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中国朝野对《中俄密约》的反应

甲午战争后,清政府实施联俄拒日外交,派李鸿章出访俄国,以出让主权利益为代价,与俄国政府签订了《中俄密约》。清政府高层对缔约工作采取高度的保密措施,但地方官员和民间社会仍从种种途径获知密约的局部内容,并就密约的可能结果表达了质疑和担忧。由于清政府对俄国仍然持有期待,因此这些不同意见未能起到促使清政府有效应对俄国毁约的作用。     

维特与李鸿章交涉有关中东铁路问题实情录析

中国近代史上的李鸿章,尽人皆知。他代表清政府与列强鉴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他与维特签订中俄密约时,又答应不少条件,之后,俄方格外从中国夺去许多权益,而维特却诡称这也是李鸿章所承认过的,其实这倒真是把李鸿章多咬了一口,说明沙俄侵略者狡诈之甚! 维特是一个祖籍德国的俄国人。他先在铁路部门供职,历任铁路局长、交通大臣、财政大臣、大臣会议主席,1905年至1906年4月出任尼古拉二世帝国政府的总理大臣。是沙俄长期以来推行扩张主义基本国策的积极拥护者,他老谋深算,献计献策,常被沙皇采纳。沙皇俄国侵占我国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大片领土后,即觊觎我东三省,企图伺机将其并入俄国版图。中日甲午战争,中国败北,清朝政府被迫将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等中     

晚清联日外交的一次实践——以1898年上海亚细亚协会为视角

1898年成立于上海的亚细亚协会是旨在实现中日联交的组织。清政府联俄外交失败后,中国朝野寻求与日本结盟共同抵御俄国。日本为了阻止俄国在华利益的扩张,也展开对华工作,促成中国朝野的亲日倾向。郑观应作为上海绅商界的知名人士,与日本驻沪总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共同发起成立亚细亚协会。由于时局变化,亚细亚协会未能展开全面活动而停止。但是该组织的成立在当时引起了很大反响,充分反映了中国朝野对中日联交既有期待又有疑惑的复杂心态。     

曾纪泽使俄前心理演变 ——兼论其中俄交涉举措的确立

1880—1881年中俄伊犁交涉是曾纪泽外交事业的巅峰,其使俄前对遣使改约由畏懦缓议到坚定对俄开展交涉的心理变化,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一,曾氏对俄之阴险及崇约丧权之严重性有了基本认识；其二,相较于崇厚交涉前后总署给予的宽泛告诫,曾氏使俄前收悉了总署对于谈判的具体谋划方案；其三,清廷“宽减”崇厚擅权之罪,不仅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中俄间紧张关系,也缓解了曾氏与俄交涉的畏惧心理。在曾氏心理转化的同时,中俄伊犁交涉举措逐渐成型:确立“重界轻商”谈判方略；对总署关于使俄人事及出使职衔安排做出理性回应；力主和谈的同时积极备战。曾氏使俄前心理演变及中俄交涉举措的确立为中俄谈判打下了坚实基础,其中的经验教训对当代中国外交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论曾纪泽与中俄伊犁交涉

曾纪泽作为晚清驻英法俄三国公使,在中国近代外交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在中俄伊犁问题交涉期间,他审时度势,采取了备战促和的谈判策略,较好地维护了国家利益。同时,伊犁谈判也反映了此一时期中外关系的发展脉络和晚清政府的外交态势,对清政府更好地开展外交活动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论爱国使者杨儒

在中国近代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参与国际事务外交活动中,清政府一直推行着一条屈辱投降的外交路线,除了与侵略国签订各种不平等条约外,与所交往多是贸易性质的事务,并无建交互派使者的关系.而真正名符其实的“中国遣使,始于光绪初”.此后,寥寥可数的专职外交使节中,有如李鸿章之流的卖国求荣的外交官员,也有不辱使命的佼佼者.参预“东三省交涉”的驻俄大使杨儒,就是其中深受人民尊敬的一位爱国使者.     

