宅基地制度改革与当代乡村建设模式构建

乡村建设不仅依赖国家资源下乡,而且需要有效的宅基地制度供给。围绕乡村建设的宅基地制度基础,形成了开禁宅基地流转和强化公共治理两种不同的改革路径。从广大中西部地区的实践看,在用地规模和边界确定的背景下,乡村建设的重点是村庄空间的重新布局,涉及村庄规划及其有效执行,面临基层宅基地管理困境,适用于公共治理路径。可行的破解之道是以宅基地制度改革为契机,激活县乡村治理,从产权再造、二元共治和制度规约三个方面切入,形成有效的宅基地管理体系。在此基础上,基层村庄的乡村建设目前取得积极效果,基本形成“规划先行、村社主体、资源下乡”的乡村建设模式,低成本、高效率地实现乡村建设目标。     

乡村振兴实现阶段的村庄主体性

乡村建设是乡村振兴的重点任务,发挥村庄主体性是有序推进乡村建设、实现乡村振兴的机制保障。基于一个中西部亮点村的个案考察,发现激活村庄主体性需要乡村建设实现从行政本位向村庄本位的逻辑转换。行政本位下,政府以呈现政绩为目标主导乡村建设,通过制度内激励、利益让渡、利益交换等策略整合村级组织、市场和社会资源打造政绩亮点,乡村建设因村庄参与形式化和回应农民需求能力弱化陷入供需错位、村际差距扩大化困境。村庄本位的发展逻辑则从“过程-结果”双重维度确立了村庄社会在乡村建设中的主体性地位,村庄、政府和市场主体基于优势互补结成“治理共同体”,通过需求表达机制、资源供给机制、民主协商机制实现协同参与和共建共治共享,既保障了村庄主体的参与权和受益权,也提高了乡村建设对乡村振兴的回应能力。     

“地权集体化”:传统农区宅基地制度改革的逻辑

由于基层多样的制度创新,传统农区宅基地制度改革超出了现行政策提倡的财产化改革的范畴,需要在理论上作出新的概括。以两个村庄的宅基地制度改革案例为分析对象,通过治理视角考察宅基地制度改革背景下,宅基地地权集体化的政治社会效应及其结构性条件。研究发现,传统农区宅基地地权集体化超越了保障农民财产权的经济效应,具有提高宅基地管理效率,推进村庄建设,提升基层治理能力的政治社会效应。宅基地地权集体化的实现,有赖于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的制度基础、“权责均衡”的治理基础及政府支持的政治空间。研究证明,传统农区宅基地制度改革的关键不是扩大权能,而是实现宅基地有效治理。在宅基地制度改革中,“集体”的权利可以被激活,因此,宅基地制度改革需要给村集体留出实践其所有权的空间。     

项目落地的差异化实践:运作机制及其治理绩效——基于苏中X村和鄂东B村的项目实践考察

项目落地是项目所承载的国家政策目标能否顺利实现的关键环节,项目资源的性质及其分配方式直接影响项目落地的具体实践机制,进而对村庄治理产生不同影响.基于苏中X村和鄂东B村的调查发现:东部发达地区资源丰富,项目资源以"行政主导"的方式进行普惠性分配,强化村干部的任务导向逻辑,形成以利益动员为核心的项目落地机制,结果造成农民责任意识薄弱、基层治理弱化等资源消解治理局面.中部欠发达地区资源匮乏,项目资源以"村庄本位"进行竞争性分配,形塑村干部的内部治理逻辑;村干部充分利用人情关系面子等社会动员机制推动项目落地,资源输入反而能激活村庄内部治理结构与公共规则.政府在推动项目落地的过程中,不仅要注重发挥村级组织的主体作用,还要充分调动农民的参与积极性,从而实现项目之政策目标与村庄社会需求的有效衔接与转化.     

宅基地土地置换若干问题探析

对宅基地土地置换的内容并对其相关问题进行研究。宅基地土地置换是指依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对符合条件的农村宅基地复垦为农用地,与规划为建设用地的农用地进行调整置换,并对村庄进行规划整治的特定行为。宅基地土地置换过程中存在地方政府对建设用地指标的利益驱动问题和农民权益被漠视问题。因此宅基地土地置换工作需要南卑裂开,     

