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背景下“合并村”如何实现有效选举？ ——基于湘中L村的实证调查

在乡村振兴背景下,村庄合并已成为乡村治理单元变革的必然趋势。而“合并村”能否通过有效选举产生适合的治理主体,是其实现善治的关键所在。从作为典型“合并村”的湘中L村来看,合并带来的村庄社会结构变化、选举社会基础弱化、选民利益冲突加剧等问题,已严重影响换届选举的开展。但L村多措并举,成功消解了上述不利因素,实现了有效选举。L村的实践经验可为“合并村”实现有效选举提供启示：应采取促进村庄集体经济发展、提升村民政治素养、增强村民文化认同感等长期措施夯实选举基础;同时,通过树立基层干部的责任意识、制定详细的选举规则等短期方式破除选举困境,实现有效选举。     

法治乡村建设中“小微权力”运行的结构优化

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农村事业发展的同时，农村自治组织支配的资源大幅增长，村干部权力也随之扩张，村干部权力虽“小”“微”却渗透广泛。农村小微权力行使单位对信息的垄断，逐渐演化出隐蔽决策并加剧权力失范风险。规范小微权力运行，须在法治乡村框架内重塑权利保障机制和权力制约机制，以应对自治单元内部和外部因素介入村务后衍生的复杂问题。村务信息的顺畅沟通有助于明晰村务权力的边界和程序，有利于提升村民行使自治权利参与村治的积极性，进而破除村民“不在场”的自治怪象。村民的有效参与促使村治不再是村干部的单向管理，而是在“权利-权力”“权力-权力”的结构优化调整中实现乡村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     

村组联动：简约治理视角下的村组关系模式

简约治理是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基本特性,而村民小组是实现乡村简约治理的重要切入点。通过对比两个村庄的村组关系模式,发现“村组联动”的模式更契合乡村的简约治理目标。“村组联动”指的是村级组织负责统筹村庄工作及资源分配,村民小组承担自我治理的职能,村组之间形成有效联动的一种合作机制模式。这一模式以村级统筹、小组自治、双轨治理等作为实践表征,并通过激发村民的参与意识、促进村庄内部整合、构建弹性治理机制等实现了低成本的有效治理。近年来,由于村级治理行政化、乡村社会原子化,村民自治的基础受到削弱。在此背景下,“村组联动”可以是当前体制约束下的一种机制调整路径。有鉴于此,基层应通过小组重建农民与村集体的内在关联,促进村级组织与村民小组协同治理,提升乡村治理效能。     

韧性治理：后疫情时代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常态化治理路径

自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在全球暴发以来,各国应对方式主要表现为“强国家,弱社会”式刚性治理和“弱国家,强社会”式柔性治理两种模式。以美国为代表的国家采取自下而上的柔性治理造成风险应对失效,而我国采取自上而下的刚性治理模式使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然而,“流动性”与“精准性”的风险社会治理内在矛盾使刚性治理存在治理风险。为了应对疫情常态化治理的要求,在柔性治理和刚性治理之间存在应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韧性治理机制。通过韧性治理自发性、自适性、主动性的动态治理模式,进行政府韧性、社会韧性、公民韧性和环境韧性建构,可有效应对风险社会的流动性、随机性、复杂性和不可控性。     

现代村庄治理模式探析——基于农村社会分化背景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建构了一个以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为内容、体现大众民主平等的村庄治理模式，这种模式推进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同时也存在很多问题。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中国农村出现了社会分化，主要表现为农村社会成员的职业分化、农户的分化和农村社区的分化。农村的社会分化带来农民观念的改变，也催生了精英治理这种村庄治理模式。从理论和实践来看，“精英”治村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和经济基础，“精英”本身需求也成为精英治村的动力，因此，“精英”治村能够带来村民面貌的焕然一新，是村庄治理的必然选择。     

