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建设与全球治理中的中国话语

"一带一路"建设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向全球提供的重要公共产品,更是中国话语权走向世界的重要载体。"一带一路"建设提升了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其过程表现在:前提条件上,"一带一路"沿线和相关国家经济上对中国依赖度较高,为中国在规则上的话语权提供了经济基础;区域分工上,顺应产业沿"一带一路"向低发展梯度转移的趋势,中国在产业链上具有制高点主导优势;治理结构上,全球经济治理结构由多边体系朝双边化区域化发展,"一带一路"为中国构建了新的"朋友圈";历史机遇上,中国倡导的开放发展、合作共赢理念与欧美兴起的保守主义相互对比,经济全球化中的"中国声音"越发洪亮和有吸引力;机制设计上,"一带一路"建设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和灵活高效的规则体系更适合各地区发展实际,为全球经济治理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恐怖主义风险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

随着"一带一路"共建倡议步入扎实推进的实施阶段,居于沿线国家五大非传统安全问题之首的恐怖主义风险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从现实情况来看,"一带一路"沿线地区作为全球恐怖袭击活动的高发地带,近年来该地区的恐怖主义活动大有愈演愈烈之势,严重影响了中国对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为降低沿线国家恐怖主义风险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负面影响,应着力提升中国政府的反恐能力以及对外投资企业的风险防范意识,加强与沿线各国在反恐领域的合作,全面构建应对恐怖主义风险的防控保障机制。     

“一带一路”倡议实现合作共赢的经济学分析——基于利益创造与共享机制的视角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在后危机时代对国际、国内发展环境的重大变化审慎考量的产物,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研究内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发展的强烈诉求和中国转型升级、开拓国际市场的内在需求构成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后发国家的互补性经济结构基础。基于"一带一路"倡议互利共赢实现路径所构建的三国互动决策模型,证明了在合理的信贷机制和利益分配机制之下,中国可以充分利用产能和资本相对富余、产能供给性价比高、项目建设经验丰富、对沿线国家政治文化了解度和包容性较高等优势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同时,基准模型和扩展模型的进一步分析也表明,"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并不局限于沿线的个别国家,各国都可以凭借自身比较优势参与进来,从而产生更大规模的利益创造和利益共享,由此证明欧美发达国家凭借科技、管理等方面的比较优势参与"一带一路"项目建设的可行性。该模型的提出为"一带一路"倡议利益创造与利益共享的经济学本质提供了理论依据,也为完善"一带一路"倡议有关政策体系的构建提供了学理支撑。     

"一带一路"与城镇化研究的现状:综述与评论

"一带一路"建设以及新型城镇化推进机制与改革发展是"十三五"规划两个重要内容.两大战略一个立足于构建对外开放格局,一个立足于国内区域发展新布局,两者以何种机制结合等一系列问题引起了广大学者的关注.整合分析两大战略之间关系可知,两大战略的互相影响主要集中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城镇化水平对"一带一路"的国际合作推进的影响;分析 "一带一路"沿线重点区域及部分国家城镇化发展状况可知,中欧城镇化合作是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城镇化合作重要机制;从城镇化动力来源的两个主体--政府与市场这两个视角可以探讨两大战略的结合路径.通过现有文献资料的综述研究可知,从国际角度来看,"一带一路"本质是基础设施建设,而基础设施完善也是城镇化问题的重要部分;从国内研究来看,中小城市如何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应该作为研究的重点;要加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中国的省、市城镇化合作;妥善处理"一带一路"国内沿线城市的产业转移问题.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绿色发展绩效及驱动因素研究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稳步推进,沿线国家的绿色发展成为倡议的重点之一.运用全局超效率SBM模型测算"一带一路"沿线35个国家的绿色发展绩效,分析其时空演变特征和空间相关性,在此基础上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绿色发展绩效的驱动因素和空间溢出效应进行探讨.结果表明:沿线国家绿色发展绩效总体呈现"W型"的时序变化特征,以及"西亚北非地区>南亚地区>中东欧地区>东南亚地区>中亚地区"的区域差异特征;从直接效应来看,经济发展水平和开放程度对沿线国家绿色发展效率产生显著促进作用,城镇化水平和基础设施建设对沿线国家绿色发展效率产生显著抑制作用;从空间溢出效应来看,经济发展水平和基础设施建设存在正向溢出效应,产业结构、城镇化水平和开放程度具有负向溢出效应.因此,应该充分考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绿色发展的空间相关性,加强国家之间新能源和技术的合作,优化调整产业结构,重视人力资本的作用,引进绿色投资,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绿色发展.     

