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学理论与美学、文学、文艺学理论关系之辨析

美学与艺术学的研究对象不同,文学与艺术同样表现生活,但是表现手法不同,文学与艺术是两个并立的学科。文学与艺术并立简称为"文艺",形成了"文艺学"。在学科目录中形成"文科艺术类"名称。艺术与文学的关系由并立、联合走向文学目录下的学科,艺术学一度失去了独立学科地位。艺术学与美学、文学、文艺学、文艺理论、历史学有学科的联系,艺术学学科独立以后,需要进一步明确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内涵与外延,厘清艺术学理论学科的边界,明确艺术学理论与美学的关系,因而其与文学理论、文艺学、文艺理论、历史学学科之间的关系。由于艺术学理论研究对象的不同、艺术语言的不同,艺术学理论不同于美学、文学、文艺学与文艺理论。只有厘清艺术学理论与美学、文学、文艺学、历史学的关系,艺术学理论学科才能够真正地独立与发展。     

当代文艺学研究趋向与"语言学转向"的关系

当代文艺学研究呈现出"向内转"和"向外拓"两种基本趋向,这两种趋向与20世纪西方"语言学转向"的两大变革有着深刻的关系."语言学转向"的第一个变革是从"自然语言观"到"符号任意性"的转移,第二变革是从"逻辑语言观"到"审美语言观"的变换.前者导致"诗学"与"语言学"的结合,后者导致"文学理论"与"文化理论"的相互渗透;前者把文学研究转向文学文本内部,后者把文学研究拓展为文化研究.如何在批判清理的基础上寻求语言研究和文化研究在文艺学研究中的有效结合,在当前显得十分突出.     

洛文塔尔文学传播理论研究

作为批判的文学传播理论的奠基人,洛文塔尔始终把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应用于文学、文化和社会问题的分析研究,在文学理论、通俗文化理论和批判传播理论等方面都有卓越的贡献.他的文学传播研究不仅揭开了西方文学研究的传播学转向的序幕,而且有效地把批判理论、文学理论和传播理论综合起来,建构了"理论力场"方法论和"理解力场"等独特范畴,这使其文学传播理论形成了鲜明的理论特色和更深层次的精神内涵.     

著名学者风采

李衍柱教授,现为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文学组专家组成员,中国文艺理论学会顾问、山东省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和教育部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在文学理想论、文学典型论、文艺学范畴论、文学批评论、信息时代与文艺学范式转换论和“思孟学派”美学研究等领域,享有很高的声誉。     

论文艺学批评的元理论思维

"文艺学批评"是一门以文艺学为对象的学科。在逻辑理路上,文艺学批评呈现的是一种元理论思维。这一思维有两个最优处:一是能令思考者始终保持一种冷静客观的审视姿态;二是能使理论全然回到思维原初的状态。这一思维机制不仅具有能动的自反思性,还具有赋形与对象的能力。元理论思维对于文艺学批评的根本性意义有二:首先是元理论思维的价值抉择意义;其次是元理论思维超越工具理性的意义。激活元理论思维,超越工具理性,创建现当代中国文艺学及其文艺学理论自己的理论主体性话语,这正是文艺学批评的理论建构之历史使命和历史担当。     

文学视野下的性别理论及其言说主线

性别理论作为一个前沿的理论命题,也是国内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从人类学、辞源学、历史学、美学和文化学的角度对其考察,有助于更好地认识性别理论与文学创作、文学研究的关系以及性别与人的其他"类属性"的关系。以此为线索,对"性别理论"及其当代的文学言说背景和书写主线进行梳理,可以发现,不同性别都是有局限的单性言说,并在此基础上向着"人之为人"的"个人性"的方向超越社会性别的限定。这一发现可为性别视野中的文学研究提供理论上的支撑。     