乡贤治村:主体角色、制度契合与实践机制--基于赣南农村乡贤治村实践的考察

基层组织建设是乡村振兴的关键,不同于中农治村、能人治村、富人治村等,乡贤治村在治理现代化进程中重构了双轨治理的结构和机制,既能够回应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需求,也能够嵌入乡村社会激活乡村社会内生性活力。通过考察赣南农村的乡贤治村实践,探讨了乡贤治村的制度建设与实践机制。研究发现,村庄熟人社会是乡贤主体角色与乡村治理相适应的内部调适器,以乡贤为首的村庄精英群体结构再生产在村庄治理中动员群众、发动群众,激活乡村社会内部资源。村庄内生需求与乡贤组织建设是乡贤参与基层治理的关键因素,村庄公共事务是新时代乡贤参与基层事务的载体,政府积极引导乡贤组织自我建设保证了乡贤治村的正规性和规范性。乡贤参与基层治理是完善基层组织建设,以人才振兴推动乡村振兴的题中之义。     

宅基地整治盘活与乡村产业发展的路径选择——基于两个直辖市七个典型试点村的研究

在“三权分置”框架下的新一轮宅基地制度改革,探索盘活利用农村闲置宅基地和闲置住宅发展乡村产业的途径,探索退出宅基地统筹利用政策,为乡村振兴提供土地要素。本研究以天津、重庆两个直辖市七个典型试点村为研究对象,基于ECIRM理论构建分析框架,对“原址投资开发”“集中规划开发”“集体统一经营或管理”“整村出租流转”“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打通”等五种助推产业发展的宅基地整治盘活模式进行比较分析,总结五种模式在土地市场化利用或退出宅基地统筹利用方式的优势特点和适用的产业类型上的经验逻辑及不同产业主导区域和不同地区的宅基地整治盘活模式选择策略。实践中宅基地整治盘活不同程度面临发展难题亟待解决,例如资金、退出意愿、产权认定、规划、流转等问题,在改革推进中需要注重科学制定村庄规划;稳定宅基地使用权,保障投资主体土地权益;鼓励农房转让、租赁、入股等方式参与产业用地供给;构建土地整理激励机制;完善乡村发展用地保障机制。     

基于城乡一体化视角的乡村治理

城市化进程加速了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分化,导致了农村社会类型的多样化。乡土社会结构的变化必然带来中国乡村治理模式的转型。传统的政府为主体的乡村治理模式无法与变化中的乡土社会结构相适应,纯粹的社会组织自治又因农民的组织化程度较低而无法实现,乡土社会出现了治理的衰微。因此,城乡一体化的推进不仅是乡村社会的建设,更是政府主导与社会协同式的乡村治理模式的试运行。     

激光增材与精密切削加工铝合金技术的发展

江西余江的宅基地制度改革采用了国家与社会良性协同共治方式,是善治理念在乡村治理中的具体实践。在政府主导、村庄主体、民众参与的“三位一体”联合共治结构中,国家权威与社会权威联合机制、政府公开与社会监督机制、个体与整体的权责利相匹配机制、社会表达与政府回应的制度化、社会自治与政府治理的规范化,共同保证了宅基地制度改革过程中的合法性、透明性、责任性、回应性和法治性,从而实现了乡村善治“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基本目标。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良性协调是善治的本质特征,“三位一体”的治理组织主体和村民理事会的组织形式兼具理论与实践创新。     

党的引领、区域优势与乡村振兴的路径选择——基于湖北省“党建引领·活力村庄”的调查研究

党的引领是贯穿乡村振兴的基本原则,是以有效治理推动乡村振兴的关键。以"区域"作为乡村振兴的调查和研究单位,将"村庄"放在区域视角下审视,提出党的引领与区域优势相融合的乡村振兴路径。乡村振兴中的区域优势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政府、农民、市场等主体优势,土地、人才、资金、资源等要素优势,因靠近城市、经济发达地区、交通枢纽等地区而获得的区位优势。应以党的引领确定乡村振兴的战略地位和主导方向,运用思想引领、组织引领、群众主体、要素融合、特色产业驱动等机制,依托区域优势资源条件,注重区域之间的差异性,选择最适合的乡村振兴路径。     

农户环境意识与环境投资需求偏好分析——以南京市城市边缘区为例

通过调查南京城市边缘区农户对现有农村环境质量状况的认识、评价和农户对政府投资农村环境建设的期望偏好,比较和分析了农户对新农村建设中政府不同类型公共投资的需求。结果认为,目前城市边缘区农村环境质量处于不断恶化之中,新农村建设中加强农村环境建设十分必要,而且农户对此也有较强的需求。从满足农户需求出发,政府有限的资金应当重点投资于既能产生经济效益又能产生环境效益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注重政府投资项目偏向于具有较强的公共物品性质,同时加强农户环境意识和环境知识的宣传和教育,引导农户增加农村环境投资建设。     

