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维稳工作机制探析

维稳对象不是涉稳的矛盾,而主要是社会转型时期的特殊矛盾;我国当代的涉稳问题是一种＂半司法问题＂;涉稳矛盾的核心不是具体利益冲突,亦不能简单定性为官民矛盾。社会主体多元、分化、流动性增强,弱化了传统矛盾化解机制的社会信息收集、处理能力,并导致其矛盾化解纠纷能力出现明显下降;市场经济带来社会集团与行政机关同质性的消解,从而使传统矛盾化解机制的制度权威呈现出下降趋势。以程序公正来实现稳定;增强国家与社会组织的互动,以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党委政法委主导下的维稳工作机制。     

基于社会管理视域的基层维稳运行模式研究

维护社会稳定,已经成为各级政府的硬任务和第一责任.维稳首要的是有效化解各种社会矛盾和纠纷.基于维稳的刚性需求,基层政府在维稳的实践中存在诸多问题:维稳的非理性化、目标的短期化、成本的高额化、主体的单一化等.走出维稳困境,探索新的维稳路径、构建理性的维稳运行模式是实现社会管理创新的有益探索.     

创新农村基层维稳工作的路径探析

党的十八大指出要始终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在新时期下农村基层的维稳工作是地方政府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农村的稳定、和谐与发展关系着中国当前和长远的发展全局,也是社会稳定的基础性因素。本文对近年来一些地方信访工作情况进行分析,了解农村基层社会维稳的现状和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新时期如何进一步加强和创新基层维稳工作的几点看法及对策。     

理性化建构:我国基层维稳运行范式的一种解读

维稳问责的日益强化与公众日益凸显的利益诉求导致基层维稳运行范式朝着非理性的方向发展.综观我国的基层维稳情况,其面临着运行成本非理性、运行行为非理性及运行目标非理性的困境.我国基层维稳机制运行理性化的建构路径是:改变目前基层政府直管的维稳模式,通过基层维稳主体多元化的方式,实现维稳运行成本的理性化;改革目前基层维稳中的压力型模式,形成有效的激励型维稳运行范式,实现维稳运行行为的理性化;扩大公众利益诉求的表达空间,将基层维稳的目标从静态稳定转变为动态稳定,实现维稳运行目标的理性化.     

用法治思维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扩大维稳内涵,片面追求刚性稳定;运动式维稳模式有陷入“越维越不稳”的趋势;压力型维稳机制导致维稳成本居高不下;维稳的具体工作手段局限于强力压制及经济补偿。法治的实体正义能够减少社会矛盾的产生;法治的程序正义更有利于化解利益纠纷;法治整体运行能够筑牢稳定的基础。完善纠纷解决机制;健全利益表达、利益协调机制;规范社会力量的发展。     

法律如何维稳——基于社会冲突理论的考察与分析

社会冲突理论为当下中国的法律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的实践提供了智识资源.在社会冲突理论看来,法律所能化解的社会冲突是有限的,同时,一定限度内的社会冲突有利于法律自身的完善,法律化解社会冲突的关键在于法律疏导机制与法治国家的建立.根据上述观点,中国当下维稳实践必须强调法律对维稳权力本身的制约,提升维稳机制的合法性;同时,法律...     

政府在公民维权中的指导责任和接受监督

公民维权与政府维稳是统一的。公民维权是对政府维稳的有益补充,指导公民正确维护合法权利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维护社会稳定的根本目的是为民众造福,社会稳定是无数个公民权利得以实现的结果。维护社会稳定的起点、抓手和归宿都应当是维护公民的合法权利。维护社会稳定的权力也可能导致腐败,在当前形势下,必须谨防在维护社会稳定名义下的权利滥用。政府使用"维稳经费"也存在合法性与合理性问题,对"维稳经费"实施监督十分必要。在政治上承担指导公民正确维权的责任,在经济上把"花钱买太平"公开化,是转变政府职能中必须完成的两项重要任务。     

涉众型经济犯罪影响下的公安机关维稳工作

涉众型经济犯罪触及诸多方面的利益,特别容易诱发群体性事件和激化社会矛盾,进而出现大量不稳定因素。由于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特殊历史时期,维稳领域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不断涌现,维稳形势复杂多变,导致目前维稳工作还存在重视不够、思路偏差、监管缺位以及能力不强等诸多问题。公安机关是维护社会稳定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应在预防机制、处警能力、危机公关以及群众工作等方面采取有力措施,防控涉众型经济犯罪,加强维稳工作。     

我国维稳观的转向和制度支撑机制研究

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和所造成的影响已成为影响我国社会稳定和发展的一个较突出的问题,面对这种态势,当下的维稳体制却没有适应社会形势的变化而改进,相反,还处于压力维稳阶段.为此,我国应实现维稳观的转变,从压力维稳转向制度维稳,这就需要健全利益表达通道,扩展利益表达空间,让民众有表达利益的制度化平台,并提升制度对矛盾和冲突的容纳能力.     