“一带一路”对接“全球海洋支点”——新时代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合作进展及前景透视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首要任务是要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加强与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战略对接。2013年习近平主席在访问印度尼西亚时提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此后不久上任的印尼总统佐科·维多多则提出了建设"海洋强国"战略。5年来,双方积极对接发展战略,全面深化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尽管"一带一路"框架下的中印尼合作还面临诸多挑战与问题,但两国政府和企业都在积极努力,为"一带一路"对接"全球海洋支点"以及两国经济合作缔造良好氛围,经济合作展现良好前景。中国与印尼的战略对接实践,为"一带一路"建设和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提供了新思路。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增长效应研究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中国与沿线国家通过经贸合作和金融合作取得一系列有益成果。本文对中国"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增长效应进行分析,首先针对沿线国家的贸易结构和彼此间的互补情况进行分析,其次采用1996-2014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产品出口贸易数据为采样数据,并利用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基于双重差分法,针对中国对沿线国家的贸易增长效应进行实证分析和考察。研究表明:贸易增长机制主要通过对出口数量增长、异质性产品出口增长的影响,促进中国对沿线国家的贸易出口;同时中国对非邻国的出口促进效应大于对邻国的出口促进效应,对"一路"国家的出口促进效应大于对"一带"国家的出口促进效应。本文通过实证分析和实证拓展,验证了"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促进了我国对沿线国家的贸易出口增长。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医药走出国门难在何处

<正>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与沿线各国开展中医药领域交流与合作的前景更加广阔,发展潜力巨大。作为中国医药产业重要组成部分的中药产业,必将乘着"一带一路"的东风,加快国际化进程。中医药走出去之现状自"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中医药在沿线65个国家和地区逐渐发展起来。中国与沿线国家、地区以及相关国际组织签署了86个中医药合作协议,为中医药行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根据规划,到2020年,中医药"一带一路"全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2003—2014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跨国面板数据,运用随机前沿引力模型,研究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签订双边自贸协定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存在显著的正向效用,"一带一路"沿线东道国的技术创新水平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而东道国与中国之间的文化差异和经济距离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而对不同国家的分析表明,2003—2014年,中国通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获得的国外研发溢出效率排名前5位的国家分别为新加坡、巴基斯坦、越南、匈牙利和斯里兰卡.技术无效率函数的估计结果发现,东道国法律与腐败监管的严厉程度、东道国经济自由度在降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逆向技术溢出无效程度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必须高度重视东道国当地的文化环境,同时应加快向东南亚、南亚及中亚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最后,应制定政策鼓励国内研发实力强的企业对科技资源密集型的发达国家和地区进行对外直接投资.     

“一带一路”战略的质疑与回应——兼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国际认同

"一带一路"作为实现中国梦目标的战略之一,旨在扩大中国与沿线国家深层次、宽领域、全方位的合作关系。但中国与沿线国家在合作中存在的政治互信不牢固、经济互惠不坚定、机制建设不稳固等问题,挑战着"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可能性、可行性和稳定性。该文认为,通过增进政治互信、巩固经济互惠、创新合作机制,将在深化中国与沿线国家合作关系中,增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国际认同,推动"一带一路"战略的成功实施。     

要素密集度视角下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合作潜力及提升路径研究——基于254种产品贸易的证据