治理单元调整与村庄的民主自治

使用大规模的跟踪调查数据,从村庄民主自治开展的角度,研究了村庄合并和治理重心下移两类治理单元调整对村庄“四个民主”的影响。结果显示：村庄合并后,村民参与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的概率、村庄召开村民大会的频次都会降低,民主自治开展困难;治理重心下移后,村民民主参与的概率、 村庄召开民主大会和民主评议的频次都会提升,民主自治较易开展。从影响机制看,村庄合并会减少村民获取重要信息的便利性,进而降低村民的民主参与概率;重心下移会提升村民的政治效能感和重要信息获取便利性,进而提升村民的民主参与概率;单元调整后,村民公共事务参与积极性的改变,会直接影响村庄的民主管理。进一步研究发现,村庄合并后,提升交通便利性能激活村民部分类型的民主参与热情,但难以解决民主管理难题;重心下移后,议事会或理事会能承接部分村庄自治活动,而村庄合并难以达到类似效果。不论治理单元如何调整,提升村民的政治效能感和信息获取便利性,激发村民参与公共事务热情,对开展村庄民主自治都是有益的。     

论民间道教文化对农村社会资本的培育

乡村治理的一个内生化维度是受民间道教文化影响而形成的社会资本。＂老天爷＂、祖先灵位和＂街头官僚＂型神祉共同构成了确认集体价值、塑造村庄信任和约束村民行为的信仰结构;道教文化中的关键人物和村民之间彼此认知的重塑使道教信仰向现实生活延伸;宗教仪式与家庭教育则使社会资本得以维系。基于道教文化所形的社会资本具有潜在性和分散性,并可能加剧村民对公共事务的冷漠和利益分配的失衡,迷信的可能也使其难以转化为公共管理资源。应通过制度干预重建＂信任所指＂,发挥民间道教文化中有利于个人道德提升的部分,将其纳入公共管理框架。     

“组强村弱”结构下的征地博弈及启示——基于赣西H村的考察

延续既有征地研究中利益博弈的视角,研究发现“村庄治理结构”是影响征地博弈样态的独立因素。区别于将行政村默认为利益博弈中的村级主体,研究关注“组强村弱”治理结构下小组作为博弈主体的征地实践。基于赣西H村的实证分析发现,“组弱村强”治理结构的产生与村庄分布形态、宗族认同和土地集体所有等因素有关。它对征地博弈的影响在于：对外博弈中,小组因一致行动能力而具备更强的议价能力;在组内博弈中,小组具备排除行政能力干预、自主决定利益分配的空间,这种宽松的环境加剧了利益分化的群体之间的利益博弈。以小组为单位进行的双层博弈导致村庄公共利益消失、村庄认同弱化以及村庄矛盾激化等一系列后果,动摇了村社共同体的根基,由此产生的纠纷矛盾对基层治理能力提出挑战。     

乡村振兴背景下村治主体的缺位与行政再造

乡村振兴背景下中西部农业型村庄出现新一轮村治主体缺位困境,表现为“无人治村”和“治村无方”的难题,潜藏着多层面的治理危机。在村庄内生乏力的情况下,行政供给思路具有可行性,但要解决村治主体与村庄社会对接的问题。洋县的选派干部制度在行政选拔和行政输入之间插入村主职干部助理环节,通过松紧有度的筛选机制、通才导向的培养机制、因能而异的流动机制建立了以组织培养为前提的村治主体再造办法。村庄社会结构的弱化和裂化、群众路线中的规则嵌入、扩大的熟人社会与关系嵌入三者共同保证了选派干部与村庄社会的有效对接。通过调动村庄内生资源、优化干群关系、改变治理方式、转换治理目标,选派干部在实现治理有效的基础上,积极探索村庄经济社会发展空间。制度的后续运行需要保证村主职干部助理的锻炼学习力度、提高产业发展的规划研判力度、强化县乡政府的统筹协调力度。     