1907—1915年间沙俄对外蒙的侵略

沙皇俄国染指外蒙的野心,由来已久。以1907年签订第一次日俄密约为起点,它的侵蒙活动进入了新的阶段。俄国利用清王朝衰微破败、外蒙地区矛盾激化后的形势,插手进来,开始公开地干涉中国的内政。辛亥革命发生后,俄国趁机策动外蒙封建领主起来叛乱、宣布外蒙独立。随即,它刚柔并用,迫使外蒙当局签订“俄蒙协约”,攫取了大量的侵略权益。之后,它又诱逼中国袁世凯政府签订“中俄声明文件”,使非法攫取的侵略权益“合法化”。1915年中俄蒙三方签订的“恰克图协定”,是俄国这一阶段侵蒙活动的尾声。本文试对沙俄这一系列步步紧逼的侵略活动作一简要的论述,请读者不吝指正。     

刘锦棠与收复伊犁

曾纪泽与沙俄签订中俄《伊犁条约》，宣告了沙俄在我国伊犁地区殖民统治的结束，伊犁正式回到了祖国的怀抱。曾纪泽因而获得国内外的一致好评，但曾纪泽之所以能与俄国顺利签订《伊犁条约》，实与刘锦棠有极大关系一、坚决打击阿古柏余孽及卖国贼白彦虎等人的武装骚扰，粉碎了俄国利用武装骚扰长期霸占我国伊犁的阴谋；二、坚持以武力为后盾收复伊犁，才使得清政府拒不承认崇厚与俄国所签之条约，改派曾纪泽重新赴俄谈判，迫使俄国退还我伊犁。     

中东路事件管窥

关于发生在1929年的中东路事件,史家论著颇多。本文拟从当时的中苏关系诸方面入手,对这个问题作一初步探讨。 尽人皆知,“中东铁路”是在甲午中日战争之后,沙俄通过诱迫清政府签订的《中俄密约》和《旅大租地条约》这两个不平等条约,于19世纪末开始修筑、20世纪初开始通车,贯穿东三省而与俄境西伯利亚大铁路衔连的一条“丁”字型铁路。它曾是沙俄政府侵略、控制和企图独占中国东北并同日本帝国主义进行激烈争夺的得力工具。十月革命后情况发生了变化。1924年中苏达成建交协议,并先后签订了《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     

中日1871年立约述评

18 71年的《中日修好条规》是中日两国在近代签订的第一个条约。在订约及交涉过程中 ,李鸿章等人吸取过去与欧洲各国立约的经验教训 ,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精神面貌 ,反对日本政府提出的于我不利的要求 ,积极维护国家利益。但传统儒家思想依然是李鸿章等人的主体思想 ,因而 1871年立约未能改变晚清外交局势     

张学良与中东路事件的缘起

关于中东路权益的交涉,是伴随铁路修建开始的,到上世纪20年代初,中俄双方先后签订了《中俄协定》、《奉俄协定》后,交涉中的矛盾并未因此而结束。张学良执掌东北军政后,为争取两协定赋予中方的权益,对苏采取了强硬的交涉手段,导致中东路事件的发生。中东路事件发生后,致使收回中东路权益的目标未能实现。客观分析,张学良收回中东路权益的初衷及强硬立场是正确的,但他对内外局势的错误判断,并接受蒋介石"武力接管"中东路的主张是错误的。从外交史上看,这一教训是深刻的。     

曾纪泽与中俄伊犁改约

曾纪泽是光绪朝驻英法使臣。一八八○年,在崇厚赴俄订约失败以后,被清政府任命为兼任驻俄公使、钦差大臣,前往俄国重开谈判。在交涉伊犁事务过程中,曾纪泽表现了忠贞的民族气节和精明的外交才能,运用巧妙的斗争艺术,为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研究曾纪泽赴俄改约问题,有益于总结中国近代外交的经验教训。     

论19世纪七八十年代张之洞的外交策略思想

19世纪七八十年代 ,中国先后发生了中俄伊犁危机和中法战争 ,张之洞通过对该期间中外重大交涉事件的特别关注和实践 ,初步形成了自己的外交策略理论和思想 :一是联日御俄 ,二是“守在四夷”。二者均属于“以小制大”型的以夷制度     

论张之洞调整中日俄三角关系的外交主张

19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日俄两国在东亚地区的扩张,清政府如何妥善处理中日俄三国关系,谋求国家安全显得日益重要起来.张之洞积极参与清政府的外交事务,在沙俄霸占伊犁、日本侵占琉球期间,他提出了"赂日阻俄"的主张,在甲午战争中国战敗赔款前后則主张"联俄抗日";在德国抢占青岛、俄国强租旅大之时又改弦更张提出了"结日阻俄"的主张.张之洞调整中日俄三角关系的主张经历了以上三个阶段.但始终未能摆脱中国传统的"以夷制夷"外交理念窠臼.     

