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贫困人口的聚类与减贫对策分析

本文使用K-means聚类方法对我国农村贫困地区的贫困人口进行聚类,并进一步分析了特殊类型贫困地区、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的贫困类型结构。分析结果表明,贫困类型的分布呈现了扶贫对象在区域间分布的不平衡性,各种贫困类型的不同特点和区域分布上的差异从一个视角揭示了收入差距特别是贫困程度差异化的来源。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的贫困特征和贫困人口比重都要比老区和边境县地区更加突出,而这些地区有着自身独特的特点和性质,尤其需要对少数民族地区贫困背后的形成机制开展更加深入的研究,以便提出针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因地制宜的扶贫开发措施。连片特困地区的主导贫困类型各不相同,意味着片区扶贫开发需要具有片区针对性的扶贫政策。尽管聚类分析只是一种探索性分析,但是农村贫困人口的聚类仍然为我们定义各种贫困的类型、以及它们在不同区域或特定区域划分之间的内部分布结构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信息并将为进一步的统计推断分析提供基础。     

西部民族地区贫困问题的现状透析

西部民族地区一直是我国最主要的贫困地区。目前,全国有592个国家级贫困县,其中民族自治县有258个,西部地区就占了224个,占了民族贫困县的86.8%。这里不仅贫困人口多,而且还有相当的贫困深度。西部地区国家级贫困县的数量众多,并且集中连片分布在各省区的贫困地区。各省区的省级贫困县主要也是民族自治县,有的贫困状况甚至超过国家级贫困县。另外,非贫困县和散杂居的少数民族人口的贫困问题也日益严重。本文分别从已经列入国家级贫困县、省级贫困县和未列入上述两类,但事实上确属贫困这三个层次来描述西部民族地区的贫困现状。     

西部民族地区汉族与少数民族城乡贫困的比较

民族地区是贫困人口最多、贫困面积最大、贫困发生率最高的地区,自2013年以来全国已完成8900万贫困人口的建档立卡工作,精准扶贫在各地广泛实施。文章采用西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状况家庭调查数据(2011年),对新疆、内蒙、宁夏、青海、广西、贵州和湖南的汉族和少数民族城乡贫困分布状况和贫困发生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在绝对贫困标准和相对贫困标准下,西部民族地区农村少数民族的贫困发生率高于汉族,但城市表现出汉族贫困发生率和少数民族贫困发生率在不同地区各有高低的情况。在不同年龄组中,民族地区农村16⁶0岁劳动人口的贫困发生率最低,儿童贫困发生率和老年贫困发生率因不同地区和民族表现出了差异性。城市汉族和少数民族均是老年贫困发生率最低,城市劳动人口贫困发生率居中,城市儿童贫困发生率相对最高。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的提高以及农村家庭人均耕地面积和城市就业都会减少城乡贫困发生的概率。     

发展中的贫困问题研究——基于云南少数民族地区案例分析

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虽然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发展中贫困问题依旧十分突出,与东部发达地区的差距仍在扩大。发展并不意味着就能消除贫困,如何消除发展中贫困问题,这是当前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发展中面临的最大挑战。云南是我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最多的省份,又是我国民族自治地方陆路边境线最长的区域,少数民族问题与边境国际问题交织在一起,这在全国既有代表性,又有典型性。由于历史和现实原因,云南少数民族地区不仅是我国地缘政治上的重要战略门户,而且还是我国贫困人口比例最高、贫困程度最深的欠发达地区。"民族问题、边境问题、贫困问题"相互交融,构成了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主要问题。从生存贫困和发展贫困两方面深入分析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发展中的贫困问题,可为消除发展中贫困问题献计献策。     

生态环境、碳排放与贫困减缓——基于西部地区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在厘清生态环境、碳排放与贫困减缓理论关联的基础上,本文构建计量模型,利用西部地区省级面板数据对生态环境变动,尤其是碳排放与西部地区贫困人口收入提升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西部地区碳排放与农村贫困人口收入之间存在倒U型曲线的关系,但碳排放与西部地区城市贫困人口的收入之间不存在显著关联。西部地区在减贫实践中应摒弃先发展后治理的传统观念,简单承接东部相关产业虽然能够带来经济增长和贫困减缓,但从长期来看并不能形成持续的内生减贫动力。如何基于科学发展引导合理的产业结构形成,并改善贫困人口禀赋条件是西部地区持续减贫的关键。     

