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有夷隆 学有粗密——论《汉书·艺文志》赋之以类区分以品相别

在《汉书·艺文志》中,赋是以类区分,以品相别,杂而不乱。《汉书·艺文志》对枚乘、东方朔、扬雄等人作品的处理,都能得出合理的解释。这样的分类与排序,一方面与《汉书·艺文志》总的编撰体例保持一致,另一方面是受当时的学术观念、价值标准和批评方法的影响,反映了汉代朴实学风。     

再释《汉书·艺文志》“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

《汉书·艺文志·六艺略》的《诗》小序中有一段:"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这是小序中对《诗经》的介绍。历来注家对其解释较少,本文试图探求《汉书·艺文志》中哪些部分为刘向所写,哪些部分为刘歆所写。     

目录学视角下的“小说”观念探析——以《汉书·艺文志》和《隋书·经籍志》为例

本文在目录学视角下,考察《汉书·艺文志》和《隋书·经籍志》所著录的＂小说＂作品,了解两志对小说的类别性质、源流功用的认识与阐述,梳理两志所反映出的＂小说＂观念,从而把握中国＂小说＂观念从汉代至唐初的嬗变脉络。     

汉唐间《诗经》传承述略

[科研项目]黑龙江省研究生创新科研项目资金的研究成果,项目编号:YJSCX2006-116HLJ《汉书·艺文志》(以下简称《汉志》)和《隋书·经籍志》(以下简称《隋志》)是我国目录学史上的重要文献,它们不仅保存了许多珍贵的文献目录,而且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上也为后世研究提供了重     

《汉书·艺文志》浅说

本文为评介性论文。文章简介了《汉书·艺文志》成书的过程。说明先由刘向校书编为《别录》，刘歆在《别录》基础上编为《七略》，班固再将《七略》稍加增删而成《艺文志》。文章主要考订了班固增删调整的情况。后一部分简述了《艺文志》的内容，并说明这部书目不仅是中国乃至世界第一部图书目录，而且提供了第一部图书目录分类法，具有巨大的历史价值。     

《汉书·艺文志》尊儒概说

《汉书·艺文志》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目录学文献,由东汉班固根据刘歆《七略》增删改撰而成。《汉书·艺文志》将《易》置于群经之首,《六艺略》置于十志之首,又将"儒家"置于《诸子略》之首,可见班固对儒家的重视,也充分体现出他的尊儒思想。本文从《汉书·艺文志》的诞生背景、所列儒家著作的编排次序逐一分析其中的尊儒思想。     

文之将史,其流一焉——《文心雕龙》何以影响《史通》

《文心雕龙》是文论,《史通》是史学,何以一部文论作品会对一部史学著作产生深刻影响?其具体影响又是什么呢?刘知幾在认真分析《文心雕龙》何以产生的基础上,第一次大量引用《文心雕龙》、并明确标注刘勰之名及其著作.实际上,并非《文心雕龙·史传》篇,而是刘勰对"文"的基本观念,使得刘知幾找到了史学的安身立命之所,找到了可以一显身手的天地.《文心雕龙》所谓"文之为德也大矣"的理念,被刘知幾贯彻到史学观念之中,其"远矣大矣"的"文"正相当于"史";刘勰对晋宋以来"文体解散"的批判则成了刘知幾的理论武器,被他巧妙地运用到了史学理论的建树上,形成"文之将史,其流一焉"的观念.刘知幾是一个相当高明的学生,他大量采择刘勰的文词,运用刘勰的思想理论,却完成了一部具有独特价值的史学著作.《文心雕龙》的文章观念笼罩《史通》,却并未将其淹没,而是最终成就了文史双美的佳话,这正是中国文论的独特魅力之所在.     

《汉书·艺文志》首列杂家的学术意义——以《吕氏春秋》为考察中心

《吕氏春秋》为先秦杂家代表著作。对于这部书,不少学者视之为杂拼、杂凑,与同时代产生的《荀子》《韩非子》等古籍相比,《吕氏春秋》颇不被重视。《汉书·艺文志》首列杂家,并且阐述了杂家的特点是有益于王治。从此,《吕氏春秋》有了自己的学派归属,这部著作独特的编选标准和编排方式,也印证了班固关于杂家特点的认识是正确的。自《汉书·艺文志》之后,历代目录书籍的诸子类中均著录杂家,杂家作为独立一家的地位正式确立。     

赋对《诗经》雅、颂之绍续——《汉书·艺文志·诗赋略》“赋”与“歌诗”类分新论

"分类"反映出人们对事物的认识程度与认识标准,是看待事物的视角与态度,理解事物的深度与广度。一代有一代之思潮,刘向、刘歆、班固当时《汉书·艺文志·诗赋略》类辑"歌诗"与"赋"必定是胸有伦次,本文以班固《汉书·艺文志·诗赋略》与《两都赋序》为基础,比次条理,管括机要,本根推原,再与先秦《诗经》风、雅、颂分类参互考寻,爬梳剔抉,远览深思,探究《汉书·艺文志·诗赋略》"歌诗"与"赋"分类之立意发想,最后证得班固《汉志·诗赋略》关于"歌诗"、"赋"之类分判准,并不在于传播方式之"歌"或"不歌而诵",也不在于"文艺形式"之铺陈、铺排、铺张扬厉或铺彩摛文,而是对于古圣王典制之追摹;"歌诗"远绍古圣王采诗以观风俗,知得失之政治典制,是承继《诗经》"国风"编定之理念;"赋"远绍古圣王,公卿列士献诗讽谏以补察时政之典制,或美或刺,是承继《诗经》"雅""颂"编定之精神,此亦班固所以言"赋者,古诗之流也"之核心义涵。     

