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居延简册<甘露二年丞相御史律令>考述》的商榷

一九七三年在居延的肩水金关遗址,出土了一组非常珍贵的汉代简册。这组简册包括四个文件,即《甘露二年丞相御史律令》(按简文应称《御史律令》)、《张掖太守移书》、《张掖肩水司马兼都尉事移书》、《肩水候移书》。这组简册发现后,甘肃居延考古队作了报导,初仕宾同志也作了《居延简册<甘露二年丞相御史律令>考述》(以下简称《考述》),从此这组重要简册才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初仕宾同志的《考述》,对《御史律令》及三件移书论述考证都很精辟,解决了简册中很多疑难问题,但也有言犹未尽之处,因此笔     

也谈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的颁行年代

本文对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的颁行年代进行了再次探讨,认为汉二年时,萧何并未制定汉律,而《二年律令》中诸律如:《贼律》、《置吏律》、《行书律》、《金布律》、《史律》、《傅律》等律的颁行年代也均不为汉二年,因此推断《二年律令》中的“二年”当为吕后二年。     

近三年岳麓书院藏秦简研究综述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收藏了一批珍贵的秦简,其中包含大量秦律令的内容以及奏谳书、数书、梦书等珍贵史料,这是秦代简牍的又一次重大发现。近三年来,岳麓秦简经过初步整理,研究成果也日渐丰富,主要涉及简文释读、秦代郡名、秦律令、《质日》、《为吏治官及黔首》、《数》书等方面内容的研究。2010年12月《岳麓书院所藏秦简（壹）》由上海辞...     

读《汉书·艺文志》札记

《汉书·艺文志》中"史书附于‘春秋家’",直至东汉中期,"史"仍为书写、记事之人,在观念上不符合后世所说之"史"。从今所见传世及出土文献看,故事、传记类文体尽管较常见,附属性质强烈,难将之视同为史书;从魏晋以来史部独立发展反观之,西汉时史书部类不多,似亦难独立发展。刘向父子校雠群书时,将史书附丽于"春秋家",诚得其宜。《汉书·艺文志》中"律令不载于汉《志》",从刘向父子校雠群书的重心看,即以篇目固定取代往日之单篇别行,或可对律令不载于汉《志》提出新的解释。当时是由单篇律与令共同构成律令法系,不存在由政府统一编纂的律令,理官厘定律令并无实质进展,刘向父子恐亦难为之,故不载录。通过探求董仲舒治狱佚文的表现形式,亦即虚拟甲乙之事或讲述历史故事,考察为何融经义入律令,如何融经义入律令,窥见经义与律令之互动关系,或可丰富对经义折狱的认识。     

秦汉土地测算与数学抽象化

出土文献提供了研究中国早期数学发展状况的新材料:青川秦墓木牍《为田律》、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二年律令.田律》和《算数书》、岳麓书院藏秦简《数》、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简牍《河堤简》,通过分析这些出土文献里保存的关于土地测算的内容,推断秦汉时期数学的抽象化进程。     

文字区别符与竹简文字释读

在竹简释读过程中,充分认识文字"区别符"与书手用字习惯、书写风格之间的关系,相对客观地判断和把握文字"区别符"的真实含意,直接关系到竹简文字释读的准确程度.文章以上博简<子羔>三篇为例,对书手使用的文字"区别符"进行了一定的发掘和探讨.     

读《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札记

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写,文物出版社于2001年11月出版发行了《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该书收录竹简1236枚(不含残片),内容包括历谱、《二年律令》、《奏■书》、《脉书》、《算数书》、《盖庐》、《引书》、遣策等。本文在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及时贤考释的基础上,就文字释读方面提出几点自己的想法。如脉书52号简:"凡征五,一征见(现),先<无>活人。"该简第18个字,整理者原释为"活"。从字形看,此字当为"沽"字,应是讹别字。正字当为"活",释文应作:"先<无>沽<活>人"。整理者直接释为"活",与简文字形不符。本文共考辨15条。     

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研究述评

近五年来,有关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的研究有了较大拓展,主要集中在五个方面。一是律文释疑,包括律文的制作年代、简的分类和顺序、简文个别字词的理解。二是政治史研究,包括官制、吏治、中央与地方关系、关津制度。三是经济史研究,包括土地制度、税收制度、赋役制度、货币制度。四是社会文化史研究,包括户籍问题、继承问题、妇女问题、奴婢问题。五是法律史研究,主要侧重考察《二年律令》中律令的渊源、分类与格式、法律思想、刑罚原则以及具体刑罚。总结近年学界对《二年律令》的研究成果,将有助于秦汉史的进一步深入研究。     

《二年律令》中的《盗律》及其法律思想初探

《二年律令》的《盗律》篇,对汉代的刑事、行政等法律关系作了一些规定,内容涉及国家官员、社会公共秩序、以及公民财产及人身等等,并证明了史料记载的多种罪名和刑罚名的存在,反映和包含有丰富的法律思想,这些法律思想,有法家繁法严刑的浓重痕迹,对我们研究《二年律令》以及汉代的法律思想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论汉律的儒家化进程及其历史价值

研究汉律最具参考意义的历史文献当属《二年律令》和《奏谳书》。通过对其分类研究,明确各种律令的含义和特征,并结合汉代的史实,进一步了解颁行这些律令的历史背景及原因,在对汉代统治者"独尊儒术"思想深入理解的同时,也可以清晰地归纳出汉律的儒家化进程。儒家思想强调道德、伦理及礼治,这些天然地契合了汉代统治者管理国家的内在需求,因而汉律的规定便具备了浓厚的儒家色彩。汉律被认为是法律儒家化的开端,在法律发展进程中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历史价值当然不容小觑。     