试析1895年至1899年间清朝对外态度和政策的演变

本文通过对1895年至1899年间清政府对外政策、态度的动态分析,把握五年来清朝外交方面所发生的变化。1895年以前,清朝主要执行的是可以概括为“外须和戎”四个字的洋务外交路线。1896年《中俄密约》签订后,随洋务派的逐渐失势,洋务外交,遭到攻击.1895年至1898年间,清朝的外交主要由总理衙门执行,由帝党翁同和等人主持,他们也不可能找到可行的外交方策,外国侵略者依旧从他们手中攫取着利权。在这种民族矛盾尖锐,清廷外交不力的情况下,统治阶级中的盲目排外一派重新抬头,执掌朝中大权,盲目排外的外交主张占了上风。于是在1899年中,在教案等问题处理上,中外对抗加剧。1900年中国对八国联军宣战就成为了前一阶段外交发展的必然,而非偶然了。     

甲午战争前后李鸿章的外交活动及其分析

在甲午战前的中日交涉中，李鸿章一心想保全和局；在甲午战争后中国战败的情况下，李鸿章通过谈判为清政府避免了更大损失，挽回了一些利益。由中日甲午战争前后李鸿章与日谈判成败情况的分析可知，在一般情况下，外交要以国家实力为后盾；在双方都有商谈余地的情况下，外交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长处，弱国也可以避免更大损失，争回一部分利益。这对于当今所有弱小国家运用外交手段维护自身利益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影响。     

从分化瓦解到借助俄美调停——第二次鸦片战争前期清政府的对外政策浅析

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 ,为进一步扩大侵略权益 ,英法俄美四国公使相继率兵船北上 ,联合向清政府提出修约要求。对此 ,清政府的策略有一个从分化瓦解到借助俄美进行调停的转变过程。然而 ,无论是分化瓦解还是借助俄美调停 ,都是清政府从传统的外交体制出发以应对西方列强侵略的具体措施。这一过程不仅体现了清政府对西方殖民者侵略本质的无知 ,而且显示出清政府在与西方列强交涉时的无能 ,清政府也因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沙俄传教士团与中俄外交关系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俄国在“雅克萨之战”时受到遏制的野心,在西方列强用鸦片战争打开中国的大门,获取许多侵略权益后,又重新膨胀起来。它利用中国处于内忧外患之机,胁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在谈判、起草、翻译这些条约的过程中,沙俄传教士团充分施展了它的外交才能,为沙俄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成为西方列强中攫取权益最多的国家,竭尽了全部力量。 1851年8月6日(咸丰元年七月初十)在伊犁签订的中俄《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是中俄间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以此为起点,中俄关系遂由《尼布楚条约》确立的基本平等关系趋向不平等方向变化。而开启这个变化的操纵者就是北京传教士团的成员。     

从沙俄对中国的影响谈清末外交政策的失败

19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清朝处于走向衰落的转型期。沙皇俄国作为中国最大的邻国和瓜分中国的主要列强,一边加紧侵占中国的大片领土,一边扮演中国盟友"救世主"的角色。从《尼布楚条约》到《中俄伊犁条约》,从《马关条约》到《中俄密约》,可以清晰地看到清末朝廷向外来势力抵抗—言败—屈膝的过程,而贯穿始终的中俄关系又让人们认识到,一个对近代国家主权概念茫然无知的政府,为了维护自身的安全竟出卖国家民族的重大利益,其对外政策是极其失败的。沙皇俄国影响了清代末年清朝政府外交政策的走向。     

日俄战争后的中日交涉——以盛京将军赵尔巽为中心的考察

日俄战争结束后,与日本的交涉事务成为清政府善后外交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作为此役的主战场暨争夺目标之一,奉天也是清政府处理战争善后工作的地方行政单元。身为地方最高军政长官的赵尔巽,同时也是该项工作的参与者与地方主持人:在协助中央政府处理战争遗留问题之余,还要为维护国家利益而与日本驻奉天军政当局展开交涉。这些外交工作,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日本侵略势力的嚣张气焰,维护了国家利益。重新梳理交涉的来龙去脉,既可以清楚地看到日本对中国东北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的觊觎与侵略,又可以深刻感受到清政府外交观念的转变,以及在处理这些事务过程中的艰难抉择与种种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