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文主义的中国阐释与范式转换——学衡派“跨语际实践”研究之二

白璧德新人文主义思想与中国儒家传统思想非常契合,这种契合引起了学衡派群体的共鸣。新人文主义思想促使学衡派用世界视阈进一步体认世界文化的统一性与普遍性,也使得学衡派具有了新文化阵营所缺乏的经典意识。学衡派与新文化阵营间的对抗与参差对话,是新人文主义文化观念的中国阐释和范式转换,也是一种“跨语际实践”。他们经由白璧德所架起的与西方古典文化沟通的桥梁,在维护自身文化、文学理念的同时,对西方古典主义的文化资产进行了较为全面性的引进与探索。     

《思想与时代》月刊与新文化运动

浙江大学在抗战时期内迁到贵州办学期间,创办《思想与时代》月刊,该月刊是“学衡派”同人刊物,办刊宗旨与学衡派价值追求一脉相承,继续坚持在现代语境中挖掘传统文化价值。更难能可贵的是,月刊在与“五四新文化派”的对话与沟通中,开始对日益泛滥的科学主义进行审视,主张科学人文化。月刊在科学时代对人文价值的追寻与坚守,极具前瞻性;其对现代性的批判和反思,在今天也颇具启示意义和价值。     

略论吴宓对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阐扬

吴宓及学衡派在历史上是有其积极影响和可取之处的 ,或者说 ,吴宓及其学衡派的文化追求尽管多有不合时宜之处 ,但又以其对民族文化传统的维护、对人文精神的关切 ,并以一种与新文化运动总体上异质的思维方式与思想系统参与了中国现代性思想文化话语的形构。     

论“学衡派”的古希腊文学译介与文化抉择*——以吴宓及其古希腊文学译介为中心

20世纪初的“学衡派”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非常奇特的文化守成主义和文化整体主义的代表。英美留学体验给了他们比较完整的学科专业训练,他们在借鉴西方经验的同时,清醒地看到西方近代文化的缺点,因此在内容上反对以独取某民族的文化思想为认知旨归,在时间上反对以近代西方文化代表整个西方文化。作为能指的“希腊”是“中国”这个更大能指符号的初始创设,所指均是一种“非西方”的自我现代化的可能。从古希腊到原始儒学,正是“学衡派”孜孜不倦寻求中国现代化的思想路径。     

儒学传统与新人文主义的碰撞与传承——吴宓、曹慕樊学术思想共鸣之契机

“学衡”派思想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有一定的反思作用,现在,面对“文学失语症”、“文化霸权”的危机,这些思想更是弥足珍贵。作为“学衡”派灵魂人物的吴宓,其一生遭遇坎坷,学术思想未曾大放异彩,但历经浩劫终究流传至今。吴宓晚年遇到一位极为重要的后辈友人曹慕樊,他们思想方面的共鸣可谓“学衡”精神的一种传承。文章重点从比较文学的角度,探讨吴宓与曹慕樊在文艺、诗艺上的共通之处。     

论学衡派对新文化运动的批评

学衡派反对废除文言, 但不排斥白话; 反对文学革命, 但不反对改良文学; 反对新文化派所输入的西方文化, 但并不反对吸收外来文化; 反对废除礼教, 但并不反对改良风俗。学衡派与新文化派之间的思想论争, 本质上不是进步与反动、激进与保守之争, 而是一种文化观念之争, 也即是一种“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之争。这种论争反映出不同派别对中国文化现代化出路的不同选择     

学衡派五四观的哲学审视--兼论学衡派现代性诉求的独特禀性

因受五四新思潮激进反传统的刺激,吴宓等留美生于1922年春出版<学衡>杂志,发表了大量的反思、批判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言论,充分展示了对现代性追求的独特禀性,形成中国现代文化保守主义重镇学衡派.学衡派既反对激进反传统的情绪化态度,又不赞成以西方晚近某家某派标举西方文化的文化观,而是主张新旧相对论,认为古今中西文化当明其源流,融会贯通,以建设真正的新文化.学衡派现代性源自传统的观点与新文化运动现代化即西化的立场构成对立互补的关系,代表着另一种文化启蒙,当给予正确的评价.     

科学主义思潮中的学衡派

五四时期科学主义思潮的盛行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历史必然,亦为现代性的正向趋势;但它淹没了人文精神,即学衡派所揭示的以“物质之律”代替“人事之律”,也呈示出现代性的负向趋势。学衡派批判科学主义、回归传统文化;批评科学的历史进化的文学观;反对写实主义、浪漫主义等,我们不能仅从对历史前进的反动这一视点予以裁断,在另一维度上,它实质上也是对现代性的负面因素的反思与调整。     

另类现代性的构建——从翻译看《学衡》派

《学衡》派诸人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分歧,并不在于整体性地肯定或者否定西方文化,而在于学习西方文化的哪一个部分,新文化运动者倾向于学习西方当代文化,而《学衡》派主张学习西方乃至世界的古典文化。《学衡》对于西学的翻译,有以下几个组成部分:一,对于白璧德本人著述的翻译介绍,希望借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澄清国人对于西方文化的观念;二,对于古希腊哲学、文学的翻译介绍,这正是白璧德及其中国弟子们所崇尚的西方文化精华;三,对于西方文学的翻译介绍,这西方文学是按照他们的标准所选择的西方文学精华,与五四新文化者的视野是并不相同的。     

