制的全过程人民民主依靠自身的制度优势,通过价值引领、机制供给、要素整合实现在治理程序、治理过程、治理结构方面的效能转化。为进一步发挥制度优势、实现高质量的国家治理效能转化,应进一步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强化民主治理主体能力、提升民主治理程序制度化水平、探索民主治理技术创新,以增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优势,为国家治理效能持续转化供给动力,以此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高质量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统筹边疆地区发展和安全论纲——基于时空环境—指涉对象—统筹主体—体制机制的分析框架

统筹是思维、方法论与实践的统一体。国家治理层面的统筹是指治理主体基于国家发展和治理的全局性、长远性目标,根据时间空间差异性而对其关注重点和有限资源进行的系统筹划与综合协调。把握时空特性,明确统筹的指涉对象,理清统筹主体及其权责,完善统筹的体制机制,是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基本问题和提升统筹效能的关键。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国家发展和治理面临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日益增多,统筹发展和安全,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日益成为党治国理政的重大原则。统筹边疆地区发展和安全需要明确包括中央政府在内的不同统筹主体及其权责,锻造领导干部的统筹能力,以更好防治边疆地区的风险综合体。边疆地区发展和安全的统筹治理,需要强化体制机制的保障作用,特别是发挥中国特色的党政体制的整体性治理优势,优化纵向分层的差异化统筹策略,发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枢纽作用,强化数智赋能和国际合作机制建设。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视域下公共文化治理的转向、困境与适配

共同富裕不仅是物质富裕，也包含精神富足。以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引领公共文化治理更能凸显治理的民生性、均衡性以及效能性，这对公共文化治理的主体、理念、内容、制度、结构、效能都提出了全新的要求。当前，我国公共文化治理虽然已取得令人瞩目的重大成就，但仍面临服务供给与精神文化需求匹配性有待提升、公共文化资源均衡性有待改善、文化治理主体协同性有待发展、公共文化秩序规范性有待完善、公共文化投入协调性有待增强等现实困境。在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亟须以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为导向，进一步提升文化服务供给质量，缩小文化发展差距，优化文化治理主体，提高政府治理能力，增强文化投入效能，助推公共文化治理体系高质量发展，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提供动力支持。     

公民治理视角下的我国公共危机多元治理

在公共危机频发的今天,任何单一的力量与措施都不可能使公共危机得到顺利解决。在我国社会快速转型的大背景下,如何转变政府对公共危机的应对方式,越来越受到社会的重视。公共危机治理不仅仅是政府的责任,也应该是社会的责任。因此,提高多元主体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意识和能力,完善多元主体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法律制度建设,不断探索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危机治理道路,就成为促进我国多元主体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必然选择。     

风险社会理论视角下政府危机管理能力创新的思考

风险社会理论重塑着人类的风险意识与危机应对观念,如果说危机意识有助于我们防患于未然,但风险的潜在性与不可避免性,风险与危机的不可控性与紧急性,让我们在突发的危机到来时,不能不直面风险与危机。我国现行危机管理机制刚刚起步,公共危机的突发性、紧急性与危害性,决定了在危机爆发之后,公共危机管理中应急协调机制的健全是应急处理阶段的关键环节与核心所在。而现行危机管理应急机制的健全既包括应急管理机构设置,也应包含应急机制功能的有效发挥,其中政府“应急协调”专业化能力的增强是有效发挥应急机制功能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