村民自治、组织发展与村级治理——以福建省乡村调查为例

依据对村庄问卷调查数据的整理与分析,发现村财收入影响村庄发展水平,新农村建设需要发展集体经济;“经济能人”主政是村庄政治中的普遍现象,村民在选举过程中倾向选择有能力带领村民共同致富的候选人;村民自治过程除了加强村两委会组织与制度建设之外,还需要加强对村庄老年协会与乡村经济合作组织发展的引导工作,全面增强村庄自我治理的能力与水平。     

新丰大岭村“五合一”疫情防控上门服务受欢迎

为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新丰县梅坑镇大岭村高度重视,迅速组织“两委”干部、驻村干部、党建指导员、党员志愿者等行动起来,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群策群力强化村民自治,织密联防联控防护网,全力确保保持“零疫情”目标。在组织疫情防控过程中.该村采取“党建+疫情防控”方式,强调党员干部牢记初心和使命,以“五合一”(宣传、摸査、测温、劝导、消杀)疫情防控工作队为主力.     

寓科层于社区之中:基层疫情防控的实践运作——基于J市“党员下沉”实践的调查分析

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社区在公共卫生危机应对中发挥着重要基础性作用。文章以新冠肺炎疫情的社区防控工作为例,分析社区在人员与资源匮乏的情况下如何实现疫情防控工作的有序有效。研究发现,“党员下沉”在社区疫情防控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方面,“党员下沉”将大量人力和物力聚集到基层社区,充实了社区疫情防控的有生力量;另一方面,“党员下沉”将一套科层组织运作体系移植到基层社区,构建起以下沉党员为核心的组织权威体系,提升了社区内部的组织动员和统筹协调能力。以社区为核心的组织资源调配与组织体系构建在治理主体、制度规范和资源配置等三个方面重新塑造了社区治理秩序,而这一秩序重塑背后凸显的是政府寓科层于社区之中的治理逻辑。     

互联网+村庄“一事一议”：效应、困境及路径——以阳西县的互联网+乡村社会治理实践为例

互联网+村庄“一事一议”是指把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与村庄“一事一议”制度进行融合,以优化村庄“一事一议”制度结构、提升村庄“一事一议”制度运行绩效的过程。互联网+村庄“一事一议”可产生积极效应：优化传统的村庄 “一事一议”制度模式。互联网+村庄“一事一议”的实施仍面临诸多现实困境：村庄互联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村庄互联网信息技术人才较为匮乏;村民对互联网+村庄“一事一议”的接受度较低;村庄互联网信息技术共享存在障碍。互联网+村庄“一事一议”的优化路径在于：确定互联网+村庄“一事一议”的高效、便民目标;大力推进村庄互联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培育和引进服务村庄的互联网信息技术人才;不断强化村民关于村庄社会治理的“互联网+”认知;搭建村庄“一事一议”有效运作的互联网治理平台、促进信息共享;为互联网+村庄“一事一议”的有效运作提供组织、机制及制度保障。      

公共危机下我国基层社区治理与公众认知的关系研究——以XX县XX镇基层社区疫情防控为例

随着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发展,全球化和信息化风潮日益加剧,潜在社会风险一般不容易被人们感知和识别,而显性的社会风险往往表征为突发公共事件,造成不同程度的公共危机.文章以XX基层政府疫情防控与公众对社区治理的感知度为研究对象,运用文献分析、数据分析与建立模型等手段,对面对重大公共危机事件时基层政府的行政执行力与公众感知度之间的关系进行定性与定量分析.通过数据分析得知,政府能力建设与公民公共危机了解程度高度显著;基层政府建设与公民对疫情防控主动感知的交互作用影响公民对疫情防控的了解程度;基层政府公共危机中的行政能力建设与基层政府行政效能高度显著;基层政府行政建设能力对公民疫情防控了解程度的中介作用受公民对疫情防控主动感知的调节.结论:政府在公共危机中要想提高公众的认知度与满意度,应完善信息的流通反馈机制,注重与公民之间的双向互动,健全科学的危机反应机制以及建立信息多元评价体系.     