著作权的空洞化与一稿多投、一稿多用的解禁

我国《著作权法》第三十二条第一款对一稿多投行为实质上予以了禁止。由于该条规范属于任意性规范,报社、期刊社在决定审稿期限问题上享有独断的权利。在投稿过程中,这一规定导致著作权人处在与报社、期刊社极不平等的缔约谈判劣势之中,存在著作权的空洞化问题。实际上,关于这个问题,国际立法惯例已经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最佳的解答。     

上野贤知《《左氏会笺》三稿》发墨

本文以上野贤知《〈左氏会笺〉三稿》所研究的三个问题,即竹添光鸿《左氏会笺》的著述目的,其与岛田翰的关系,其原稿的存佚、与定本的差异为出发点,依据相关文献,详加考索,细以辨析,更为深入地探讨了上野氏研究的问题及意义。     

唐代洛阳的职业墓志撰稿人

在洛阳出土的唐代墓志中,有不少志文几乎相同或大致相同者。究其原因,应该是志文撰者自留底稿,然后根据不同情况加以修改而成。这些志文撰者是职业墓志撰稿人。墓志作为随葬物,是埋于地下的,一般不容易穿帮。但随着一方方墓志的出土,这一情况也随之大白于天下。这种墓志文一般都不署作者大名。     

《资本论》创作史上的“历史路标”论析——关于《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的若干理论问题解析

《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是《资本论》创作史上的重大文献,研究它可以帮助人们全面、深入、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的经济思想和哲学思想。迄今为止,中外学者对其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仍有不少人不了解这部手稿的来龙去脉、刊布情况和其所包含的主要理论问题,手稿中最具有特色的双重话语问题也未能引起学者们的足够重视,但这却是该手稿最值得研究之处。这些问题的分析、探究和解决,需要使用马克思主义文献学的研究方法,借助最新的MEGA2资料来将历史与理论两方面的研究结合起来,并在此基础上,探发和彰显马克思文献的当代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王树楠题画诗的生命忧思与文人趣味

王树楠是近代“河北派”诗人群体的重要人物。学诗从黄庭坚入手,由苏轼上追韩愈、杜甫,与桐城诗派和闽派诗人的诗论有许多相通之处。他历经晚清的变局,其题画诗融入了文士的家国情怀和慷慨雄迈之气,将画家心事、诗家遭际与文人的生命理想在诗画真幻世界中进行自由转换,表现出晚清以来题画诗发展的新境界。题人物画诗勾勒图像中的自我形象,写出了儒者能吏的生命情态;题咏山水画诗与山水行旅的矛盾心态深度交织,呈现出晚清民国文人宦途中经世理想与追求个人自由解放的困惑与无奈。他的题画诗以“诗史”精神孕育“画史”意识,追求天真自然、雅逸淡泊的艺术风格,带有浓郁的文士趣味,体现了深味斯文之道的儒者在易代之际难得的家国之情和生命趣味。     

网络写手创作特质解析

网络时代人的创作主体性较之传统时代有了很大改善,网络打破了文学精英对话语权的垄断,从而对网络写手这一特殊群体产生了相应的影响。网络终结了创作的手稿时代,改变了写手的创作心态,给作者提供了写作与发表空间,它使网络文学形成了开放性的文本结构,使真正意义上的个人化写作开始出现。     

论文学作品的存在方式

德国思想家海德格尔发现:艺术虽然在一般意义上体现为具有“物因素”的具体作品,但艺术在根本上并不是“物品”.文章认为:文学作品不是物化的、静态的存在,而是动态的、观念的存在;文学作品不是由作家独主创作完成的,而是在文学活动中,经过文学创作者、文学传播者和文学接受者的共同努力完成的,它经过了文学手稿、文学文本和文本图景等三个基本阶段.     

占灯术源流考：德藏吐鲁番出土文献Ch 1634发微

根据德藏吐鲁番出土文献Ch 1634《杂占要抄》中的“占灯吉凶法”，可以解明唐代占灯法的基本性质，其法当为燃灯置于灯轮之上，逐次转动灯轮，根据想要占卜的事项所对应的灯的状态进行吉凶占验，是糅合了数占、杂占、阴阳五行、禄命行年的一种“易杂占”。占法的灵验性与药师佛信仰和仪式密切相关，法器则借用了佛教灯轮。写本学分析以及Ch 1634与摩尼文中古波斯语占卜书M556中的占灯预兆的印证，表明Ch 1634的抄写者可能为粟特裔摩尼教教徒。占灯术在宋代以后逐渐发展成以灯焰、灯花占察风云气象和人事吉凶，进入道教灯仪，并曾在我国西藏、蒙古和卡尔梅克地区以及日本广泛传播。占灯术的重新发现不仅有助于重建中国数术文化的世界史，也为从知识—信仰—社会生活层面理解丝绸之路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的影响提供了新的思考。     

论陈寅恪考证“杨贵妃是否处女”的学术意义

陈寅恪先生<元白诗笺证稿>关于<长恨歌>的考证,不仅是"杨贵妃是否处女"的问题,而且是学术问题、文化问题.陈寅恪先生一生关注妇女问题,涉及范围十分广泛,其研究目的就是发微探幽,观察当时的政治、道德的真实情况,在历史真相的揭示中,发现中国妇女身上蕴含的民族文化要素和精神特质,构建中国"民族文化之史".     

《杨嗣昌集》整理的底本及其版本考查

《杨嗣昌集》整理的主要依据是旧钞本《杨文弱先生集》 ,它是崇祯末年刊刻本基础上的整理誊钞本。《贩书偶记》等文献记载的崇祯刊刻本《杨文弱集》应该实有其书 ,并很可能已经失传。有充足理由证明杨山松兄弟在崇祯末年搜求整理过先人遗稿 ,前人的相关记载是有根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