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诗、作诗与译诗之知行合一——试析郭沫若的诗歌翻译理论与实践特色

作为诗人,郭沫若不但是中国新诗的奠基人,而且在中外诗论的影响下结合自己的诗歌创作实践提出了一系列诗歌创作的见解。作为诗歌翻译家,他就诗歌翻译进行了大胆的理论探索与实践,在理论上提出了“风韵译”、“创作论”、“共鸣说”和“以诗译诗”等诗歌翻译理论;在实践上有感而译,作译并举,译诗形式丰富多彩,译诗的音乐性特别强。因此,郭沫若的诗歌翻译理论与实践具有诗人译诗、知行合一的鲜明特色。     

汉诗英译的策略

在汉诗英译的过程当中,应该充分重视译者的主体性,而译者的主体性,通向译者的创造性。一旦抹杀了诗歌译者的创造性,也就等于取消了诗歌翻译本身。诗歌翻译的过程,其实就是诗语再生、再造的过程。散体译诗与诗体译诗以及学术性译诗与文学性译诗,作为汉诗英译的两种策略,将长久地并存于国内外翻译界。     

当济慈与穆旦相遇—两颗诗心的契合

穆旦以＂创造性翻译＂为原则而译济慈诗歌。他与济慈惺惺相惜的诗才绽放,命运相近的机遇,使他以＂诗＂译济慈诗歌时,两个诗人的诗心碰撞,完美契合。     

基于“三美”论视角的英诗汉译的形式对等问题研究——以彭予译《红色手推车》为例

《红色的手推车》是美国意象派诗人威廉斯所作的一首名诗,这首诗形式独到,匠心独运,历来受到广泛的推崇.可是彭予对这首诗的汉译却是差强人意,在重现原诗的“形美”上出现了失误.本文将以诗歌翻译大家许渊冲先生的“三美”论为理论基础,着重从诗歌的外在形式、内在形式以及独特的形式三个方面深入对比分析了原诗与译诗,从而指出了译诗在诗歌形式上的不足之处,并借此指出在诗歌翻译中,形式对等是关系到译诗的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     

论朱湘译诗中意象的改写

20世纪二三十年代，诗人兼翻译家朱湘翻译了大量的诗歌。在译诗中，他对许多诗歌的意象做了改写。对比分析译诗和原诗可以发现，朱湘主要采用替代、删除、增添等方式改写原诗的意象，以求获得对等的翻译效果。通过运用这些翻译改写策略，朱湘成功地美化了译文，使译文获得了与原文相当的审美效果，从而实现了诗歌翻译之目的，为中外文学交流谱写了新篇章。在诗歌、散文、书信、文学评论等作品中，朱湘间接地表明了他改写意象的缘由。研究认为，朱湘的文化立场和诗学诉求是他改写原诗意象的两大主要原因。     

诗歌语言的魅力与翻译的传神

本文分析了诗歌语言的特征及其在翻译实践中的运用。诗歌语言不仅具有简洁性和用典性,而且允许在句法和词法方面可以破格。译诗时必须注意诗歌语言的这些特点,使译诗在语言方面能接近原诗。     

翻译之失与诗人译诗

诗歌形式和内容的二元对立造成了翻译的困难甚至不可译,相对于内容而言,诗歌翻译过程中流失更多的是因为不同语言的文字和语音差异导致的形式流失。＂诗人译诗＂作为一条挽救＂翻译之失＂的途径确实有其价值所在,诗人在语言的敏感度和诗歌音乐性方面的悟性和表现力远远超越非诗人译者,诗人译诗可以根据原诗内容选择适当的形式甚至创造新的形式,尽可能实现诗歌内容和形式的完美融合。     

