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帝王对唐诗繁荣的贡献

以往学界认为 ,唐诗繁荣的局面是当时经济昌盛、政治稳定、思想环境宽松等特定条件所促成 ,也是诗歌自身传统发展的结果。本文则认为 ,唐帝王的个人作用同样是不可忽视的 :首先 ,唐代君主亲自作诗引领时风 ;其次 ,敕编典籍滋养诗人 ;最后 ,以诗取士发现诗才。惟其如此 ,唐诗创作才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     

唐诗的典范作用

唐诗以其卓越的艺术成就成为后世诸代诗歌创作取法的典范 ,宋人模仿唐诗而兼力图自立面目 ,金、元两代诗坛亦以唐诗为准的 ,明清诗人宗唐已有相当的理论自觉 ,并表现出抑宋扬唐的倾向 ,近现代白话新诗的创作取向都深刻地为唐诗所影响 ,唐诗以其“如初发芙蓉”的美学特征和深厚蕴含浸润了中国诗歌。     

新罗入唐诗人的特征及其成就

朝鲜半岛新罗政权与唐朝的关系是朝贡册封关系,是唐代周边诸国华化最深之国.新罗入唐诗人的数量和水平,在诸国入唐诗人中均居第一.新罗宾贡诗人集中出现在晚唐.新罗国对留唐及第的器重和及第归乡后的荣耀,使得宾贡生对进士科举的执著不逊于晚唐举子.活动于唐末的崔致远、朴仁范、崔承祜、崔匡裕四人取得了较高的诗歌创作成就,代表了新罗宾贡诗人的最高水平.其中崔致远的总体创作成就最高,但艺术水平不及朴仁范.     

道教对中唐"怪奇"诗风的影响

"怪奇"诗风是唐诗风格中重要的一系,其形成与道教的影响有关.中唐诗坛表现出的尚"怪奇"倾向与儒家传统的诗教观念相异,而与此时期崇道的文化氛围紧密相联.中唐道教文化中鬼神观念的凸现不仅为文人提供了创作素材,而且对一些诗人的世界观、心理状态及其诗风产生了重要影响.道家道教"齐物"与"颠倒"的思维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到诗人"以丑为美"的审美倾向.道教语言植入诗歌是中唐诗风"怪奇"的又一重要因素.     

唐代书肆与唐诗的发展

唐代书肆是唐诗传播的重要的渠道之一.书肆的诗文集主要有四种来源:收买诗人的诗卷、雇佣书手抄写诗卷、自由抄诗手炫卖的诗卷、拓印金石铭刻诗文.诗文集的去向主要是士人.书肆为唐诗的即时传播和接受搭建了作者与读者之间的桥梁,畅销诗卷对诗人的创作有着积极的鼓励作用,获得诗卷的士人在唐诗的熏陶中受到潜移默化的诗艺影响,这些对唐诗的发展都产生了积极作用.     

论中唐士伎同悲诗

中唐是唐代诗歌的新变时期,白居易、欧阳詹、刘禹锡等诸多诗人创作了不少士伎同悲诗。这一诗潮产生的原因是中唐以后伎乐的繁荣发展及中唐士伎的共同悲剧性命运造成的。士伎同悲诗体现了中唐诗人对自身命运的认知与体悟。从古代文人的臣妾意识到士伎同悲,反映中唐诗人在政治面前无奈后转向关注自我的回归与自伤身世的醒悟;另一方面,在文学中将女妓提高到与士子齐同的地步,这不仅为诗词转递期的作家提供了心理适应,也是文学女性观的一大解放,有助于唐宋文学女性题材作品的进一步发展。     

论《四库全书总目》的唐诗史观

《四库全书总目》以目录提要的形式对有唐一代诗歌进行比较全面的评论和考证,可以说是一部简明扼要的唐诗史。它善于从诗歌史的角度把握唐诗的发展流变,强调诗人的独特创造,通过“推源溯流”、“比较批评”等有效批评方法,准确地概括唐代诗人的艺术风格和特征,既能够比较全面地把握唐诗的总体风貌和艺术成就,也能从诗歌史的角度给诗人以准确的历史定位,考辨精微,评价公允,体现了清代唐诗学研究的学术水平,是古典形态唐诗学的总结,对现代唐诗学的构建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唐人论唐诗——中唐诗论家之身份地位及其理论学说

唐诗发展经过盛唐高峰期后,承接的是中唐诗人,他们自觉地意识到需要求"新"、求"变"。所谓"中唐新变",是指从贞元、元和年间开始,诗人的诗歌创作及其理论学说出现崭新面貌,如韩孟奇险,元白平易,形成一股创新潮流。这些诗人,既是诗论家,亦大多是有功名官职的政治家;其诗论有承接杜甫现实主义带有儒家诗教色彩的"风雅"论,也有继承王昌龄饶富创作艺术的"诗境"说。在承先启后之余,更有一些思想上的突破。例如,中唐诗人宗儒尚"风雅",然而,高仲武《中兴间气集》突破性地选取女性诗及僧人诗;韩愈"以文为诗"的创作手法下开辟"雄肆险怪"诗风;白居易主张较为"意激"的"讽谕美刺"说;还有别具一格,由诗僧皎然、权德舆等倡导诗心禅趣之"意境"说,都是唐人新创。其贡献价值不仅在于古典诗歌,也在于现代诗歌之尚意韵味流。如此,中唐诗论确有它的底蕴内涵,在乎挖掘者深度。     