“孤岛”效应与云南民族贫困问题研究

云南是中国农村贫困发生率最高的省份,其贫困人口的数量占到全国贫困人口总数的近１／１０。另一方面,云南贫困人口的绝大部分又在空间上高度集中于少数民族地区。这种空间民族合为一体的贫困分布格局,是当前摆在政府决策者面前的一个亟待解决的严峻课题。本文的目的,就是要构建一个理论分析框架,对云南少数民族贫困问题进行有说服力的解释,以期为政府的反贫困战略提供一条新的思路。　　一、对传统假说的检验　　对少数民族地区贫困的成因,理论界曾提出过许多不同的假说,归纳起来,其中最重要的有发展起点论（即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建…     

中国农村贫困的地区聚类分析——兼论分地区反贫政策选择

到１９９８年底，我国尚有农村极端贫困人口４２００余万，广泛分布在全国３１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由于我国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各地区农村贫困程度存在很大差异：上海市郊农村基本消灭贫困，而西部不少省份农村贫困发生率仍高达１０％以上。同时，各地区的贫困分布形式与致贫原因也不一样。如何客观地划分地区类型，以便更好地度量地区间贫困的差异，寻找贫困的原因，并采取相应的反贫政策？为此，我们利用１９９８年全国农村住户调查资料，根据贫困人口的一系列社会经济特征值，采用聚类分析方法，对全国农村贫困进行地区分类研究，并据…     

社会分工与少数民族的贫困

社会分工与少数民族的贫困罗时法大规模扶贫工作的深入开展，使大批贫困人口逐步摆脱了贫困，走上了致富道路。但是，一些最贫困（或称极贫、特困）地区的面貌却无多大变化，人们的温饱问题尚未解决。这些极贫、特困的人口，多数是我国西部地区的少数民族。他们的贫困程度...     

完善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人口生育政策的探讨

西部地区是我国少数民族集中分布的区域,完善民族地区计划生育政策不仅有利于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而且有利于增强民族团结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对加快小康社会建设和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笔者总结了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人口发展的特点及生育政策,分析了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生育政策的成效和影响,提出了调整现行生育政策、完善利益导向机制、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提高计划生育服务水平、建设新型婚育文化等完善少数民族地区生育政策的建议。     

西部农村的贫困现状及其解决对策

西部农村的贫困问题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急需解决的一个首要问题。为此,从西部农村的贫困现状出发,实施基本需求开发战略,通过采取政府投入、加大扶贫开发的力度、针对不同地区贫困状况、实施分类扶贫方针、提高贫困者的素质、将扶贫开发寓于生态建设和环境建设之中等,这将对西部农村的小康建设和西部地区的和谐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     

特色文化产业——中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脱贫的不二选择

中国地理空间和历史原因是造成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实现贫困状况的根本原因,而地区差异、发展不平衡等因素仍是造成西部少数民族地区贫困的直接原因。在推动脱贫的历史进程中,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是中国脱贫攻坚工作的难点、焦点、关键点,突出表现为西部少数民族地区贫困人口占全国贫困人口总数比例最高、西部少数民族地区贫困面最广、贫困程度最深、脱贫难度最大。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实现脱贫,一方面离不开国家政策的倾斜和外在的帮助,更需要自身的内在突破。大力发展特色文化产业,是西部打好脱贫攻坚战、实现精准扶贫目标的根本所在。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是中国特色文化资源最为富集的地方。西部丰富而优质的特色文化资源,是做大做强中国特色文化产业的物质基础;西部众多的优秀特色文化传承人是发展中国特色文化产业的人才资本;而人类异文化消费需求,是西部特色文化产业走向东部、走向世界的市场条件。在脱贫的过程中,西部特色文化产业发展需要异军突起,需要其最大价值的充分发挥,在困境中突围,在突围中脱变,在脱变中重生。     

西部农村地区民生财政政策的反贫困效应研究

本文基于2002-2014年中国西部10省市农村地区的面板数据,运用动态面板差分广义矩估计方法,立足于民生财政的二元结构特征,深入探讨民生财政缓解西部农村地区贫困问题的效果.研究结果表明:一方面,民生财政支出及其资金的“农村倾向”投向特征对减缓贫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以间接税为主要资金来源的民生财政,导致农村居民承担更加沉重的税负,不利于农村贫困人口的脱贫,但民生财政在总体上促进了农村反贫困进程.同时,西部农村地区呈现明显的贫困递延问题,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农村金融发展水平以及农村开放程度等都是减缓贫困的助力.基于此,提出增加民生财政支出、调整税收结构和改革户籍制度的政策建议.     