从吕译《夏日里最后一朵玫瑰》看诗歌翻译

爱尔兰诗人托马斯·摩尔的诗作《夏日最后一朵玫瑰》,堪称西方的“葬花词”。这首优雅感伤的民谣由于其符合中国人的审美,颇受国人喜爱。但译诗之难,众所周知。细究吕志鲁先生的译诗,从具体而微的角度探讨诗歌翻译的方法。忠实是诗歌翻译的根本原则,它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外在的忠实：形式上的因袭,意即无韵或押韵的长短句;二是内在的忠实：理解无误,用字准确,意境相同。在不可能绝对忠实的情况下,根据尽量近似的原则,以诗译诗不失为诗歌翻译的良方。     

译者主体性视角下的唐诗英译研究

唐诗是中国古典文学的巅峰,也是世界文学宝库的瑰宝。唐诗英译在国内外众多学者的努力下业已取得丰硕的成果,成为传播中国传统文化,构建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手段。译者作为翻译活动的主体,其主体性的发挥决定了唐诗英译和文化传播的效果。通过对唐诗的英译研究可以看出,译者主体性存在、支配和贯穿于译者对诗歌文本的选择、阐释及翻译策略的运用之中。以译者主体性为切入点的唐诗英译研究,有助于建立更宽容的译诗评价多元体系,指导诗歌翻译实践。     

动态对等的忠实 雅致怡情的背叛——以《美国诗歌研究》诗歌汉译艺术分析为例

本文以尤金·奈达的“等效原则”为理论切入点，结合《美国诗歌研究》中的翻译实例，对翻译原则进行研习，认为忠实对等是翻译诗歌时应遵循的一条重要原则．译者应该在此原则的基础上对原文的形式和内容进行适当调整，进而使原诗和译诗在理解和文化迁移方面均达到对等的理想境界。     

黄译《鲁拜集》从灵感精神到儒释道哲学思想的衍译

黄克孙从中国传统文学标准的视角出发,以创造引人入胜的文学效果为目的,"衍译"了费茨杰拉德的英译本《鲁拜集》。他充分发挥自己的主体性,创造性地将原诗中灵感精神衍化成了中国儒释道传统哲学思想,并赋予了译诗七言绝句的音韵风格。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先内化原诗灵感精神,再通过创作衍为符合中国传统诗歌诗学标准的译诗,这种翻译方法值得现当代的翻译家借鉴,尤其是在不断重拾传统文化的今天。     

“三美对等”视角下的古诗翻译——以许渊冲的古诗英译为例

许渊冲提出的译诗“三美论”被广泛地认为是指导诗歌翻译的较佳原则,而尤金·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也对诗歌翻译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许渊冲的“三美论”实际上与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在理论本质上是相通的,也就是说,诗歌翻译要达到“三美”,需力求原诗与译诗在意、音、形三方面的审美效应对等.由此,本文试将“三美论”和“功能对等”理论相结合,衍生出“三美对等”这一视角,并以许渊冲的一些经典古诗英译作品为例,阐释这一视角在古诗英译实践中所体现的意义与价值.     

动态对等的忠实雅致怡情的背叛——以《美国诗歌研究》诗歌汉译艺术分析为例

本文以尤金·奈达的"等效原则"为理论切入点,结合<美国诗歌研究>中的翻译实例,对翻译原则进行研习,认为忠实对等是翻译诗歌时应遵循的一条重要原则,译者应该在此原则的基础上对原文的形式和内容进行适当调整,进而使原诗和译诗在理解和文化迁移方面均达到对等的理想境界.     

戴望舒诗歌翻译的文化选择

戴望舒翻译诗歌的数量远远超过他创作诗歌的数量,这取决于历史处境与他的文化选择。他在现代新诗史上的位置不仅仅在于他开创的新诗风,也在于他通过译诗为汉语诗歌的发展提供了崭新的语言质地和迥异的想象空间。戴望舒诗歌翻译也展现了其文学与文化重构的宏伟目标。     

汉诗英译中的意象转换比较

汉诗英译中的意象转换从根本上而言就是如何正确处理翻译中原作的形式与内容. 笔者以许渊冲的诗歌翻译"三美"理论为依据,从舍形曲意,意象尽失;求形曲意,意象缺损;求形存意,意象完整等三方面分别对翁显良、许渊冲、丁衡祁等名家的汉诗英译作品加以比较,探讨汉诗英译中的意象转换问题, 以求原诗与译诗从形式到内容的最大近似.     

