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朝佛教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佛教是辽朝的主流宗教,对辽政权各个层面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前贤力图多维度地复原辽朝佛教发展的原貌,已对多个领域进行过研究,尤其表现在佛教与政治、经济及社会文化的互动关系上,对于其他方面的探讨则尚存继续深化的空间。结合多种材料和多种研究方法,推动对辽朝佛教研究的深化,更有利于透视辽朝佛教信仰在整个中国长时段历史中的特殊性和历史作用。     

辽朝文化中心在南京（今北京）

辽王朝在境内设有五京,上京乃辽太祖创业之地,为辽朝政治中心。辽朝的文化中心却不在辽上京,在辽南京。根据有三：一、史书记载辽南京经济文化发达;二、《辽藏》工程浩大,约六千多卷,历时七十余年,雕造於燕京阳台山清水院（今北京西山大觉寺）;三、1974年山西应县木塔发现一批辽代印刷品均为辽南京雕印。     

辽代金州考

头下军州是契丹民族颇具特色的一种历史文化,也是辽朝历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历来深受专家学者的关注。辽代究竟有多少头下(军)州,至今学术界也未有定论。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证明辽代确实存在金州。通过对辽宁省北票市五间房镇土城西街村土城子屯的辽代城址的考证分析,认为土城村城址即是辽代的金州。     

辽朝燕京佛教述论

辽朝皇帝多崇奉和提倡佛教,在燕京幸寺饭僧,刻印佛经,修建寺塔,敕赐名额,作碑护持,礼敬名僧,对燕京佛教加以扶持。辽朝时期,律宗、华严宗、密宗、禅宗、净土宗、法相宗等各宗均有名僧在燕京弘传佛教,修建佛寺46所,形成北京佛教史上的第一次繁盛。不过,辽朝佛教虽然繁盛,但仍落后于中原地区。观察辽朝的燕京佛教,既要看到它的繁盛一面,也要意识到它的不足,这样才是比较全面而客观的认识。     

辽中京衰落的过程及原因

契丹人建立的辽朝政权是我国古代历史上重要的朝代之一。辽代时,契丹人实行五都制,相比较其他四都,辽中京作为新建的草原之城很好地代表了辽代历史发展的水平与特色。辽中京自辽中期兴建之后,到明朝永乐年间消亡,其经历了一个由兴建、繁盛到逐渐衰败的过程。辽中京的政治、经济、文化及军事地位的发展变化相应地引起城市形态和建筑形制的变化...     

大理地区佛教密宗梵文碑刻与白族的佛顶尊胜信仰

白族历史上火葬之风十分盛行,留下了许多重要的火葬墓遗址。在现存的火葬墓地中保存有大量的梵文碑刻,其时代从大理国后期至明代中期,这些碑刻是我们今天研究南诏大理国乃至元明时期白族密宗和白族丧葬文化的重要材料。在现存的梵文碑中大多为《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经碑,这与白族的佛顶尊胜信仰有十分密切的关系。     

浅谈北京地区金代佛教考古的发现

女真族建立的大金政权灭辽后成为幽燕地区的新的统治者。尤其在正式迁都后,不仅使北京地区的政治地位有了进一步提高,也促进了北京地区经济、文化的全面发展。以历年来北京考古工作中发现的金代佛教遗迹、遗物为研究对象,结合相关文献记载,考察当时佛教在北京地区的存在、发展状况,金代北京的佛教长期盛行,仍是北方地区佛教文化传播和交流的中心。     

大同华严寺薄伽教藏殿的辽塑及经橱

大同下华严寺薄伽教藏殿的辽塑和经橱,是佛教雕塑向民族化、世俗化和人性化方向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是中国古代按照《营造法式》完成的小木作实物的典范,代表了11世纪中国建筑与雕塑艺术的最高水平。它反映了东北亚地区佛教建筑文化的最高成就,是燕云地域文化与中原文化融合的杰出范例。其所储存的大量辽代传统文化信息,为后人研究已经消失的辽代佛教文化提供了难得而独特的实例。     

辽朝与大食帝国关系考论

辽朝与大食帝国长期保持着频繁的商业贸易关系,史书对此虽鲜有记载,但近年来的考古发现却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大食盛产的玻璃制品、犀牛角、乳香、琥珀、玛瑙等都通过丝绸之路大量流入辽朝,倍受辽人的喜爱。在大食帝国境内盛行的打马球、猎豹技术,以及大食出产的金银器、瓜果、蔬菜等,也都传入辽朝境内,并反映于各种文献记载或内蒙古东部地区、辽宁等地发现的辽代墓葬壁画和佛塔雕刻中。大食文化与物品的输入,极大地丰富了辽人的社会物质文化生活。同时,通过贸易往来,辽朝文化对大食也产生了一定影响。二者的交流是双向的。     

辽代僧官的俗职研究

辽人对佛教的尊崇使佛教在辽国具有很稳固的地位。为了对佛教进行管理，辽代统治者效仿中原国家建立了僧官制度。辽代僧官与唐宋僧官有很大不同，即许多僧官拥有俗职。这些俗职名目是，门下省的侍中，三师、三公和鸿胪寺卿等公卿官，崇禄大夫和特进等文散阶。僧官的俗职有三个特点，一是所加的官职都是政治地位较高无实权的加衔，二是有俗职的僧官数量特别多，三是授予俗职的行为持续时间长。辽代统治者这样做的目的首先是通过授予俗职向这些高僧学习佛教理论，其次是表彰对辽朝佛教和政府作出贡献的僧官，并奖掖佛教理论精深的僧人，最后是弘扬佛教理论，维护王朝统治。     

略论辽代上层僧侣之特色

辽代契丹皇帝崇佛,致使辽代佛教盛行,所度僧尼众多。在这众僧之中,有一个与辽代最高统治者关系十分密切的上层僧侣阶层,很有特色。高僧们在政治上入仕为官,经济上十分富有,文化上博学多才。这一僧侣阶层的形成与存在,对辽代后期社会产生了利、弊兼及的两方面影响。     

辽朝《后妃传》的历史书写

《辽史》和《契丹国志》的《后妃传》既复制中原王朝正史的叙述模式,又取资于本族神话传说、摩尼教和佛教,其历史书写呈现文化与族群多元的特征,塑造统治者或精英群体期待的形象,若隐若现地显示出辽朝的权力结构及其意识形态功能.特别是《辽史·后妃传》力图论证皇后本人及其后族参政的合法性,并在辽朝政治格局中扮演辅佐皇权的角色.     