“将理论继续下去”——近二十年来国内“后理论”研究综述

近二十年来,随着"理论终结"的声音被传递到中国,后理论研究渐成学界热点话题。人们似乎普遍认为理论在西方大势已去,中国的理论研究者也必须重新检视我们在过去追随西方理论话语的得失,一方面为国内理论研究谋求新的发展方向,同时也为中国文论的国际化寻找契机。国内后理论研究主要可被划分为五个话题,包括什么是理论、理论是否已经终结、如何克服文学研究或理论的危机、后理论时代的理论走向以及中国文论国际化等。对现有成果的综合考察可以为国内文学理论的研究和未来走向提供思路。其实,无论是倡导推进文化研究还是回归文本分析,是继续理论的政治化还是回归学术本位,都是把理论进行下去的不同方式,都是在深化理论的反思行为、补偏救弊,让它更好地适应变化了的文学与社会现实。     

文本理论与文艺学关系初探

文本理论是进入二十世纪后在西方兴起的一种独特文学观念.二十世纪以来,文学理论在探讨了作者、世界因素后,开始关注作品本身和读者的存在,文本理论聚焦作品本体和作品意义生成的倾向与文学理论关注重心的转变是一致的.文本理论中提出的许多全新观点,对文学观念转变、文学理论本身发展、文艺实践活动展开及文艺学学科教学、研究与建设都很有借鉴和启发作用.     

从“文学之死”到“理论之死”

对于“文化研究”与“文艺理论”的论争不能只做简单的现象归纳,而应该深入挖掘内在的文化逻辑,从研究对象、理论形态以及理论主体定位入手,观照作为"理论"对于历史与现实的应对策略和形式。开放、多元、富于实践品格的形态是文艺学学科经由反思走向的必然。     

浅谈文艺学、美学理论研究中的“发现”与“创新”

文艺学、美学理论研究是多层次、多方法的,但其研究价值在于"发现"与"创新".可以对现有理论的新阐释;也可对理论质疑,修正或否定;还可以就丰富多变的文学实践及审美现象,总结规律从而上升为理论,即采用新材料论证新论题.文学评论作为文艺学、美学实践理论的应用其方法是多元的,而文化心理学的批评方法是当前主要的批评方法.     

文化研究的学科化与文学研究的解合法化

近几年来,"文化研究"在文化现实的逼迫和人为的造势中学科化了。相反,文学研究作为学科却出现了"解合法化"的趋势。但是,即使是趋于强势的文化研究也取代不了逐渐边缘化的文学研究。它们两者不是包容或更替的关系。文化研究作为学科是必不可少的,但认为它是文学研究者的事情并将其设置于中文系则既是认识的不到位,也是实践所难以胜任的。在文学并没有真的终结的情况下,文学研究的路仍然宽敞。     

试谈海登·怀特的“历史书写理论”对当代文学研究的现实意义

海登.怀特(Hayden W h ite)是当代美国著名思想史家、历史学家、文学批评家,他将文学与历史相融合,从而极大地拓展了文学研究的视野,并将文学性与历史性两个维度在文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凸显出来,其文本性与文本间性研究为我们审视文学、理解历史、把握文学与历史、历史与文化、文学与文化等范畴之间的复杂关系提供了新观念与新视角,并对我们当前的文学研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文从道中流出”:朱熹对文道关系的新理解

在文道关系上，朱熹针对此前的“文以明道”、“文以贯道”的主流观点，提出了“文从道中流出”的新文道观。两种命题字面差异不大，实质却大异其趣。“文从道中流出”更加坚定地站在道理的立场，更加强调文道的一体性，说到底是“理一分殊”哲学思想在文学领域中的反映。它是理学的扩展，对文学有压抑，但从某个角度来说又对散文学有所提升。这种在理论上十分完满、周延而不免矛盾的文道范式的出现，是传统文道理论的一个重要绾结。     

叙事的图像性

比较文学的跨学科性将文学研究的目光引向文学外部的相关学科。图像与文本的譬喻关系,即叙事的图像性,使文学分析本身得到内部的充实,也为叙事形式开拓了新的道路。叙事的图像性不但体现在文本的内部结构中,也让作为＂形式＂存在的＂书籍＂加入文本进行言说,使丰富文本内涵这一手段成为可能。     