十年来,“一带一路”已成为新时代中国对外贸易合作的新亮点。文章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以“一带一路”沿线60个国家为研究样本,利用2001—2019年跨国面板数据,从空间视阈运用动态空间面板随机前沿模型检验了要素禀赋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合作的影响效应,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贸易合作效率的变化特征,并分析了不同类别商品贸易的合作潜力,进而结合二维矩阵思想依据要素禀赋和贸易潜力的适配性提出未来释放贸易合作潜力的路径。研究结论表明:基于互联互通指数构建空间互联互通矩阵,检验发现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合作存在时间—空间双重正向依存关系,自然资源要素和资本要素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合作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而劳动力要素方面存在一定“竞争关系”,创新要素的贸易促进效应尚未充分发挥。在控制变量方面,东道国经济规模、工业化程度、城镇化水平、两国间存在共同边界、签订协议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贸易均有利于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间贸易合作,地理距离仍然是阻碍双边贸易合作的重要因素。除此之外,双边贸易合作还会受到非效率因素的影响,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贸易合作尚有较大拓展潜力,以上结论经过贸易距离矩阵和经济地理矩阵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在异质性方面,进一步发现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合作存在明显产品异质性特征。在贸易效率方面,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合作效率不断提升,尚未达到“最优状态”。从贸易潜力层级看,再造型贸易伙伴数量最少,成长型贸易伙伴居多,不同类别产品贸易潜力层级结构呈现非均衡结构特征。最后,结合二维矩阵思想,依据要素禀赋与贸易潜力的适配性,可将贸易伙伴划分为集约高效型、效率引领型、稳步提升型和规模扩张型四类贸易伙伴,在此基础上提出单边突破式、扬优补短渐进式和跨越式三种贸易潜力释放路径,为促进“一带一路”实现“贸易畅通”,高质量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提供重要参考和借鉴。     

自贸协定对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福利影响的实证研究

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越来越多的国家参与到“一带一路”的合作与建设中来,而自由贸易协定可以促进国家间的贸易合作,消除或减少贸易壁垒,促进国家社会居民福利。为了定量化测算自由贸易协定给中国以及其他国家带来的贸易和福利影响,采用基于李嘉图比较优势、Eaton Kortum国际贸易模型和部门间投入产出表的Caliendo Parro模型,构建了包括43国家40个部门的国际贸易模型,利用模型中的福利计算公式,计算了中国在2005～2011年期间签订的自贸协定的福利和进出口效应,模拟计算了关税为零后给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带来的福利变化和进出口贸易效应。测算表明:关税为零后促进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欧盟国家的福利,“一带一路”沿线29国平均增加0.86%、欧盟17国增加达0.72%;促进了中国进出口的增长,如中国对韩国出口增长幅度达128.00%、中国从斯洛伐克的进口增长达140.20%。测算还表明,对于已经和中国签订并执行自贸协定的国家,关税进一步降为零后它们的福利增加和进出口影响不大,如秘鲁福利增加0.06%、智利福利增加0.03%;进出口方面,中国从新西兰的进口将增加24.00%,中国对秘鲁的出口将增加53.8%。测算结果表明:中国应该坚持多边主义和国际贸易自由化,与更多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签订自贸协定,利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自贸区应对中美贸易摩擦,并探索对现代新型自由贸易协定的规则制定和监管措施。     

社会网络调节下文化距离对双边贸易的影响——基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的研究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和中国与沿线国家贸易联系的加强,除地理距离和制度距离等因素外,文化距离成为影响双边贸易关系的重要变量。孔子学院和华人网络构成的社会网络可在一定程度上调节两国的文化距离,减轻文化距离对双边贸易的抑制作用。构建以文化距离为核心解释变量,社会网络为调节变量的实证模型,基于2008—2018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52个国家的贸易数据,探讨社会网络调节下文化距离对双边贸易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对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政策调整提出建议。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设施联通对贸易利益的影响

以全球价值链（GVC）参与为视角,基于2005—2015年40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我国的增加值贸易数据,采用静态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交通基础设施和通信基础设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利益的影响。结果发现,加强交通和通信基础设施建设有利于提高一国出口中所包含的国内增加值,增进该国的贸易利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交通基础设施和通信基础设施都能够通过降低贸易成本促进贸易利益的提升,其中通信基础设施还能够通过提高贸易的时间效率对贸易利益产生积极影响。因此,“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应以设施联通为依托,加强本国的交通和通信基础设施建设,把握参与国际生产分工的主动权,以实现共同发展繁荣。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设施联通对贸易利益的影响

以全球价值链（GVC）参与为视角，基于2005—2015年40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我国的增加值贸易数据，采用静态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交通基础设施和通信基础设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利益的影响。结果发现，加强交通和通信基础设施建设有利于提高一国出口中所包含的国内增加值，增进该国的贸易利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交通基础设施和通信基础设施都能够通过降低贸易成本促进贸易利益的提升，其中通信基础设施还能够通过提高贸易的时间效率对贸易利益产生积极影响。因此，“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应以设施联通为依托，加强本国的交通和通信基础设施建设，把握参与国际生产分工的主动权，以实现共同发展繁荣。     