辽代燕京道教初探

在“安史之乱”、晚唐藩镇割据、南北分裂等众多因素的综合影响下,辽代燕京的道教处于唐代与金元两个道教发展高潮之间的相对低谷.但辽代“三教并行”,道教取得了合法地位,也得到统治者上层的崇奉,因而道教活动在燕京地区流传未绝,并涌现出像刘海蟾这样影响后世的高道,为金元时期北京道教的勃兴与繁荣埋下了历史传承与文化赓续的伏笔.     

试论辽代节日朝贺制度的建构

辽朝享国二百余年,《辽史·百官志》载其属国达七十八个,在如此庞大的帝国势力范围内能够稳固其统治,不仅是因为契丹拥有强悍的军事力量,更重要的是辽朝建构了有效控御四方的节日朝贺体系。辽代境内、境外、绝域之国等朝贺体系的架构,体现了辽代朝贺制度的蕃汉结合、重威辅恩、礼仪不完备等特点。为了更好地运行朝贺制度,辽代还设立了敌烈麻都司、宣徽院、驿馆、四方馆、地方府州等专门负责机构。节日朝贺制度作为朝贡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渐趋凸显其在辽朝处理内外关系的作用,并逐渐形成了以辽为中心的东亚朝贡体系。     

尊白衣观音为家神——谈辽朝初期的宗教信仰

辽太宗耶律德光于天显十一年(936)帮助石敬瑭建立后晋政权,石敬瑭自称儿皇帝,并将幽云十六州割与辽朝。辽太宗假借托梦方式,将中原佛教信奉的白衣观音尊为契丹皇室家神。一近年有关辽朝历史的著述不断出版,而在涉及辽朝宗教信仰方面,许多著述只讲儒、佛、道的传入和影响,很少涉及契丹巫教。事实上辽建国后,始终维护着对契丹巫教的信仰,而且在辽初期,契丹巫教在宗教上仍占有优势地位,它对辽的军国大事发生过重大影响。     

从碑铭文等辽代文献看辽代佛教

辽代的历史与佛教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在辽代现存文献中,有很多都是碑铭文、造寺建塔等的题记,这里面绝大部分的内容都和辽代的佛教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反映了佛教在辽代社会中的真实面貌。在这些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出,辽代的佛教更加注重宗教性的一面,宣扬因果循环、关心生死问题、劝导人们潜心皈依佛教等形式方面的问题,有着明显的世俗化倾向。而对于佛教的理论以及内心体验方面的关注则相对较少,这是辽代佛教的一个重要特点。     

辽朝佛教发展分期探赜

辽朝佛教发展可划分为四个时期,四个时期各有不同特征.其中,辽太祖、太宗时期为佛教的引入期,这一时期,辽帝通过开疆拓土,掳掠人口,将佛教引入契丹内地,并确立了佛教在辽朝统治家族中的特殊地位.世宗、穆宗朝为瓶颈期,此时佛教发展裹足不前.景宗、圣宗朝为上升期,辽朝佛教扭转被动局面,开始对周边政权佛教产生影响.兴宗至天祚帝时期为辽朝佛教发展的鼎盛期,辽朝佛教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繁荣.     

义天与辽和高丽的佛教文化交流

义天是朝鲜高丽王朝的名僧,在朝鲜历史上有很大影响。他编著了世界上第一部佛学章疏目录《新编诸宗教藏总目》,这是弥足珍贵的历史文献资料,从中能了解到我国辽代的佛学著作和辽代佛教发展的状况。据此,可以揭开辽与高丽佛教文化交流的面纱,探寻辽、宋佛教发展的轨迹。义天与辽代僧俗频繁交往,对辽人著作的搜集、著录、雕印,使辽人著作传入宋朝、高丽和日本。这充分说明辽与高丽的文化交流是富有成效的,促进了中朝两国文化交流事业的发展。     

辽朝体育活动考略

辽国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个北方少数民族王朝,虽然存在的时间只有200多年,但辽王朝的体育文化却非常繁荣,形式的独一性、历史的继承性和创新性,使其在北方少数民族中独树一帜。通过对辽代历史资料的梳理与整合,发现在辽代体育中,角力、马球、射柳等活动尤为盛行,形成了具有历史特色的体育文化。研究辽国的体育文化,对中国古代体育史学的研究具有参考意义。     

辽代天文历算成就浅论

辽朝疆域辽阔,声威远被,在科技文化方面也有建树。宣化辽墓中绘制的星图构图完美,以中国二十八宿为主,又明确采用了西方的黄道十二宫概念,表现出中西合璧的性质,很有特色,反映了辽代天文学的成就。辽人精于天文术数之学,辽代的历算在继承中原传统的基础上,吸纳西方的天文历算知识,在当时比较先进,甚至优于宋历。辽朝与中亚、西亚建立了顺畅的联系,相互间经济文化交流频繁,辽代的天文历法自然也受到了西方的影响,同时契丹中原文化也远播于中亚和西亚,甚至欧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