中国西部地区旅游开发与旅游扶贫

旅游业在消除贫困方面同其他产业相比具有明显的优势。中国贫困人口的大部分集中在西部地区,西部贫困地区在资源、政策、市场方面具有发展旅游业的优势,可以利用这种比较优势来消除贫困。在中国扶贫的实践中,西部一些地区旅游扶贫虽然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效,但仍然存在着很多问题,要充分发挥旅游扶贫的作用,应在因地制宜、量力而行的前提下,坚持政府主导,贯彻实施PPT战略,坚持可持续发展。     

西部大开发与少数民族地区政策支持

发展民族地区经济是我国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西部开发尤来已久,在新的世纪里,西部大开发中如何根据少数民族及民族地区的特殊性对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给予特殊的政策支持,是我国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现实问题.     

我国农村贫困治理的现状与路径

积极探索中国农村贫困治理的实践路径,是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重要举措。针对当前农村贫困人口呈“大分散、小集中”分布,农村相对贫困问题及脱贫人口返贫现象严重,部分贫困人口的脱贫难度较大现状,提出坚持扶贫主体多元化、改革农村土地制度、加强反贫困立法、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改革农村财政制度、建立保障农民利益的组织、提高贫困人口的自我发展能力等治理途径。     

论保护少数民族利益与西部大开发法治化建设的一致性

保护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的合法利益是《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内在要求。西部地区是我国经济欠发达和区域性贫困集中的地区 ,要为保护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的合法利益营造适宜的法治环境 ,充分发挥法律调控在西部大开发中的主导作用。完善和统一西部大开发的法律规范 ,是确保少数民族地区人民利益的前提。西部大开发法治化建设必须以西部地区的实际为依据 ,以西部地区的法治环境优化为契机 ,以政府的有效制度供给为保障。     

云南民族地区的贫困代际传递

“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必须彻底解决全国目前尚未脱贫的7000多万农村贫困人口的贫困问题。其中,农村贫困问题又集中表现在民族地区,云南是集边疆、民族、山区、贫困为一体的欠发达省份,是脱贫攻坚难啃的硬骨头。从贫困代际传递的视角,分析了家庭内部包括家庭结构、生育观念、监护状况、受教育程度以及社区范围内的宗教信仰、丧葬习俗方面的致贫因素并呼吁少数民族地区干部群众抓住当前发展的有利时机,凝聚各方力量,发挥内生动力,充分实现自身发展,同时认真学习党的各项民族政策,树立对待宗教的正确态度,进而加速脱贫,共享小康。     

社会工作介入民族地区农村社区贫困问题的思考

最近召开的中央扶贫工作会议上指出“扎扎实实做好扶贫开发各项工作,确保到2020年全国买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1]要实现这一目标,重要的指标就是绝对贫困现象基本消除.我国的贫困人口和地区主要集中在西部民族地区的农村社区,如西南民族地区75％以上的人口就集中在农村社区.党的十七大提出“加大对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的发展扶持力度”.[2]这是我们党和政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民族地区的贫困问题和发展问题提到了非常重要的位置.然而,目前我国社会学者对贫困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工作介入城市反贫困中的政策、领域和作用等方面,而对社会工作介入民族地区农村社区贫困问题的研究甚少.这不仅制约了民族地区农村社区的建设与发展,更严重的是影响到我国在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的社会目标.因此,本文从民族的角度,运用社会工作的个案、小组、社区等方法,来探讨其社会工作介入民族地区农村社区的贫困问题,以有助于对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     

提高人口素质：西部农村反贫困之根本——以湖南湘西自治州为例

改革开放30年来，西部农村反贫困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应看到西部农村反贫困任务仍很艰巨，贫困发生率和返贫率高是西部农村反贫困进程中的重大难题。依据贫困和反贫困相关理论，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贫困人口素质是反贫困的核心和关键，提高人口素质是西部农村反贫困的长久之计和根本所在。因此，应把提高贫困人口素质，培养贫困人口脱贫自救的能力，作为新阶段西部农村反贫困的重点。更新贫困人口思想观念，狠抓农村义务教育，加强农民的职业技能培训，加大农村医疗卫生保障，控制农村人口增长，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西部农村反贫困工作的重中之重。     

西部地区农村贫困的现状、原因及对策研究——以贵州省为例

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十年来,西部地区农村依然存在严重的贫困状况,直接影响到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通过对贵州省情况的分析,表明自然地理环境的特殊、农村人力资源的缺乏以及农村公共产品的不足是导致西部地区农村贫困的主要原因。因而,改变西部地区农村贫困状况的根本对策在于加大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完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