社会管理视角下基层维稳创新研究

社会管理创新既对基层维稳提出了挑战,也给基层维稳创新提供了机遇。社会管理之于基层维稳的价值在于协调社会关系、化解社会矛盾、应对社会风险。社会管理对基层维稳也在理念、体制和机制等方面提出了挑战。基于社会管理的要求,基层维稳创新的路径包括转变维稳理念、构建维稳体制和创新维稳机制。     

和谐社会建设中的中心城市社会稳定问题研究——以昆明为研究个案

基于中心城市社会稳定工作的重要性和复杂性,做好中心城市的社会稳定工作,维护中心城市的社会稳定已经成为当前促进我国整个社会和谐发展的关键环节。做好新时期中心城市的社会稳定工作,从基本方针上来说,必须正确处理好稳定与改革、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在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发展,在改革发展中实现社会稳定;从维护和实现中心城市社会稳定的基本途径和要求来说,一是要正确认识和把握好维护中心城市社会稳定与促进中心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在中心城市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中实现和维护中心城市的社会稳定;二是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好中心城市社会稳定与中心城市和谐社会建设的关系,通过和谐社会建设实现中心城市的社会稳定与发展。     

维权与维稳之争的问题转型——国家治理体系变革对两者的调和与统一

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立为改革的总目标,标志着党的治国理政理念与方式正在发生重大变化。这一重大转变对于"维权与维稳之争"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维权与维稳之争"将不再是民间呼吁与官方政策之争,而将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变革背景下在制度框架内进行对话。这种制度内的对话与制度框架外的理论之争有着本质的不同:制度框架外的"维权与维稳之争"关注的是学理上的探讨,包括两者的内在联系与对话的可能;而制度框架内的"维权与维稳之争"则关注在实际中两者如何展开对话,包括对话机制的建立与纠纷解决机制的完善。     

维稳与改革的博弈与平衡——我国转型时期群体性事件定性之困惑及解决路径

由于社会转型期民主法治尚未定型与成熟,基于公权力的公信力危机,我国群体性事件面临着定性困惑,由此也注定了其处置的困境所在。国家的政策取向应当从压力维稳型向改革维稳型解决模式转变,维稳成本向改革成本转移,变被动改革为主动改革。实现相应保障条件成就基础上的宪政体制改革乃是解决群体性事件的根本出路。社会转型期群体性事件的处置,应本着"慎法"精神,在宽容与法理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做到谨慎立法、谨慎执法与谨慎司法,避免留下历史后遗症。如果从此种意义上理解"大调解"及"大调解"基础上的司法能动主义,则具有现实意义。     

何为“意义系统”？“意义系统”何为？

社会作为一个有机整体，需要某种意义系统来整合个体多样性的意义追求，从而增强社会的凝聚力，保证社会整体的统一性和稳定性。反过来，个体也可以通过分享群体共有的意义系统来满足主体内心实现自我价值和意义的渴望。然而，在当今社会生活中，空虚、失落、不安和孤独在一定程度上充斥着人们的心灵，这是意义系统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的彰显，人们在很大程度上感觉不到来自整个社会意义系统所提供的超越性的精神支撑的结果。     

纳西族木氏土司时期政治文化的形成因素探析

纳西族木氏土司时期的政治文化对纳西族社会发展和纳西文明的进程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并对历史上滇西北区域的政治稳定和民族关系的和谐做出了积极贡献。历史因素、地理环境、政治生态、主流政治文化、民族固有文化传统等社会政治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各层面的因素都对纳西族木氏土司时期政治文化的形成产生制约和影响,从而形成了这一时期纳西族以共同体主义为主要特征的政治文化。     

当代中国的社会分层与社会稳定

社会分层是现代化进程中必然出现的社会现象。我国的社会分层一方面从根本上保障了我国社会的整体稳定,但另一方面也存在着一些对社会稳定的不利因素,如贫富差距拉大、中产阶级弱小、身份壁垒等。这些问题可通过改革过时的制度与政策、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合理配置公共资源等途径来解决。     

人口流动与社会政治稳定

人口流动对社会政治稳定有积极作用,主要表现为:它促进了城乡经济的发展,造就了大批新型农民,加速了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的进程。但它也有其消极影响:它不利于农村地区的稳定,影响了城市正常的经济生活秩序,对我国社会政治稳定有一定的负面作用。我们应积极采取应对措施,通过深化户籍改革,处理好多元化与主渠道的关系以促进人口流动的有序性、合理性。     

论胡锦涛维护社会稳定思想的人民性

胡锦涛的维护社会稳定思想,充分体现了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核心,是科学发展观在维护社会稳定工作中的具体落实。维护社会稳定为了人民、维护社会稳定依靠人民、维护社会稳定的成果由人民共享、维护社会稳定的成效由人民检验是胡锦涛维护社会稳定思想人民性的具体体现。     

浅谈高校贫困生资助工作中的感恩教育

感恩教育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我国建立了多元化的高校学生资助体系,广大学生特别是经济困难学生成为受益者,但在受助过程中出现了感恩缺失的现象.究其原因可从家庭、学校和社会三个方面分析,为此,在资助工作中可通过四个途径有效渗透感恩教育：即以宣讲引领感恩的认知,以文化营造感恩的氛围,以行动践行感恩的信念和以制度保障感恩的成效.     

中华民族的中国认同意识及其影响因素

长期以来,在中华各民族人们的脑海中都客观地存在着一种忠诚、持久而且强烈的对“中国”的归属意识,即中国认同,它包含中华大地认同、中华民族认同、中华国家认同和中华文化认同四项基本内涵,它受到来源于传统的具有既定性、持久性和可继承性的“被给予”因素和与后天的对现实利益需求的被满足程度密切相关的“选择”因素的制约,对各民族人们的中国认同有着重要影响,从“被给予”和“选择”两方面入手,强化各民族尤其是边疆少数民族的中国认同,对于构建边疆社会稳定与民族和谐、祖国统一大业的最终完成以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均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