时间在梦想的玫瑰中绽放——试论北岛的诗歌翻译观

诗人北岛是朦胧诗运动的精神旗帜和象征,他的诗歌创作和诗歌翻译始终充满着对社会、对人生的焦虑意识。通过对北岛随笔集《时间的玫瑰》中的九篇文章的梳理,分析北岛译诗的思想性和艺术化倾向及北岛的翻译技巧,探讨北岛的诗歌翻译观。     

《新青年》 译诗与早期新诗的生成

《新青年》的外国诗歌译者,大都也是早期新诗的实验者,他们将译诗活动视为新诗探索的重要环节,翻译与创作彼此渗透,相互促进,合而为一。那些白话译诗无论是内在意蕴还是外在形式均不同于中国传统诗歌,它们大都表现了强烈的现代国家意识与人的观念,文法上具有明显的欧化特征,且对话体作品相当普遍。这些译诗参与了早期新诗实验,为诗人们提供了别样的参照摹本,在情感空间、主题倾向、文体结构诸方面赋予白话诗歌某些相应的品格,加速了早期新诗的生成过程。     

论《声声慢》叠词翻译中“美学对等”的再现

作为中国文化的不朽瑰宝,中国古典诗歌一直以其优美的语言、典雅的风格及丰富的文化意象著称。然而,中国古典诗歌翻译之难众所周知,令人望而却步。美学作为一门古老的学科,相对比较成熟完善,和译学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由于中西方诗歌在语言及文化方面的巨大差异,“完美的翻译”是不切实际的,也就是说在翻译实践中,“绝对的对等”是无法实现的。将美学观点引入中国古典诗歌翻译,通过借鉴奈达的“动态对等”理论,从翻译美学角度,提出“美学对等”命题,指出其实质是一种动态对等,即译诗和原诗之间美学效果的对等;通过对宋词《声声慢》叠词翻译的对比分析,集中探讨了中英诗歌翻译中语音层的审美再现,从而进一步论证了“美学对等”的本质及其特征。     

文学意象与意境的翻译审美转换

翻译的基础是意义的把握,但长期以来,人们在译论对意象与意境翻译的讨论中,对其意义生成过程的关注不够,因而对翻译审美转换难以作出较为深刻的理论描述。以罗伯特.勃朗宁的诗MeetingatNight为例,具体分析诗中意象、意境的审美意义的生成过程,结合试译探讨,以此为基础,总结了意象与意境在翻译审美转换中所要遵循的基本规则。     

《新青年》译诗与新诗语言的探索

在外国诗歌翻译的影响下,《新青年》诗歌语言呈现出通俗化、句法功能的显性化、语言表意的复杂化的特征。学习西方民间诗歌语言,采纳对话的语言组织形式,大量语气词入诗带来的直白的情感表达方式,使《新青年》诗歌语言整体上呈现出鲜明的通俗化的特征,体现了五四思想启蒙与文学革命时代的话语特点。向译诗借鉴,新诗讲究语法组织,句法诗性功能得以显现化;现代人称代词的诗性引领功能、修饰成分的诗意扩充,使新诗呈现出与传统诗歌不同的现代表达方式。语义结构的整体关联与欧化的文法带来语言表意的复杂化,增加了诗歌的凝练度和内在诗意。译诗的语言借鉴影响了中国新诗语言观念的现代变革,提升了中国新诗语言的表现力,拓展了新诗语言表达方式,丰富了新诗语言表意功能,为滥觞期中国新诗形式建构带来了生机和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