全球价值链背景下加工贸易企业升级路径分析

金融危机以来国际贸易保护主义色彩浓郁，中国内部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存在一定的不可持续性和人口红利开始逐渐消失，中国加工贸易嵌入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低附加值和低生产率问题引起了学者的注意。随着外部贸易环境、国内新常态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需要，推动加工贸易企业升级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一个重要部分。通过分析中国加工贸易的起源、发展和现状，描述全球价值链背景下加工贸易的若干特征和“低端锁定”问题，引出了融资约束对企业经营决策、出口行为以及企业全球价值链上地位的影响，并围绕以生产过程、产品升级和功能升级为主的产业内升级和以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为特征的产业间升级两个角度，提出了中国加工贸易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上攀升的路径。研究认为，着重强调人力资本积累、本土企业技术外溢的吸收能力以及自主研发能力的培养，同时结合国际产能合作和“一带一路”倡议等现实背景，实现东西双向开放，塑造以我为主的包容性的区域价值链和国内价值链等，是中国加工贸易企业升级的路径和新机遇。     

中国高质量对接“一带一路”市场机制创新研究

"一带一路"区域在中国的国际经济合作格局日益重要,高质量对接"一带一路"市场是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充分必要条件之一。在短期内,金融服务、产品贸易和设施联通是中国能够对接"一带一路"市场的切入点。鉴于可切入领域的差异,创新切入机制与运行机制能够使中国与"一带一路"市场获得双赢。新型的切入机制主要涉及构建跨域产业链、以分享模式推进的设施联通以及以共享模式对接农业、金融和电商等方面,相应地形成包括产业发展、人民币双边结算清算、亚投行业务创新和文化经济互动等内容的新型运行机制。从我国的角度看,创新对接"一带一路"市场的机制有助于提升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的经济效率、完善人民币国际结算体系、稳固中国与"一带一路"市场的内在联系。     

浮动汇率制下出口企业汇率风险承受能力研究--基于机电行业的实证分析

我国机电产品主要出口北美、欧盟和日本。在浮动汇率制及“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的背景下,我国机电产品出口不同国家或地区的贸易额度受汇率波动的影响较大。利用2000—2014年我国机电行业出口上述国家或地区的贸易年度数据,实证分析人民币在兑美元、欧元和日元结汇条件下我国机电出口企业汇率风险承受能力的变化大小。研究表明：我国机电出口企业汇率风险承受能力受汇率波动影响最明显的是美元区,其次是欧元区,最后是日本。     

新型数字基础设施是否促进对外贸易发展？

随着新一代信息革命的到来,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成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支撑。文章基于2013—2019年中国353家上市公司数据以及64个沿线国家的面板数据,构建中介模型分析中国新型数字设施对中国与沿线国家贸易的影响。研究表明中国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在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双边贸易及进、出口贸易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但作用机理有所差异。中国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在中国对沿线国家的双边贸易和进口贸易中的影响主要依靠贸易成本和全要素生产率发挥作用,而中国对沿线国家的出口贸易则主要依靠贸易成本发挥作用。在此前提下,中国加快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要注意合理布局,既要培育贸易增长新动能,又要优化出口结构布局,通过加大对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构建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合作机制,推进新型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水平,促进双方贸易合作的高质量发展。     

基于可达性与经济联系的“一带一路”经济带引力格局划分

对“一带一路”经济带交通网络及国家经济联系的研究是推进沿线国家合作相通的基础,基于 GIS 空间分析技术,运用栅格成本加权距离算法计算“一带一路”的空间可达性,进而引入引力模型,测度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联系强度,探讨中国与沿线国家的经济联系空间结构及引力格局划分方法。研究认为,“一带一路”中国地区主要节点可达性空间分布具有“通道”型空间特征;西安是“一带一路”起点地区的质心城市,承担了中国境内大部分区域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内国家及地区的联系,沈阳是东北地区中蒙俄经济走廊的重要节点,是中国向北开放的窗口;中国与沿线国家经济联系的区域特征明显,具有强经济联系的国家有孟加拉国、巴基斯坦、印度、俄罗斯等,较强经济联系的国家基本为中亚区域国家,主要是蒙古、哈萨克斯坦、波兰等,欧洲区域的大部分国家与中国的经济联系强度处于中等水平;根据经济联系强度,将“一带一路”经济带分为三大区域: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以中蒙俄、中巴、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以及丝绸之路经济带为纽带,推动区域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和国际合作,三大区域应该加强优势互补与贸易相通,打造城市群与重要节点城市来提升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