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的民族性

中国文学理论的民族性与现代性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在现代化进程中,首先要考虑民族性的问题,要在吸取他者有益成分进行自我改造的同时,从传统和现实中发掘出自己的本质属性。要从文学观念、文学理论发展的历史和与其他民族文学理论平等地交流和共在空间的角度,处理好古今中外各因素的关系,以确立自己的文化身份。其中有三个问题值得我们反思:一是民族性的稳定性和变革性所表现出来的历史轨迹,二是民族性与"中和"观念的关系,三是民族化与全球化语境中个性与共性的关系即自我身份的重建。     

“文学性”的偏至与文学内、外部研究的危机——以延安文学“政治决定论”的形成为例

中国现代文学的"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作为长期存在的两种研究向度在近年来却遭遇危机.以延安文学"政治决定论"的形成为例延安文学"政治决定论"的形成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政治反映论"和"纯文学"积弊的结果,其出现的合理性在于其对"政治反映论"的批判性,但其理论基础和研究格局的偏狭,以及对延安文学作品超越价值的压抑,使其成为延安文学研究中新的意识形态.延安文学"政治决定论"形成过程反映出中国现代文学"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出现隔离的本质对"文学性"理解的偏至.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需要从"价值论"向"发生论"的转变中获得自身的生命力.     

一个主张维新的旧文学流派——后期桐城派作家的经学立场与文论话语

后期桐城派整体上可以定位为一个主张维新的旧文学流派。其主要人物的思想包含着看似矛盾的两个方面。一方面,他们的经学立场日趋辨证和开放,对于文道关系的看法明显地表露出与传统经学文论相离异,甚至解构等维新的迹象。另一方面,他们捍卫旧文化与旧文学的立场始终没有动摇。这种既赞同维新又坚决护旧的文化立场究竟应该如何评价,迄今没有定论。笔者认为,后期桐城派作家的维新与护旧,两者的终极目标是趋于一致的,他们的护旧思想固然存在着历史的局限性,但也包含着合理的内核。     

接受研究对比较文学领域的垦拓

接受理论作为文学研究的一种新范式,其理论思维与比较文学研究较为接近,在被引进比较文学领域以后,被比较文学吸收、融合,使研究手段增加了科学性,减少了随意性,形成比较文学的一种新的研究方法——接受研究,为研究者开辟了新的探索途径和研究领域,为比较文学注入了活力。接受研究与影响研究既有因果联系的一致性,又表现出泾渭分明的差异性。在比较文学中,接受研究的视线主要凝聚在读者(接受者)身上。影响研究则是在接受研究的基础上,把研究视点主要集中在作品(放送者)上。接受研究与影响研究是文学事实联系的因与果,是异域文学相互关系的两个对等的方面,它不仅弥补了影响研究理论与实践上的不足,而且为拓宽比较文学研究空间进一步奠定了基础。     

林语堂与比较文学 ——基于林语堂的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

自小接受西学教育及影响的林语堂,在各种言论、著述中进行大量的比较文学研究。他综合运用影响研究、平行研究等方法展开文学研究工作,在时间上进行历时性、共时性的全面深入论 述,在空间上进行横向的平行比较和纵向的历史影响研究。认为其对中国比较文学的兴起和发展所起的传承作用不容忽视,这与他深厚的语言学造诣、国学积累和对欧美科学研究方法的掌握关系密切。     

漫长的革命:20世纪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问题与理论立场

20世纪60年代以来,英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论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传统,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论的发展。与布拉格学派、法兰克福学派和阿尔都塞学派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论不同,英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论以当代大众文化所提出的问题为研究对象,结合英国工人阶级的审美经验,对当代大众文化的复杂性作了深入而系统的研究,并且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审美意识形态理论的研究。20世纪英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论的主要贡献包括:(1)论证了文学和审美的物质基础;(2)重新研究和思考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理论;(3)关于当代大众文化实践积极作用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