唐诗传播研究对重写中国文学史的意义

重写中国文学史,如果纳入唐诗传播研究的材料,可以从生活环境的诗化对唐代诗人身心的滋润、产生良好传播效果的诗作激励唐代诗人创作更多优秀作品、诗人之间诗歌传播过程中的诗艺切磋、追求传播效果促使新生代诗人出现四个角度更清晰地揭示唐诗发展的原因;可以破解一些文学发展中尚未解释清楚的文学现象,如唐人选唐诗少见杜诗、唐诗地域发展的不平衡性等;可以更准确地评价文学史上的一些诗人或文学团体。     

论唐宫词繁盛之必然

唐代诗人创作宫词1300余首,揭示了唐后宫生活的方方面面。唐代的后宫制度、乐舞制度是宫词创作的温床,宫女问题引起诗人们的普遍关注,加之作诗环境比较宽松,必然促成唐宫词创作的繁盛。     

杜甫诗歌的唐代批评

杜甫生活在具有浓厚浪漫气息的盛唐诗坛,生前不为时人所重,诗名不彰,与之交往唱和的众多著名诗人竟无人称赞他的诗歌;传至中唐,受到了著名诗人元稹、白居易和韩愈等人大力推崇,从而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块无法逾越的丰碑;传至晚唐,诗人学习杜诗和批评杜诗,纪念、凭吊并神化杜甫,从而把杜甫推向诗歌的神坛.     

盛唐河北诗人群与"燕赵文化精神"

盛唐时期以高适为代表的一大批河北地区的诗坛骄子,他们的优秀创作充分体现出“燕赵文化精神”,即慷慨赴国的献身精神、舍生取义的任侠豪气、顽强抗争的不屈意志。为唐诗的繁荣注入了刚健而饱满的思想内蕴,并震撼和感召了其他地域的诗人,产生了广泛的共鸣,成为“盛唐气象”不可或缺的精神内核。     

莫砺锋教授的唐宋诗研究——评《唐宋诗论稿》

莫砺锋教授是当代著名古代文学研究专家,在唐宋诗歌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莫砺锋教授的《唐宋诗论稿》立体地呈现了唐宋诗歌风格的转变,他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给予我们许多有益的启示。     

唐人选唐诗第一人孙季良生平事迹考

孙季良,盛唐时期河南洛阳偃师人。他是名儒尹知章的门生,又与著名诗人张说、贺知章等人同列“开元十八学士”。孙季良的传世诗文作品极少,在整个唐代文学史上湮没无闻,但在唐诗选本史上作出了极其重大的贡献：他编选的《正声集》是第一个唐人选唐诗的诗歌选本,具有重要的学术史意义。他还擅长书法,并且参与了唐代大型官修类书《唐六典》和《初学记》的修撰。     

盛唐休闲风气与诗人的别业创作生态

盛唐是一个体闲的时代,休闲风盛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别业山庄的普遍化.而别业的兴盛,别业的周边环境,别业里的闲逸生活内容和状态,改变了士人的隐居方式和生活态度,协调了人与自然、政治与自然的关系,优化了他们的心理环境,形成了高雅的皋壤之趣.别业的创作环境,使盛唐山水诗的内容、主题和格调发生了重大变化,出现了美化环境、闲化心态的诗美主流.这些"非常境"的山水田园诗之逸品,正是诗人感悟自然真谛、享受山水外物生命愉悦的休闲产物.     

南唐词抒情模式的位移

在词从唐到宋的发展进程中,南唐词可谓词运转折的一个关捩.其于词的外部形态的突破之一,便是抒情模式的位移,这主要表现为:抒情主体由第三人称向第一人称的转换,词的主观抒情性特征的突显,抒情的对象化特征的凸现,以及张弛有度的整体性章法结撰排比等.这一成就的取得得益于李煜父子及冯延已等人对于词这一新的抒情体式的自觉创新,得益于南唐词人对于意象以及词句章的独特理解和运用.     

蓬莱阕下长相忆——唐代诗人与天台道士的交往

天台山道教在唐代有较高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影响,许多诗人与天台道士进行过直接交往,从有关诗作中,可以看出他们之间的交往方式和深厚情谊,从而为唐诗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从唐诗中的＂月＂看唐代诗人的忧患意识和感伤色彩

月亮,向来是诗人的宠儿,与中国文学生而有缘,作为一种意象源远流长。唐诗中的月意象是古典诗词中最具魅力的形象之一。唐代的诗人或借月造境,或以月融情,将自己独特的人文、宗教体验寄予其中,展示了难以言表的情感流程,尤其是孤寂、凄凉、相思等感伤情愫。     

论以诗取士对“诗唐”形成的促进作用

谈到"诗唐",人们常意指"诗歌的"唐朝,实际上,"诗唐"更指"诗性的"唐朝。从表层看,以诗取士促进了唐人学习、创作诗歌风气的普及,使诗歌从宫廷走向民间,促进了"诗歌的"唐朝的到来。从深层次看,以诗取士促进了唐人诗化人格、诗性思维的发展,使其普遍地表现出思想上的轻视礼教,行为上的不拘小节,气质上的桀傲难驯,人生设计充满理想色彩,但处理问题常带书生意气,促进了"诗性的"唐朝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