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治领导权、意识形态领导权到话语领导权——拉克劳、墨菲的领导权理论

领导权理论是拉克劳、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拉克劳、墨菲认为,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有两种社会历史观念,占主导地位的是社会客观性和历史必然性的观念,另一种则是领导权理论所体现的社会历史观,它突破了社会客观性和历史必然性的逻辑;而认为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中,首先是列宁提出了政治领导权的理论,尔后葛兰西则进一步提出意识形态领导权的理论.拉克劳、墨菲正是在列宁、葛兰西的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创新领导权概念.他们超越了列宁的政治领导权和葛兰西的意识形态领导权,走向话语领导权,完成了自称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观的哥白尼式革命,颠覆了社会客观性和历史必然性的观念,解构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和阶级斗争论,表现了一种随机性、偶然性、非决定性的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观.     

作为政策话语的“无产阶级的文化”——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一段前史考察

中共四大《对于宣传工作之议决案》中提出的“无产阶级的文化”是早期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历程中极为重要的一个概念。中共四大对宣传工作的高度重视、中共中央对当时革命实践的总结与反思以及共产国际关于“布尔什维克化”的阐释,构成了“无产阶级的文化”在中共四大议案中呈现的重要历史背景。从中共四大的整体语境可知,“无产阶级的文化”以确立文化领导权为核心,从外而内地建构起一套较为完整的文化体系,彰显了中共文化领导权意识的自觉。“无产阶级的文化”的概念建构尽管不甚成熟,但其“从革命思考文化”的精神内核既彰显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底色,也显示出鲜明的中国特色。“无产阶级的文化”的长期遮蔽状态,映射出学界在探讨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过程中对政策话语的影响机制缺乏足够重视,应当在政策话语、理论话语和创作话语交织的多元网络中全面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初创——基于瞿秋白的考察

构建话语体系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在20世纪初解答中国社会发展出路问题进程中时刻面临的历史使命。瞿秋白以其独特的人生经历、杰出的文化气质和深厚的理论功底,思考并回答了在中国构建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至关重要的三大课题,即:中国为什么需要马克思主义话语?马克思主义话语在中国表达些什么?马克思主义话语在中国应当怎样表达?他的答案勾勒出以回应问题、凝练概念、创新形式为要素的话语建设方案,是当前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创新发展的重要历史资源。     

传统革命话语的历史发展及现代超越

话语是一种思想体系及行为的总和,革命是以暴力手段夺取政权。中国古代革命话语分为儒家和农民两大派别,当然,它们都有历史局限性,只有马克思主义革命话语才是历史上最先进、最科学的革命话语体系。马克思主义革命话语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建构起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革命话语体系,标志着传统革命话语历史性飞跃的实现。     

葛兰西与毛泽东“文化领导权”思想比较

作为共产党领袖和马克思主义思想家,葛兰西和毛泽东有关文化领导权的思考与论述颇多相同或相通之处。尽管由于葛兰西和毛泽东所处的历史境遇不同,面临的历史使命不同,两人对文化领导权的具体主张不尽相同,但借助葛兰西创建的文化领导权理论框架,我们可以对葛兰西和毛泽东关于"文化领导权"思想的一些方面进行比较,比如政治社会(国家)和人民民主专政、市民社会和人民大众、有机知识分子和改造知识分子、文化政治和新文化等。这种比较有助于探究文化领导权的核心命题,反思中国革命与文化建设的历史经验。     

“中国特色”的话语特征及其价值

"中国特色"话语浓缩了中国在近现代民族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价值追求,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与建设中一贯坚持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根本思路与理念,是一段时期内国家形象和发展道路的折射与缩影。"中国特色"还具有从"革命"到"建设"的话语内涵转换、面向"中国问题"与"中国实践"、由"地方性"向"世界性"的整合三个主要特征。这一话语的价值在于标识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历史维度,彰显了道路自信、文化自信与理论自信,并且突出了实践积累与理论创新基础上的话语自觉。     

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当代境遇与挑战

当代文化研究需要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指导,同时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研究也必须面向新的时代境遇,在新的历史形势之下、在应对现实挑战中求得自身的当代发展。在全球化的历史语境之下,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研究与时代的关系具有两个相互关联的方面:一是传统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时代检验问题,特别表现在经典马克思主义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意识形态论文化观念在现代哲学、史学与文学、艺术等领域所经受的理论冲击方面;二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时代创新问题,即在新的时代语境下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问题。这两个方面,都给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研究带来巨大的理论挑战。前一方面的挑战关涉到传统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在当今时代是否依然具有话语有效性的问题,后一方面的挑战关涉到当代文化研究中话语主导权的争夺问题。就后一方面而言,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研究亟需对如下三个特别突出的问题给予时代性回答与解决:其一是政治多极化、文化多样化背景下的国际文化领导权之争与文化民族化问题,其二是传媒化、技术化、产业化背景下文化创造中精神价值的坚守问题,其三是文化现代性发展中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问题。     

文化领导权重构的整体性治理研究

中国共产党从政治的高度确定了文化强国的策略,开启了“文化兴国”布局篇章,重构文化领导权的境遇凸显。而对文化领导权整体性建构与发展如何实现的逻辑追问和实践外显,是文化领导权重构的关键。文章运用整体性治理理论,对文化领导权进行中国式话语转换,提出文化领导权重构的整体性策略,从协同政党意志和政府行动、注重理论创新与阵地意识、整合政绩和各方利益、驱动社会多元参与等方面思考了整体性治理对文化领导权重构的适应性表现。     

构建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路径探析

构建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不仅是新时期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要求,还是中国积极参与全球化、走向世界的必要条件。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变迁是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地推进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创新的动态的历史过程。在构建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过程中,我们应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坚持开放性与民族性的统一,坚持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大众性等原则,在内容上丰富、发展和创新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本身,在形式上建立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与大众话语的良性互动机制。     

习近平文化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 坚持与发展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在文化领域的最新理论成果，以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本质特征，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诸多观点的创新与突破。习近平文化思想以人民至上鲜明立场和文化自信重大命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本质观；以捍卫党的文化领导权和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根本指导地位深化了马克思主义文化领导观；以“第二个结合”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拓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遗产观；以坚守中华文明主体性和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塑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升华了马克思主义文化交往观。习近平文化思想达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规律性认识，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守正创新，指明了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担负新的文化使命的正确前进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