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没有专制体制——从绝对主义的中文误译问题谈起

在中文学术界把西文绝对主义误译为专制主义的现象十分普遍,应该纠正。中西历史是不同文明孕育的结果,有各自独立的演变路径,不能被简单地割裂、误植。西方转型时期的绝对主义政权在君主肆意施政能力和权力体系的生命力等方面均不能与中国传统社会的专制体制相对等。     

论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体制

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体制如何?社会主义政治体制中各政党之间应该是什么样的关系?这些问题是当代科学社会主义研究中具有现实意义且必须回答的问题。根据马列主义的一贯思想,根据各国具体情况的差异,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体制各不相同,有一党制,有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从前苏联和东欧各国民主政党发展演变的历史中,可以总结出三条带有普遍性的发展规律。从实行多党合作政党体制国家的历史实践中,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社会主义时期实行多党合作,仍然十分重要。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相比,中国的多党合作有自己的特点,形成了中国社会主义政党体制的一个基本特色,它对社会主义政党体制的发展与完善作出了独创性的贡献。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劳动关系变化趋势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然导致劳动关系的变化。当前我国劳动关系正由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利益一体格局 ,逐步向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利益分化与协调的方向发展 ,劳动关系内部的力量对比也正在由旧的均衡态势向充满利益差别的不平衡状态转化 ,劳动关系问题将日益成为政府和企业重视的问题 ,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劳动关系变化动因 ,分析劳动关系分化的方式 ,把握劳动关系未来趋势 ,把对劳动关系政策的挑战变成强化社会主义劳动关系的机遇 ,已成为劳动关系管理的重要任务     

论20世纪30年代国家社会主义的内涵

国家社会主义是把易于造产的集产主义与易于分配的普产主义以及侧重自治的行会主义调和为一。所谓易于造产的集产主义,指的是资本主义产业集中经营形式下大机器、大生产的生产方式,既尊重个人私有财产不可侵犯和高效灵活的私营经济,又强调整个社会的有计划生产;普产主义则吸收了社会主义关于社会公道和社会平等的内涵。国家社会主义希望通过集产主义与普产主义的结合达到"人人有产,人人均产"。但这一过程中如果单纯由国家起主导作用,则会造成苏俄式官僚机构膨胀,社会最终通向"奴役之路",因此要充分发挥基尔特社会主义中行会的作用,利用社会团体的力量制约国家为恶。这样就在生产和分配过程中维持了国家、社会和个人之间的平衡。     

土耳其政党体制变革与民主发展

类型学视角和制度化视角是研究政党体制与民主发展关系的两条重要路径。从政党体制类型变迁看,土耳其共和国自成立至今,先后经历了一党制、两党制、温和多党制、极化多党制和主导党制五种政党体制。转型时期,世俗精英通过军队对政治进程施加影响,成为政党体制变革的直接原因,世俗化与民主化的矛盾是推动政党体制变革的根本动力,社会动荡与经济危机是政党体制变迁的诱发因素,欧盟是影响土耳其政党体制的主要外部力量。土耳其政治转型的过程,也是其政党体制不断适应政治现实,发挥自身功能,逐步确立在政治生活中核心角色的过程。当前土耳其处于民主巩固的历史阶段,在政党体制制度化方面,还存在着一些民主政治发展的制约因素。     

国家建构视角下乡村权力结构的民主化转型

从现代国家建构理论视角对20世纪80年代村民自治以来的中国乡村权力结构进行学理性分析。分析表明,"权力结构变革"问题的实质系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相互冲突博弈的结果,是权力结构的民主化转型,其深层根源在于现代国家建构的内在要求。现代国家建构的根本目的是整合国家与社会、市场的关系,在建构过程中乡村权力结构的民主化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选举体制的普遍推行,权力合法性来源渠道发生变化;二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的村民自治范围的扩大。国家实行"权力下放",把更多的职能逐渐交还给基层社会,同时为避免乡村"失序",又"民主下乡",创新乡村社会治理,重建乡村秩序。     

论社会主义国家无产阶级政党的党际关系原则

社会主义国家无产阶级政党的党际关系包括共产党之间及与一些国家的工人党、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民主政党直至世界各国政党之间的关系。社会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必须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为指导,确定同各国政党关系的准则。中国共产党按照自已提出的“独立自主、完全平等、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已经同世界上100多个国家的280多个政党建立了不同形式的友好关系,大大扩大了我们党与各国政党联系的范围,增     