为贫困村排忧解难助力战“疫”

在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广州市设计院在了解到对口帮扶的汤坑镇中楼村防疫物资严重缺乏之后,该院党委、院工会在防控物资十分紧张的情况下,仍然想方设法为中楼村筹捐了1000只医用口罩、50瓶消毒洗手液、10公斤高浓度消毒水等防控物资,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有力支持和保障。     

整体性治理视角下公共服务何以提升治理效能？——基于四川南部县A村合村并组实践的观察

合村并组不仅是村庄建制的调整,也是现代化中的乡村社会变迁,重塑着村民的生活半径。村民生活边界的开放与再塑是一个相对缓慢的过程,边界调整期的村民对合并村集体的认同感较低,公共事务的合意较难达成,致使村庄秩序分化。重构村庄治理共同体,是合村并组的重点工作。整体性治理的思路对于建设新型村庄治理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优质高效的公共服务供给通过发挥协调、整合、信任这三个机制的作用,能够激发村民的主体意识、培育他们的公共精神和提高他们的责任感,进而提升村庄治理效能。因此,应优化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以有效回应合村并组带来的治理碎片化难题,实现社会安定和谐的总目标。     

公共卫生重大风险治理机制:理论、实践与构想

“新冠”疫情公共卫生危机的发生,再次警示人们,当今世界仍处在风险社会,重大风险的客观存在难以避免。但是,有风险的存在未必一定导致危机的发生,风险与危机处在一个连续体上的不同阶段。无论是从公共卫生重大风险的致灾机理分析,还是从“新冠”疫情风险防控的实践考察都充分证明,公共卫生重大风险是可以治理和防控的。构建系统、科学的风险治理机制是实现对公共卫生重大风险治理的关键。公共卫生重大风险治理机制包括风险评估机制、研判机制、决策机制和防控机制。     

重大突发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农村应急合作的演化博弈分析

面对重大突发疫情,治理情境的复杂性及治理主体的局限性倒逼农村应急合作。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农村应急合作易出现治理疲惫,诱发治理主体非合作博弈行为。针对农村应急合作中的非合作博弈行为,运用演化博弈方法,以村“两委”与基层政府为研究主体,分析农村应急合作策略组合的演进路径及其影响因素,并进行模拟仿真分析。研究发现,影响基层政府、村“两委”应急合作策略选择的因素分别为监管成本、应急成本与奖惩力度,农村应急合作路径为自治力量推动行政力量介入的“自下而上”型。基于实证结果提出了建立“县、乡、村”三级协调联动机制、完善农村应急监管机制和惩戒机制、赋能农村应急治理、减负基层政府的政策建议。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与村庄有效治理——以烟台市W村为例

农民专业合作社不仅具备经济职能,还具有一定的治理职能。山东烟台市W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为村民自治提供了组织化平台和治理有效的抓手,成为乡村振兴的主体。通过治理目标的融合、治理结构的互嵌和治理技术的统合,合作社嵌入村级组织,实现村集体再造。合作社与村集体的互嵌形成了以集体治权为依托的村庄治理样态。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依托集体治权,实现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权和分配权,通过“统分结合”的治理机制实现村集体对村庄的治理有效。以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为主要形式的集体经济组织建设使得集体治权复归,再造村集体和重塑村级组织与村民互动关系,成为后税费时期“悬浮型”政权落地的一种路径。     

论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法律风险与治理路径

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在优化产业结构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新的法律风险。语言模型训练中的风险主要包括侵害个人信息与作品著作权风险,内容生成过程中的风险则体现为人工智能“幻觉”导致的错误信息风险、算法偏见风险、“涌现”导致的算法失控风险以及人机互动中的算法滥用风险。《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提供基本的治理框架,但部分条款设置与具体治理方式上存在不足。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性能取决于训练数据集的规模与质量,模型训练中的数据治理需要尊重其技术逻辑,实践中应拓展公共数据中著作权数据与个人数据的合理使用边界。内容治理可以借鉴“宪法人工智能”的基本理念,构建动态的内容反馈评估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