“时间的政治”与学衡派文学发展观的历史命运

与新文学派解释文学史的线性模式不同,学衡派对文学现象和文学发展规律的阐释是基于循环时间概念的。尽管其对线性进化文学史观进行了不少修正,丰富了文学发展理论的内涵,对中国文学也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改革思路,但由于他们解释文学发展的理论基础产生于古典时期,时间观念的古典性质也就决定了其文化身份的“保守”属性。学衡派的文学发展观在现代中国的历史命运是“时间的政治”宰制文学史和文学家历史地位的一个典型案例。反思这一现象、探讨这一现象产生的根源,对于总结中国文化与文学现代性经验及教训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     

论20年代保守知识分子的现代性追求

中国20年代保守知识分子在新文化激进反传统所造成的价值迷失与欧战所引发的西方文化危机面前，通过《东方杂志》、《国故》、《学衡》等阵地，努力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现代性转换，他们对中西文化抑有宽容的心态，企求创造出以中国传统为本，融汇西方精髓的新文化。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以吴宓为代表的学衡派。20年代保守知识分子与激进知识分子、自由知识分子三派互动、多元发展，积极寻找中国文化自己的归宿。     

貌似公允中的西方眼光:学衡派与中国现代文论建设

学衡派的实质是一种来自西方白壁德新人文主义的眼光 ,在西方眼光与学术话语上与新文化运动主流并无二致 ,构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支流 ;但在具体操作方法上 ,学衡派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主流有着歧异与不同 :在引入西方文化上 ,反对失于一偏。在对待中国固有文化上 ,反对对传统一概涤荡的激进言语。他们在主观上试图超越两极对立的思想来探索中国新文化与新文学的出处。但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 ,其实质仍是一种西方眼光     

精英定位与"新旧"文化融合理念——论《学衡》语体的文化意义

《学衡》旧式语体的运用蕴含着深刻的文化意义,与学衡派的文化主张有内在一致的逻辑关系。《学衡》杂志语体可读出三重意思——《学衡》杂志的学术精英文化定位、学衡派诸人的学者精英定位、学衡派"新旧"文化融合理念。对《学衡》语体进行文化意义上的解读和剖析,能进一步深入了解学衡派的文化思想,并由此管窥当时文化纷争的复杂局面。     

“新人文主义”与东南学风——以“学衡派”与“新文化派”思想论争为中心

五四时期的学派之争，更多地表现为文化观念的冲突。聚集于东南大学、以反五四新文化运动姿态出现的“学衡派”，持中西会通的文化理念、举新人文主义之大旗，与以北京大学为中心的“新文化派”展开了激烈的思想论争。这种以南北两所著名大学为阵地的不同思想间的论争，有利于中国文化与学术的健康发展及南北学风的互补。“学衡派”的新人文主义文化观及其教育实践活动对东南大学学风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学衡派与吴宓研究70年

学衡派是中国现代文化保守主义的代表 ,他们强调世界文化的共通性 ,反对五四新文化一方对传统的全盘否定。在文学方面 ,他们希望对旧的文学形式进行改良而不是彻底的改革。吴宓是学衡派的灵魂人物 ,他的文艺理论代表了学衡派的最高水平     

论科玄论战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特征

从将后现代性看成一种对现实观照的思想态度或风格来看,发生在 1923 年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是一次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论争历程中的一个典型案例。虽然从时代上看这是中国走上现代化之初的一场论战,但科学派提出的人生观充满了现代性精神,而玄学派所提出的人生观,以及对科学派人生观的批评,在某些方面具有了后现代性的特征。而科学派对玄学派的批评,又具有维护现代性的特点。     

《学衡》办刊宗旨的内在精神及其启示

《学衡》杂志没有政治背景和经费支撑,在吴宓、柳诒徽等的维持下,出版79期,运转至1933年,成绩斐然,这得益于学衡派对《学衡》办刊宗旨的坚守.学衡派从学术研究的规律出发,秉持精审精神,以“正名”为武器梳理问题的来龙去脉,以中正的态度评价是非,这是《学衡》办刊宗旨的内在精神,也是学衡派学术研究践行的原则,更是融入了学衡派教书育人的实践.他们的思考、选择和实践值得当今学界深入的思考.     

也论学衡派的“昌明国粹,融化新知”

作为与新文化运动相对的另一向度的学衡派,一直被冠以“文化保守派”之名,随着社会语境的转变,对学衡派“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理论做历史理性主义之外的探讨,客观评价其为在更高视点上融通中西文化建立具有世界性永恒价值的文化体系的努力,挖掘其所坚持的文学批评的艺术标准,阐述其先行的对科学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盛行导致的人文精神的衰落的反思等,无疑是具有现代性理论意义的.     

谈“学衡派”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里,关于“学衡派”的性质,没有引起过怎样的争论,但论述这个派别的性质和表现的具体说法却是不一致的。一九五一年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在提到这个派别时是这么说的:他们“是标准的封建文化与买办文化相结合的代表”。然而在具体论述这个派别的表现时,却只提到一点他们如何反对白话、提倡文言的事,并没有以足够的论据来证明“学衡派”的反动性质。稍后出版的《中国现代     

吴宓与柳诒徵的《学衡》情结

吴宓和柳诒徵都是我国著名学者,他们都是《学衡》杂志及“学衡派”的重要成员,对《学衡》他们都付出了自己不同的努力和牺牲。吴宓与柳诒徵1921-1933年间围绕《学衡》而产生的恩怨情结及二人产生此种情结的种种因缘,学界少有论及。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和坚执,对新文化运动的激烈反传统的不满,使他们在反对新文化的潮流中求同存异,缘此而成学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