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苏格兰启蒙运动时期的宗教世俗化——以休·布莱尔的宗教思想为中心

苏格兰与英格兰实现合并后,苏格兰长老会教推行宗教世俗化。休·布莱尔采用扩大宗教的道德约束力、强调基督新教的入世性和放大基督新教中的人性三种方式,促使宗教从神性回归到人性,将宗教从天国拉回到现世,成功地完成了苏格兰宗教的世俗化,将宗教嵌入到人们的日常世俗生活中。苏格兰启蒙运动时期宗教的世俗化即是基督新教在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与时俱进,同时也反映出当时苏格兰资本主义市民社会正在形成的历史状态。     

苏格兰启蒙运动与现代性关系初探

启蒙运动具有多维面相,其中最典型且差异最为显著的两支是法国启蒙运动和苏格兰启蒙运动.法国启蒙运动崇尚"建构理性",旨在建构自由、平等、博爱的乌托邦社会,从而呈现出与传统断裂、空想冒进的现代性精神.苏榕兰启蒙运动肯定"常识理性",主张建立自由、文明、有秩序的商业社会,故呈现出历史延续、审慎中道的现代性精神.因此,苏格兰启蒙理性的这种现代性异于法国启蒙运动所造就的现代性,对于规避后者的危机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苏格兰启蒙运动中的"道德原则"与"社会变迁"——以"勤勉"观念为个案的考察

本文以"勘勉"(industry)观念为个案,以苏格兰启蒙运动为中心,考察"道德原则"和"社会变迁"之间的复杂互动和内在紧张,特别是聚焦于"勤勉"作为一种道德原则,其在苏格兰启蒙运动中兴起的"伦理语境"、"社会语境"和"思想语境".     

新世纪以来革命历史题材电影的文化记忆书写

运用文化记忆理论和电影叙事学研究等方法,对新世纪以来革命历史题材电影以激活文化记忆为核心的叙事策略进行研究发现：在价值取向方面,这类电影始终紧扣传统伦理价值观与革命伦理价值观在道义性上的内在耦合;在人物形象塑造与情节设计方面,深探传统文化资源进行类型更新,借助共同文化经验实现从情感认同到文化认同;在叙事空间建构方面,以“记忆之场”的叙事空间建构,通过对观众的共情呼唤,引领观众激活潜藏于心中的革命历史记忆,最终实现国家和民族的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     

徂徕学派与法家的"人情论"

朱熹理学对社会发展的滞碍作用 ,在日本江户时代中后期日渐凸显。不甘安于停滞的思想家 ,在“古学派”尤其是“徂徕学派”的积极倡导下 ,发起了一场以反对朱熹“性理”哲学为核心的思想启蒙运动。在这场运动中 ,作为朱子学根源之一的先秦“人性论”遭到批判 ,而法家的“人情论”则迅速取“人性论”而代之。徂徕学派的工作 ,为明治维新的到来做了传统文化背景下的思想准备 ,它创生了“日本近世新法家”。     

大学与18世纪的启蒙运动

欧洲的大学兴起于12世纪,从开始起就与宗教和神学有着很密切的联系.在启蒙运动时期,欧洲的大学呈现出很强的国家和地区特色:英格兰和法国的大学与官方教会有着较密切的联系,不同程度地抵制、排挤甚至压制启蒙思想,由此也导致这些大学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知识界的领导地位;在神圣罗马帝国的一些德意志邦国,在苏格兰,在尼德兰王国,在意大利半岛的一些王国,在俄国,大学在发展和传播启蒙观念上扮演着主导者的角色,并成为启蒙运动的重要阵地.大学与启蒙运动的复杂互动关系也从一个侧面显示了启蒙运动的地区特色.     

"人类创造历史"——吉登斯的诠释与评价

围绕着"人类创造历史"命题,吉登斯对启蒙运动以来的社会发展方式进行了系统的解释.他把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分为"前历史"、"历史"和"历史性"三个不同阶段,分别对应于部落社会、阶级分化社会和现代社会三种社会类型,并把"人类创造历史"的起点放在了启蒙运动.他认为,只有在启蒙运动以后,人类才真正谈得上对历史的"创造",此前的所有社会类型都只是在时间中"度过"的社会.以这种观点为基础,通过建立起著名的"结构化理论",吉登斯对人类创造历史的方式进行了细致的说明.从总体来看,吉登斯的诠释扭曲了马克思的本来含意,其理论内部也隐含着难以弥合的张力.     

