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台新咏》撰人讨论的几个遗留问题

通过对新、旧《唐书》等史志目录关于《玉台新咏》撰人的著录,《陈书》等史书和诗文中徐陵与陈后主、张丽华关系的记述,南朝对于名和字的称呼惯例等问题的辨析,本文进一步展开了对2004年开始的关于《玉台新咏》撰人讨论的几个遗留问题的考察。     

解读《玉台新咏序》

本文认为,徐陵《玉台新咏序》是一篇标准的“序作者之意”的序文,并无不可信之处。认真解读序文,我们可以得到关于《玉台新咏》一书的这些情况:《玉台新咏》是一部“撰妇人事”“以给后宫”的女性读物,属《隋志》著录的南朝编撰的诸多备后宫讽览的《妇人集》者流。撰者徐陵的编撰意图是希望这部诗集“可代彼萱苏”,使“寂寞多闲”的后宫妇女“微蠲愁疾”,“聊同弃日。”这部诗集之所以形成了专录艳歌的特征,一方面如撰者所言,主要是因后宫“惟属意于新诗”而投其所好,另一方面则是禀承了南朝诸多《妇人集》“撰妇人事”的传统。如此,自唐至今关于《玉台新咏》编撰目的及编撰情况的种种不合于序的说法就应该得到修正。     

《玉台新咏》编者和编纂时间再探讨

关于<玉台新咏>的编者,章培恒先生认为是陈后主妃子张丽华"撰录"、徐陵作序.徐陵<玉台新咏序>记载此书收录"往世名篇,当今巧制",但唐人所见原本<玉台新咏>于陈代只收录徐陵一人诗作;如果为张丽华所撰录,理应编于陈后主至德以后,且收入陈代几次影响较大的文会诗作.所以,此书绝不可能为张丽华编纂,当是徐陵编于梁代.<玉台新咏>的编纂与宫体的发展壮大有密切关系.宫体得名之后在梁代的发展当以大同中期为界,此前为宫体与京城各种文风融合期,此后为宫体兴盛期.李康成<玉台后集>和刘肃<大唐新语>记载<玉台新咏>编纂时间在宫体兴盛期.今本题名刘肃著的<大唐新语>虽可能为明人伪作,但其中关于<玉台新咏>编纂时间的记载与李康成说法一致,应接近历史真实.从徐陵仕历来看,<玉台新咏>当编于梁代大同六年至大同十二年.     

从《唐诗玉台新咏》看唐诗与《玉台新咏》的因缘

《唐诗玉台新咏》是成书于清康熙年间的一部断代诗选 ,所选诗歌在言情特质、情感类型、表现方式等多方面 ,与徐陵所编《玉台新咏》相比 ,存在着明显的承变关系。从中可见唐诗与《玉台新咏》的深刻因缘。     

《玉台新咏》与乐府诗

研究《玉台新咏》时，《玉台新咏》与乐府诗的关系是容易受到忽视的一个问题。本文以步武《玉台新咏》的《玉台后集》为切入点，研读《玉台新咏》序文，考察齐、梁、陈、隋、唐等朝乐府职能，进而从文艺理论和历史事实诸方面了解徐陵编撰《玉台新咏》的背景，通过统计其中八类乐府诗的数量，总结出选择、删定这些乐府歌辞的标准，说明徐陵编撰《玉台新咏》既是为宫体诗张目，又以乐府诗为掩饰，体例基本统一，意图较为明确。     

英译《玉台新咏》与“同性恋爱”诗

在西方文学作品中,描写“同性恋爱”是较常见的题材,而在中国文学作品、特别在中国古典诗歌中,写“同性恋爱”则颇不多见.但这并不等于说,中国古代不存在同性恋爱的问题.中国古代第一部情诗集《玉台新咏》对这一题材就有所涉及.英国汉学家柏丽尔(Dr·A·B irrell)在英译《玉台新咏》(以下简称《玉译》)中,以独特的眼光提出了关于“同性恋爱”的问题.从整个译文看,柏丽尔是基于以下事实:     

编辑家徐陵和他的《玉台新咏》

《玉台新咏》和《吕氏春秋》有着同样的多舛命运:《吕氏春秋》以吕不韦的“其行不谨”而“不能与诸子争衡”;《玉台新咏》以“糜糜之音”而“受讥于后世”。这是极不公正的。实际上《吕氏春秋》是一部不朽的“春秋”,而《玉台新咏》是一部具有特殊意蕴的“新咏”,它对政治学、社会学、史学、民族学、民俗学、声韵学、美学、文学艺术等诸多领域都有独特的研究和审美价值,有待于专家学者的开拓和探讨。本文只限在编辑学范围内谈一些粗浅看法。     

《启颜录》及其遗文

1 《启颜录》一书,最早著录在后晋刘煦等《旧唐书·经籍志》丙部小说家类,后之著录如北宋欧阳修等《新唐书·艺文志》、宋末元初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经籍考》、元脱脱等撰修的《宋史·艺文志》亦都将其归入子部小说家类。古人所称“小说”者与今义不同,而是《汉书·艺文志》所谓的“街谈巷语”、“道听途说”之“残丛小语”,内容包括甚广,诸如神异志怪、琐语轶闻、笑话谐隐,甚至笔记杂录、箴规诗评之类都属之。那么《启颜录》一书应归属哪一类呢?唐《启颜录》写本残卷有四篇,分别为《论难》、《辩捷》、《昏忘》、《嘲诮》,内皆为谐笑之作;宋初《太平广记》引录《启颜录》时,收入“诙谐”、“嘲诮”,“辩捷”等门;明万历陈禹谟辑引其文入《广滑稽》笑话集;明万历许自昌辑引其文入《捧腹编》笑话集;王利器先生辑引其文入《历代笑话集》中。无疑,历代都将其归入了笑     