虚置与重构:村民自治的主体缺失与制度干预——以苏北黄江县为例

文章在以县域为分析单元的基础上认为,在城乡差距现状尚未根本扭转的现实下,农村大规模的人口流出导致农村基层组织出现了"虚置"状态。村干部权力来源合法性缺失,权力日常运作缺乏农民的有效监督,农村公共事业建设缺乏农民有效参与。以村民自治制度为支撑的农村治理体制与变动的农村社会不相适应,村民自治制度文本与日常实践存在着较大的张力。在村民自治研究热潮冷却之后,重新回顾和反思这一制度,犹未过时。文章提出,国家制度设置应与转型期农村社会基础相适应,以政党下乡和干部下乡为主要途径,实现村干部专职化,强化国家基层政权建设力度和国家基层治理能力,有着强烈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行政下乡与自治下沉：国家政权建设的新趋势

国家政权建设的关键是发展基础权力,处理好与地方自治单位的关系。现阶段行政下乡取得了显著成效,一方面村级组织的行政化色彩加强,成为乡镇政府的派出机构;另一方面惠农政策进村入户改善了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增强了农民对国家的认同感。但是,农村基层行政效率总体不高的现象普遍存在。自治单位从行政村向自然村下沉,激活了村庄社会积累的内生性资源,使得以自然村为边界的社区社会组织兴起,为农民提供了平等参与和民主协商公共事务的空间。这意味着后税费时代国家政权建设不是要完全打碎地方自治单位使国家权力直面农民家庭,而是应重视农村基层社区社会组织的培育和社区自治能力的提升,增强国家通过社会获得权力的能力,构建社会自治协同提升基层行政效力的体制机制,推进农村社会治理的现代化。     

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质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根本问题 ,是解决人民群众与国家权力机关之间的关系问题 ,属于以全部政治生活民主化和社会政治生活的人民群众自治为归宿的“人民民主”范畴。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根本任务是从根本上承认一切权力归人民这个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原则 ,全面并彻底地保障人民能够使用好管理国家的权力 ,其核心问题是通过保障人民所享有的选举权、监督权和罢免权得到充分行使 ,来保障人民能够充分行使本来就属于他们的根本权力。为此必须改善选举制度 ,健全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逐步实行国家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 ,建立广泛有效的民主监督体制 ,开拓人民参政议政渠道 ,逐步实行党务政务公开 ,民主法制化 ,依法治国     

浅析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矛盾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中将价值定义为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历史关系,在此基础上创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但它却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存在着种种矛盾之处。具体包括：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中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严格对立的内在逻辑与现实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矛盾;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中生产劳动被严格界定为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生产劳动包含范围广义化的矛盾;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中将人与物的效用关系置于次要地位的倾向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要求充分发挥各种生产要素在财富生产中的作用的矛盾;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中暗含的对单一按劳分配体制正义性、合理性论证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按劳分配与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相结合的分配体制的矛盾。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需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中不断完善与发展。     

构建现代社会组织治理体制:创新社会治理的突破口

社会组织治理体制改革的核心是正确处理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相比碎片主义、全能主义、多元主义,法团主义强调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合作,在政府主导的治理格局中吸纳社会力量,实现协同善治目标,合乎我国国情社情和中国特色社会治理的发展方向。打破政府全能的传统治理格局,构建政府监管-社会监督-行业自律-组织自治"四位一体"的社会组织治理体制,是创新社会治理、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突破口,也是维系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实现长治久安不可或缺的善治思路。     

协同创新劳动过程的民主参与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种路径抉择

经济体制的质量和效益不仅取决于效率,而且也取决于工人民主参与的生产劳动制度。为了实现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蓝图,需要协同创新劳动过程的民主参与制度。它既能培育工人劳动者对企业、社会和国家的认同感,也能化解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所产生的厌倦或报复社会的心理倾向。因此,推进劳动过程的民主参与制度创新是社会发展的趋势。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劳动制度改革的导向

社会主义劳动制度,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要以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以有利于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以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为标准,凡是不符合这些标准的劳动用工制度,都必须坚决进行改革。近年来我国在劳动用工制度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但仍未能完全适应发展商品经济的需要。     