马克思"实践的唯物主义"的文化哲学品格

马克思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化哲学传统,这种文化哲学传统是对维科文化哲学的批判继承。在继承方面,马克思的“实践的唯物主义”采取了文化哲学的范式,把实践看作是人的自我创造活动,从人的文化性和生物性的统一上说明人的文化创造是如何可能的,把人的历史创造、人的发展看作是不断克服自身的自然性而走向文化性的过程;在批判方面,马克思的“实践的唯物主义”以工业阐发人的理性,并以此作为人的文化创造的感性基础,把近代哲学的抽象的理性改造为人的现实的批判的活动,从而创造了自己的文化哲学品格。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从“实践的唯物主义”的这种富有个性的文化品格中发展出马克思主义的工业文化批判理论。     

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父亲"母题

人类社会发展在某种意义上是以男性为中心的父权文明的演化。与父权文明的历史演化轨迹具有互文互喻性相通的,是文学创作中对“父亲”形象和父性话语的重构和解构。这种重构和解构已成为19世纪俄罗斯文学的“父亲”母题。特别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寻父”、“渎父”、“弑父”的创作形态,深刻地揭示了“父亲”这一母题的文化内涵和艺术审美品质。小说中所表现的“寻父”、“渎父”、“弑父”这一母题,寄托了作家重建社会秩序、重建父性权威、重建个人精神信仰的文化理想。     

演化经济学的制度演化观:一个比较的视角

演化经济学家对制度的定义部分地承袭了凡勃伦—门格尔、加尔布雷斯传统。在制度演化分析的本体论基础上,演化经济学把达尔文主义作为其类比和隐喻的基础,正是达尔文主义把时间的不可逆、群体思考和不确定性等引入到现代科学,才丰富了演化的统一范式。在制度演化的分析范式上,以“新奇”为核心,包含满意假说、群体思考和历史重要三要素在内,开创了动态演化的全新研究范式。演化经济学对制度演化的分析是在由遗传、变异和选择三种机制组成的框架中展开的。     

道统维护与思想启蒙的悖结—论李贽“童心说”的双重使命及内在困境

在明末名教桎梏和市民社会的催逼下,李贽为恢复儒学的真精神和探究性命下落,借用佛教“真空”观取代传统儒学的“道器”论,将性善论的“赤子之心”置换为自然之性的“童心”,通过“童心说”在中国思想史上第一次确立了“真”的本体论地位,在心学范式下艰难维护儒学道统的同时开启了前近代的思想启蒙运动。然而,由于在农业文明时代道统维护与思想启蒙的悖结,李贽不仅因其“童心说”而成为儒学“异端”,还被由其催生的明清启蒙思潮所扬弃。     

确立"大学语文"在通识教育课程体系中的核心地位

随着“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深入,以“培养一个完整的人、一个健全的人”为核心的通识教育也逐渐为中国教育界所接受和认同。在当前高校课程改革的浪潮中,“大学语文”作为一门开设很久的人文素质基础课,不但不可以被其他课程所取代,而应加强成为高等学校通识教育课程体系中的核心课程。     

英国大学的史学研究概况

20世纪70—80年代的英国历史科学是一个多层次的、开放的体系。它的结构在许多方面是由它从属于现代世界科学的特点所决定的。同时,它又保持了英国史学的特点。在史学组织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大学、专科学院和高等学院培养的专业历史学家。现在全国大约有50所各种类型的大学——古老的英格兰大学(牛津和剑桥),苏格兰各大学,各联合大学(伦敦大学、威尔士大学),“市立”大学,“新”大学,工业大学等等。它们又“滋生”出若干系、学院、研究中心,从而构成了英国史学的核心。大学的教师和研究人员在各地历史学会中占主导地位,并构成了团结全国历史学家的两个最大     

