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诠释学对质性研究方法论的挑战

质性研究主要以诠释学(解释主义)为理论预设及方法论.然而,从古典诠释学到后现代诠释学并非一个连续统,后者甚至颠覆了前者的方法论立场,并通过破坏性解构对古典诠释学构成了严峻的挑战,使质性研究方法论的内部理论取向充满了张力.     

重新认识质性研究在当下中国研究中的重要性——以人类学应用研究为例

以参与式田野研究和深度访谈为主要方法的人类学研究是质性研究的重要实践. 自上世纪末以来,我国社会人文学界出现了对"科学"的一种误读,将"科学"研究理解为"量化研究",甚至将"数字"视为科学性的最高表述,将应用研究中有无"数字"表述作为衡量其价值的标准.由于有些社会人文学者把"数字"当做拜物主义对象,以经验研究为主要方法,以质性研究(对社会结构、制度、关系以及社会文化意义等的探索)为目标的人类学,在社会人文应用研究中遭到了质疑,也因此又一次被边缘化.     

费孝通人类学研究方法探讨——精读《江村经济》

以《江村经济》为基础,从三个方面探讨费先生在田野调查研究的方法论方面所做的贡献。第一,《江村经济》为中国人类学研究的本土化提供了范本。第二,《江村经济》为中国农村社区研究提供了方法论。在帝国主义侵略战争和国共内战的漩涡中,"江村"成为当时中国农村社会的一个缩影;费先生通过对"江村"的研究,为当时的知识界提供了参与式研究方法。第三,与以往人类学界主要以无文字的社会为调查对象来撰写民族志不同,费先生通过对中国农村为背景的"江村"的田野调查,开创了人类学对有文字记录的社区研究的先河。认为费孝通先生一生当中出版了许多有影响力的著作,其中《江村经济》是费先生早期的代表作品,他以"江村"为田野调查点,为人类学界提供了全新的研究方法。     

当代中国的性人类学研究及其发展趋势

新中国成立以后,学术领域涉足性人类学研究的几位实践者都是研究少数民族婚姻家庭问题的代表性人物.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不同领域的性学研究者开始看到,性存在是多元的,在批判生物决定论的同时,提出了性的社会建构理论,这与人类学对性的研究不谋而合.中国的性学研究逐渐形成了"性人类学"这门崭新的边缘交叉学科,学者们开始对性人类学理论与方法进行探讨.     

典范与异例：羌族田野的例子

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与定量分析相比，质性研究往往被认为缺乏客观性，因为无论是研究者还是他们的信息提供者/互动者都受到各种他们看不到或没有意识到的“规范”的高度影响。本文认为，质性研究者可以将这种认知困境转化为积极的力量和机会。作者以羌族田野研究和其他研究为例，提出了一种质性研究的方法，其前提是社会、文化（和其他）各种规范常被“编码”在当代人的书面、口头和社会行动等表征之中，在此前提基础上，人们能够通过关注不完全受相关规范导引的“异例”来解码这些表征。将研究焦点转移在规范和异例之间，质性研究者不仅可以更好地了解很久以前的和遥远的“他者”，还可以更好地了解他们自己。     

民族生态学:从方法论看发展趋势

民族生态学的概念在中国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民族生态学"是从生态学角度去理解生态文化问题,而"狭义民族生态学"则是把生态文化看成是生态人类学的另一种表述。"狭义民族生态学"有自己独特的方法论和研究领域,擅长于对传统知识的研究。民族生态学的理论方法及其研究成果在中国的西部大开发中可以发挥积极的借鉴作用,而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规划也需要民族生态学的指导。     

高等教育对新疆维吾尔族家庭的影响——基于社会分层视角的质性研究

中国社会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社会的开放程度逐步提高,这使得各阶层之间的社会流动加快,分层流动的方式增多.在众多影响因素中,通过教育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成为一条重要而有效途径.本文以新疆的维吾尔族为主要研究对象,运用质性研究方法中的扎根理论,分析解释了教育对新疆维吾尔族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积累的促进作用,进而影响新疆少数民族社会分层流动.     

“族性”一词在中国的运用

"ethnicity"一词在中国多被译为"族性"、"族群性"或"民族性"等,这几个词条在当前中国的学术论著中出现频率高,使用次数多。但是学者们对于"族性"具体含义的理解却是从者如云,新见迭出。本文对涉及到"族性"一词使用的论著进行了简要梳理,并认为族性的具体含义应是一个族群不同于其他族群的性质与特点。     

“族性”一词在中国的运用

"ethnicity"一词在中国多被译为"族性"、"族群性"或"民族性"等,这几个词条在当前中国的学术论著中出现频率高,使用次数多。但是学者们对于"族性"具体含义的理解却是从者如云,新见迭出。本文对涉及到"族性"一词使用的论著进行了简要梳理,并认为族性的具体含义应是一个族群不同于其他族群的性质与特点。     

伊斯兰的和平理念:论文化概念的索引性与社会安全

和平是伊斯兰教的基本文化概念。文化概念索引性理论是语言人类学分析文化概念的情景实践与社会认同相关性的方法论,本体安全是解释个体自我认同与社会安全结构互构性的社会理论。文化概念索引性与本体安全理论耦合可形成从穆斯林信徒对和平理念的文化实践探究穆斯林个体和族群的社会认同与社会安全结构关联性的前导性认识路径,成为社会学、宗教学、人类学、政治学、心理学、语言学跨学科合作的起点。     

迪尔凯姆和韦伯关于"社会"解释范式之比较

在以往的研究中,大多数学者都是从迪尔凯姆和韦伯解释社会所依赖的路径和视角之不同来看待他们在方法论上的差异.而笔者认为,尽管迪尔凯姆和韦伯在社会学的整体方法论上迥然不同而导致各自解释"社会"的范式也有明显差异,但他们终因"社会学"的学术范畴走到一起.因此,本文拟在分析二者差异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沟通二者的桥梁,为避免新时期社会学方法论走向两个极端提供一种理论上的思考.     