论孙中山对国家建构的探索

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建立起体现资产阶级利益诉求的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为维护资产阶级政治权力和政治权利,孙中山着力于国家建构的探索,其重要表征一方面是发展和完善三民主义,试图以此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另一方面,为践行权能分治和五权宪法的政府管理模式,设计了政党权力,并试图将政党权力转化为国家权力,由"以党治国"而"党化国家",由此草创了"党国体制"的国家建构模式。孙中山为维护民主共和政体所作的国家建构的努力是创造性的,具有历史的合理性。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国家治理效能体系建设

治理效能是一个关于自治、法治、德治融合效用的度量命题。对治理效能价值观意蕴的考量,关涉能否深刻理解国家治理效能的价值取向及其实现的根本路径,是治理效能诸问题展开的"元问题"。制度是治理的刚性要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是制度治理的柔性机理。具有人民利益现实需求价值合理性的治理效能体系,是一个由治理主体、治理机制、治理目标等多因子构成的、交互影响的行为互动过程。这种互动过程必然呈现为治理效能体系多因子之间的利益相关性。治理效能的最大障碍来自因治理体制机制束缚而形成的各种利益樊篱。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建构更加立体、更高质量的治理效能体系,旨在突破利益樊篱,凝聚多元利益主体、协同分层治理机制、整合散落社会资源,形成体系性、整体性、拉手性的治理能力。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国家—社会—公民"三维融合的治理效能体系建设,规范治理效能的价值取向,营造治理效能体系的文化生态,是将我国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基本遵循,也是在联防联控联治中经受住新冠肺炎疫情大考的中国治理智慧。     

中国国家权力垂直配置新论——基于国家结构形式的视角

中国现行宪法关于国家权力的垂直配置的制度,被作为"国家结构形式"的内容予以探讨,并将中国具体的国家结构形式定性为"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然而,从国家结构形式的原理上考察,与同为社会主义制度的东盟国家越南类似,中国(除台湾地区外)中央与地方权力配置规则除了以分权(decentralization)为前提的中央与特别行政区这一具备国际社会地方自治特征的制度设计外,由于传统注重中央集权的"单一制"观念影响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自下而上的"地方自治"性质的内在张力,中国大陆无论是中央与一般行政区域,还是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并不存在单一、连贯的垂直权力配置逻辑。这种状况导致中国大陆中央与地方权力法治化面临无解困局。     

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公民权利的完善与发展

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中 ,随着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的变化 ,公民的权利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同时现实生活中也产生了一些矛盾和问题。为了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同时也为了更好地解决现实社会生活中的问题与矛盾 ,客观上要求我国公民的权利进一步得到完善与发展。一　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公民权利我国在所有制方面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公有制 ,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这种体制下经济的运行靠行政强制 ,政府的行政权力是至高无尚的 ,范围也是无限的 ,事事都由政府来作安排。国家几乎垄断了全部社会经济资源…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与职工的劳动关系初探

转变企业经营机制,破除“三铁”的改革要求建立企业与职工的新型劳动关系,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因此,探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与职工的劳动关系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其现实意义。一劳动关系是一定社会生产关系性质的反映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最先表现为劳动者的劳动及其劳动者之间所结成的劳动关系。人们为了获取生活资料,就要与生产资料相结合从而形成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的劳动结合关系;在劳动过程中,为了实现既定的目标,人     

意识形态与国家行动逻辑视角下的劳工保护

在当前劳工保护领域,存在新自由主义和发展主义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迎合了全球化与资本的需要,但是按照其逻辑发展,社会将被损害并导致社会矛盾激化和社会关系紧张。转型时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使国家必须把主动追求对劳工的保护视为目标,但是由于经济发展处于相对落后的阶段,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对传统社会主义实践的否定,发展主义开始成为主导中国经济发展的意识形态。"竞争"与"效率"优先的观念深入人心,公平正义成为次要的价值目标。发展主义的意识形态与全球化压力使中国对劳工保护政策的制定与各级地方政府的政策执行发生偏差,离劳工保护的目标相去甚远,因此在转型时期的中国,"强国家"与"弱社会"的格局使得国家为主导的劳工保护的行动具有尤为特殊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