读《汉书·艺文志》札记

《汉书·艺文志》中"史书附于‘春秋家’",直至东汉中期,"史"仍为书写、记事之人,在观念上不符合后世所说之"史"。从今所见传世及出土文献看,故事、传记类文体尽管较常见,附属性质强烈,难将之视同为史书;从魏晋以来史部独立发展反观之,西汉时史书部类不多,似亦难独立发展。刘向父子校雠群书时,将史书附丽于"春秋家",诚得其宜。《汉书·艺文志》中"律令不载于汉《志》",从刘向父子校雠群书的重心看,即以篇目固定取代往日之单篇别行,或可对律令不载于汉《志》提出新的解释。当时是由单篇律与令共同构成律令法系,不存在由政府统一编纂的律令,理官厘定律令并无实质进展,刘向父子恐亦难为之,故不载录。通过探求董仲舒治狱佚文的表现形式,亦即虚拟甲乙之事或讲述历史故事,考察为何融经义入律令,如何融经义入律令,窥见经义与律令之互动关系,或可丰富对经义折狱的认识。     

村民自治范式、创新的原因和成长路径

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与村民自治生成，发展互动为线索，勾画了村民自治范式，创新的原因以及成长的路径。     

《儒林外史》中的饮食与世情

小说中常以饮食来刻画人物。透过《儒林外史》中丰富的饮食描写,读者不但可以对饮食之人有直观生动的了解,更可由诸多个人所组成的群体,进一步觇见清初儒林之世情。书中对于世情的描摹、人性的表现,能令读者——尤其是身处今日之＂儒林＂者在读此书时,皆能依稀看到镜子中的自己。     

轻与重、灵与肉的选择——《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与《金色笔记》的比较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与<金色笔记>这两部作品都着力描写了现代西方人的生存状态,努力探索人的生存价值,写出了人们在信仰缺失下的迷茫痛苦、挣扎追寻和奋力坚守.而在对人的生存价值的追寻中.轻与重、灵与内的矛盾选择是两位作家关注的重点.     

刀与菊:禁忌与膜拜--浅析《聊斋》中的三类女性形象

<聊斋志异>中,蒲松龄用他的那支生花妙笔,建构了一个奇妙虚幻的女性世界.然而,浮现在这个女儿国中的,不仅有天使,还有魔鬼;不仅有善良美丽的菊花仙子,还有泼辣淫荡的悍妇妖女.但不论是刀还是菊,不论是禁忌还是膜拜,实际上都只是作者的男权意识在女性群体中的一种投射.     

张家山247号汉墓《二年律令》书手、书体试析

在探讨《二年律令》文字的书写风格、书写速度、文字布局、文字结构、书写笔画等特征的基础上,分析了《二年律令》书手、书体的情况。《二年律令》应由三位书手书写完成,其中一位书手为主要书手,书写了半数以上的竹简简文,而其他两位为辅助书手。     

作者与译者之罗曼史——小议作者与译者关系的变迁

传统的翻译研究范式中,译者是作者的奴隶;作者是中心,是权威,对原本有自始至终的发言权,译者的任务是实现对原本的忠实或对等。解构主义颠覆了作者/原本的权威,推动了翻译研究范式的转型,促进作者与译者关系的变化,使译者的身份地位得到认可,译者主体性得到关注。这种变化大大拓宽了翻译研究的视野,为翻译学的建立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翻译的可译性及其原因分析

翻译活动是按照社会认知需要,在具有不同规则的符号系统之间所作的信息传递过程.文章主要从文化因素、语言因素角度探讨了翻译的可译性,并归纳出四大原因,指出由于这些原因的存在,翻译是可能的,能够达到有效交际的目的,实现不同语族之间的交流.     

臭氧层的破坏及其影响

南极臭氧层被破坏以后,引起了全球性的关注,臭氧层被破坏会导致对人体健康、生态系统、材料及大气质量等产生影响.本文分析了臭氧层被破坏的原因,其主要原因就是人类的活动.     

善与恶的辩证法

黑格尔对人性善恶的分析包含着合理的辩证法思想。善和恶是事物本身包含的矛盾 ,是矛盾发展借以表现的形式。事物之所以具有能动性 ,能够自我发展 ,就在于它本身包含着矛盾的否定性。黑格尔所说“人本性恶”论的意义在于 :它说出了善与恶的辩证关系 ,说出了发展的动力和杠杆 ,说出了不应存在的东西 ,说出了行为责任的根据。抽象地肯定人性善或人性恶 ,都是肤浅的识见。正确理解黑格尔的善恶观 ,才能理解恩格斯在解释黑格尔的思想时所说“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的形式”命题的意义     

《文心雕龙》与《艺概》

《文心雕龙》和《艺概》都是对前代文学实践和理论批语的总结,二者有着颇多一致之处。本文从宗经思想、文学史意识、立足文学实践、兼容并蓄的批评态度、范畴应用五个方面来比较二者的异同。《文心》因其关注形而上的“道”之哲学探讨,并形成其文学上的“原道”－－形而上理论,使《文心》的宏观研究建立在理论基础之上,能够以开阔的视阈作细致的微观探寻,结合历代文学实际,建构了其“体大虑周”的宏观文学理论体系,在古代文论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艺概》因缺乏这种上溯于“道”（本体）的形上意识,故尔其理论性、系统性,均不可与《文心》同日而语,尤其在近代变革动荡的时期缺乏时代气息,而显得传统的包袱相当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