城市化地区集体土地利用问题研究

本文对上海及周边农村城市化速度较快的地区农村集体土地征用和流转情况进行调研 ,分析了造成农村宅基地供求矛盾、城镇建设用地矛盾、农业园区用地矛盾、农民离土与就业保障矛盾的原因 ,总结了国内快速城市化地区土地利用的经验 ,并就规范农村集体土地利用问题提出了若干设想     

供需均衡视角下山西省农村金融现状分析及对策

农业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基础产业,农村金融是农业生产、农民增收的重要保障。山西是地处中部的农业大省,农业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2/3。作为中部崛起战略重点建设的地区之一,受全省经济转型的拉动,山西省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迫切需要金融的大力支持。本文以供需均衡为视角,针对山西省农村金融发展现状,深刻剖析农村金融供给不足的原因,围绕以强化政策性金融、坚持合作性金融为重点的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发挥地方政府配套政策的支持作用,优化农村金融生态环境,建立信贷资金回流农村的长效机制,实现金融资源在城乡之间的合理配置。     

农业转移人口宅基地退出机制研究

农业转移人口宅基地退出是提高土地资源利用效率、实现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保障农民权益的关键选择,而有效的宅基地退出机制是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宅基地退出的重要保障。当前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宅基地退出目前还面临着传统观念约束、地方政府职能错位、宅基地产权不明晰、退出意愿不强烈、补偿不合理等制约性因素,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必须构建宅基地退出的就业保障机制、经济补偿机制和收回惩罚机制,同时宅基地退出机制设计运行还需要良好的制度保障。     

“两区同建”破解中国新型城镇化难题

德州“两区同建”为中国城市化转型提供了范例。它启迪我们：新型城镇化应该在拉动经济增长的同时,有效解决当前越来越难以忍受的“城市病”;新型城镇化的重点应该用足用好“小城镇、大战略”,促进“三农”现代化,缩小而不是扩大城乡和工农差距;新型城镇化应当考虑打破国家垄断土地一级市场,从根本上化解日渐凸显的、由征地、拆迁等诱发的社会冲突;新型城镇化应当在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和“乡政村治”格局的前提下,高度重视经济社会制度配套改革和创新。     

湘中地区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流转情况调查分析——以湖南省涟源市3个乡镇为例

对湖南省涟源市三甲乡、六亩塘镇、水洞底镇3个乡镇的实地问卷调查显示：尽管立法对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的流转严令禁止,但《物权法》的颁布实施并没有有效遏制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的流转.在湘中地区,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地下交易十分普遍,且缺乏有效的监管;土地资源浪费现象严重;土地所有者利益严重受损;农民融资困难.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主要有3个方面：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快速推进是导致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的外部动因;农民愈来愈强的融资需求以及对平等财产权利的追求是农村宅基地流转的内在动因;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基层政府及政策环境是导致农村宅基地流转的驱动因素.     

唐代乡村治理模式的演变——以“逃户”问题为中心的考察

人口掌控历来是国家介入乡村社会的主要推手,而传统社会普遍存在的＂逃户＂问题直接决定了乡村治理的走向。唐初,统治者继承三代以来的乡官制,将其构建的＂均田——租庸调——户籍＂制度体系全面植入乡村社会,形成了一元权力支配下的治理模式。随着均田制不断地被蚕噬,＂逃户＂问题开始凸显,在＂逃＂与＂括＂的反复博弈进程中,政府掌控能力渐趋弱化。安史之乱后,＂逃户＂问题持续恶化,＂以官治民＂为核心的科层治理结构完全崩溃,为了摆脱严峻的乡治困境,唐政府顺势应变,废止乡官制,将以富户轮差为基础的职役制推向前台,乡村治理模式由此转型。     

宅基地土地置换的实证分析——安徽省太湖县实践调查

宅基地土地置换是指依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对符合条件的农村宅基地复垦为农用地,与规划为建设用地的农用地进行调整置换,并对村庄进行规划整治的特定行为.太湖县在宅基地土地置换实施实践中积累了有益经验,也存在一些普遍性问题.宅基地土地置换过程中需要关注地方政府的利益驱动问题和农民权益保护问题.宅基地土地置换工作需要有序展开.     

从碎片化到一体化：回应性治理的民生实践

阐述回应性治理当代价值，剖析与当前建设城乡统筹社会保障的内在契合，厘清回应性治理在回应城乡居民对社会保障产品需求不足的困境。弹性化的制度设计和网络化治理结构前瞻性合理因子的嵌入，增进政府回应灵敏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