民族地区环境治理中的政府行为结构

本文按照扎根理论的质性研究方法论规范,通过分析大量民族地区环境治理的相关经验资料,总结出民族地区环境治理中的政府行为分为支持式行为、顺应式行为、规避式行为、象征式行为,由此构成了一种"冲突型的政府行为结构"。本文分析了这四种政府行为内在的生成逻辑。民族地区环境治理的特殊性,使这种"冲突型行为结构"得以形成,并被继续强化。应当在两个层次上、通过两种途径,逐步实现民族地区环境治理中政府行为结构的优化。     

制造"地方"与重塑"公共哲学"

英国社会人类学家和中国问题专家王斯福教授(Stephan Feuchtwang)主编的<制造地方:国家工程、全球化与地方回应在中国>(2004)与美国华人学者周景(景页)博士的新著<重新塑造中国公共哲学与中国妇女解放>(2006)是近年来把"地方"(place)和"空间"(space and sphere)的方法论应用于"中国研究"(Chinese Studies)的范例.     

关于文化间际教育中"文化间性"培养的国外研究综述

本文在论述"文化间际教育"与"文化间性"以及"文化间际体验"与"文化间性"的关系基础上,对近几年国外进行的若干文化间际教育中针对"文化间性"培养的相关实证研究傲了概述.这些实证研究的结果使我们充分认识到了对学习者"文化间性"培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同时也为中国在教育实践中探索"文化间性"培养的有效手段提供了借鉴和帮助.     

“定义”性与“注释”性——文化思维模式与人类学实践模式关系试析

本文从利奇与费孝通关于中国人类学研究的论辩出发，尝试性地分析了现代西方文化的“定义”性特征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注释”性特征对西方人类学与中国早期人类学的不同影响，认为中国早期人类学家即便曾采用西方人类学的某些研究方法或理论模式，由于在对待这门学科的前在立场及思维模式上存在差异，在人类学的学科实践上走向了不同的方向，即中国早期人类学家把西方社会科学知识作为一种认知手段来重新注释、解释整体性观念下的“中国”——此“中国”并非仅仅是民族国家系列中“一国”的政治地理概念，它还包含着从自身历史与文明中承继而来的对生命及世界的整体性看法。     

边疆考古的民族视角与范式思考

边疆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各民族活动的大舞台,不同时间与空间内的族群流动,以及由此带来的"族群"与"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使边疆考古与"民族问题"的相关性凸显出来.一定的考古学文化,必然与特定的民族群体有关.因此.有了民族视角与研究范式的考古学,在为考古发现提供解释学依据的同时.更加注重对"人"与"社会"的关怀,在实践中促进中国考古学方法论的创新与发展.     

黄树民《林村的故事》方法论研究

读不懂中国农村、中国农民,就读不懂中国。《林村的故事》一书以田野调查的方式展现了福建厦门市郊的林村在1949年后所发生的社会变革。其在1989年以英文版问世以来,被许多研究中国人类学的教授列为学生必读书目,并成为西景书社少有的几本学术性畅销书之一。本文从社会调查方法论视角出发,探析《林村的故事》写作特点与所使用的社会调查研究方法,分析该书在以林村为研究个案过程中运用的调查方法与技巧。     

试论江绍原《发须爪》的研究方法——兼略与顾颉刚研究孟姜女故事的方法相提

江绍原研究的《发须爪》具有思想、理论和历史上的意义,不能忽视的是其对中国早期民俗学具有研究方法上的贡献。本文通过对江绍原《发须爪》研究方法的挖掘,阐述让文献"说话"、亚田野调查、从小处着眼、唯物辩证等的民俗学研究方法,分析了江绍原《发须爪》研究方法的特点以及产生的背景原因。同时兼略谈及顾颉刚研究孟姜女故事的方法,并与江绍原《发须爪》的研究方法相提参照与评说,或许对中国早期民俗学的方法论、学术史是有益的补充与构建。     

早期实地研究的典范——论李安宅对藏族社会和祖尼社会的考察

李安宅是译介与引进西方文化人类学理论并进行中国化实践的先行者,他对中国藏族社会和美国印第安祖尼社会的考察都是通过身历其境的观察与直接的文化接触而完成的典范性研究,是对"以试用假设始,以实地证验终"治学方法的完美呈现。李安宅对实地研究的积极推介和努力实践、"主位视角"与"客位视角"有机结合等方法对增进文化了解与沟通都具有开拓性意义,其实地研究的价值仍值得探讨。     

王希恩:民族过程、族性理论与当代民族问题解析

扎实的史学功底和深厚的民族学素养使得王希恩在民族基本理论和现实民族问题研究方面颇有建树。他对民族过程理论进行了中国化改造,深入探讨了全球化时代的民族现象和民族过程,并对一系列民族基本理论问题发表创见;以"族性"的视角分析了民族的发展,首创性提出"族性张扬"的概念,并将其作为当今世界民族过程总体特征的描述;从民族问题的概念入手,对中国民族问题的历史轨迹、内容与形式和发展趋势等提出独到的见解;密切关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发展和创新,积极参与现实民族问题和民族工作的建议应对,在民族理论研究领域起到了应有的学术引领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