论《玉台新咏》一书的编撰者

《玉台新咏》的成书受着时代文风、政治及编撰人身份的制约。由于武帝———昭明时代文风及政治的作用,东宫不可能为《玉台新咏》提供理想的成书的背景。西府成为“宫体诗”创作、流传和编撰的另一个中心。西府后宫徐妃是编撰《玉台新咏》的第一人,徐陵作序言,由于徐妃品行极其败坏,限制了《玉台新咏》的流传和影响,而不被正史所载。     

敦煌写本《启颜录》笺注（选）

［摘要］英藏敦煌文书中有编号为S.610之写卷一件，该卷最早由王利器收入《历代笑话集》，王利器据《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定其为隋侯白撰。该卷当是《启颜录》之传抄本之一，且非完本，其文献价值不可小觑。对于该卷的注释，有曹林娣、李泉辑注本《启颜录》5，但注释错误甚多，故选取“论难”7则，重新进行笺注。     

历代序跋论《玉台新咏》

<玉台新咏>自明代较为广泛流传,其历代序跋多从正面论述<玉台新咏>的价值,人们把<玉台新咏>与<文选>做出比较,讨论<玉台新咏>是否"发乎情,止乎礼义",并又多肯定<玉台新咏>的文学史意义及其作品的艺术性,对<玉台新咏>作品做出印象式、形象式评价.     

《玉台新咏》编纂时间再讨论

《玉台新咏》编成了萧纲作太子时，编纂目的是提倡艳体诗风以与故太子萧统抗衡，但由于宫廷政治斗争的原因，受到萧衍的批评后，故又命徐陵重新扩编，唐人所说“大其体”是有理由的。《玉台新咏》的编排体例是按已故作家和存世作家编辑成书，因此已故作家中卒年最晚者与存世作家中卒年最早者的时间间隔就应是本书的编辑时间。据此，通过对各卷作家生卒年的排比，最终证明《玉台新咏》只能编成了中大通四年至大同元年之间。     

宫体视阈之外的《玉台新咏》

《玉台新咏》常被认为是一部宫体诗的专集,实际上,《玉台新咏》中还有很多不以宫体为趣味的诗作,从反映现实的角度可将这些诗作分为三类：表现社会生活的、表现家庭生活的、表现爱情婚姻生活的。此外,《玉台新咏》中被后代视为宫体诗的作品,即主要是以女性为吟咏对象的诗作和以咏物来展示艳情的诗作,也不能全部归入宫体。     

《玉台新咏》的编者与梁陈文学思想的实际

本文通过对《玉台新咏》编者问题的研究,否定了学术界长期存在的梁代的萧统与萧纲的文学思想相对立的观点,并认为以《玉台新咏》为代表的陈代的文学思想较其前代具有重大变化,而这一变化乃是由女性文学观的出现而形成的。同时,本文以韩《香奁集序》为依据,进一步论证了《玉台新咏》确非徐陵所编纂。     

《玉台新咏序》与徐陵“新变”审美理念

《玉台新咏序》表现了徐陵追求＂新变＂的审美理念,其理论内涵是＂缘情＂、＂清文＂。在这种创作理念的指导下,序言本身从内容上和形式上显现出了创新性。这种文学理念的产生有其社会与文学自身发展需要两方面的原因。《玉台新咏序》所表现出的这种＂新变＂的理念对后世文学影响深远。     

浅析《玉台新咏》中的典故及其运用

《玉台新咏》是中国文学史上出现的第一本典故密集的诗歌总集,从已有的研究成果可以总结出《玉台新咏》用典的密度之高、数量之多以及某些典故使用频率之高,而我们可以从典故的形式、发展历程和语境三方面来分析。     

并非偶然的巧合--《玉台新咏》与《文选》选诗相重现象析

分析《玉台新咏》与《文选》选诗相重现象,可以看出梁代文坛通变派与新变派在批评观念、审美趣味方面存在“共同语言”:一是标举情性,一是文词尚丽,两者汇成了当时文学思想的主流。如果只见二者之异而不见其同,就难以准确把握当时文学思潮的流向,当然也难以准确认识《玉台新咏》的价值。     

《新唐书艺文志补》平议

《新唐书艺文志补》平议杨旭辉明人胡震亨在谈及唐代诗文时曾说：“唐人集见载籍可采据者，一曰《；日唐书·经籍志》，一曰《新唐书·艺文志》，一曰郑樵《通志·艺文略》，一曰尤氏《遂初堂书目》，一曰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端临所引书有二，一曰晁公武《读书志...     

《玉台新咏》面面观

《玉台新咏》是我国的一部古情诗集；也可以说是惟一的一部。历来对此书评价不一，在封建社会里则视之为“淫乱之作”，自此书译成英语之后，反响也并不一致。作者曾就英译本发表过一些文章，现比较全面地谈谈各种不同的看法，顺便也提提自己的浅见。     

《文选》和《玉台新咏》编纂的指导思想

一《文选》和《玉台新咏》都是六朝时代具有代表性的诗文集,而又具有相反的性质,是极为罕见的。如果说《文选》是代表传统的或复古的文学思潮,站在古典主义文学观念的立场,旨在批判新时代的文学动向而编纂成书的话,那么,《玉台新咏》则可认为是代表当代的或革新的文学思潮,站在敏锐反映新时代的感觉和新颖构思的立场,在拥护当时文学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