法国启蒙运动与旧制度后期的民族主义话语

法国旧制度后期民族主义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政府与高等法院之间的冲突的影响。在长期的冲突中,一些最重要的民族主义话语得以形成。作为18世纪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启蒙运动则对这些话语或多或少都产生了影响。它参与到民族主义话语对于历史和民族认同的建构之中,在理论层面上阐释民族情感与爱国主义。“哲学家们”还在公共领域中传播着这些观念。至法国大革命前夕,在公共舆论中,民族主义已经获得了更为普遍的接受。     

欧洲近代政治哲学的兴起与分化

(一)启蒙运动时期英法政治哲学的产生可以把欧洲近代政治哲学的兴起理解为欧洲启蒙运动的产物,也可以把启蒙运动本身理解为近代政治哲学的兴起。因为,启蒙运动所面对的两个最主要的、最直接的对象,一个是神权,一个是王权,它们分别构成了对人的思想禁锢和政治束缚。因此,近代欧洲政治发展的核心问题就是神学—政治问题。而这个问题也恰恰是启蒙运动所要解决的问题。启蒙运动呼唤的理性精神推进了人们对政治问题的思考,在怀疑、批判神学政治的同时探索新的政治理念和政治原则。在欧洲近代政治哲学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自然权利”问题可以说是…     

求解末世论意义下的人道主义辩证法——别尔嘉耶夫历史哲学再探

末世论思想作为别尔嘉耶夫历史哲学、神哲学的核心话题之一,始终被贯彻于其整个哲学体系的方方面面,并经由他对诸多现实问题的阐述得以丰富地彰显.而人道主义辩证法问题一直都是别尔嘉耶夫利用其自由哲学的理论背景同人文主义,特别是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之后的人文主义诸思潮进行论辩时对之进行批判的核心.把人道主义辩证法置于末世论历史哲学的框架加以解读,可以为我们进一步掌握别尔嘉耶夫哲学中“神-人”关系的建构模式奠定较为坚实的基础.     

汤因比的文明忧患论

斯宾格勒在历史哲学的发展过程中第一次敲响了西方文明的警钟。汤因比正是从对西方文明的忧患中展开其历史研究的。“挑战与应战”的原理是汤因比文明忧患论的积极发挥。晚年汤因比关注的范围由西方文明扩大到人类面临的全球性问题 ,并付诸于中国传统文化与高级宗教的解决途径     

论马克思对费尔巴哈"自然人"的继承与超越

“自然人”是费尔巴哈在批判宗教神学的基础上形成的对人的基本理解,其中贯穿的核原则就是感性原则。马克思正是借助费尔巴哈对宗教的批判开始了对旧哲学的批判。他不但继承了费尔巴哈感性原则,而且从人的实践活动出发将其与理性原则统一起来。正是在这种统一中,马克思超越了费尔巴哈,阐明了人之存在的历史性。     

康有为"新仁学"的建构及其历史价值

1 9世纪下半期 ,康有为在今文经学的旗帜下 ,借助西方近代科学和民主思想 ,对传统儒学进行了新的诠释 ,构建起以“仁”为核心的新的思想体系 ,把“仁”由传统引向近代。这一思想体系在当时历史背景下 ,具有救亡和启蒙的两重意义 ,它既是为对抗西方文化的侵略 ,保持住儒学在中国的主体地位而开展的一场民族文化救亡运动 ,同时对传统儒学的批判与改造又具有深刻的启蒙意义 ,为儒学由传统走向近代开启了新的路向     

历史雎物主义何以可能——历史唯物主义之"历史"双重意义的统一性

如何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一直是一个持续经历着争论的问题,其中的核心问题是历史唯物主义之"历史"的双重意义问题.论者们大多承认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兼有以"历史"为研究对象和以"历史"为理论方法的双重含义,而对于这两重含义之关系.则多含糊其辞,不予深究.但要从根本上阐明历史唯物主义的革命性,这一关系问题就是一个不能予以回避的原则性问题.正是历史唯物主义之为一种方法或解释原则.才使历史之唯物主义地作为研究对象得以可能.作为历史唯物主义之理论对象的社会存在,并不是直观地摆放在那里的.而是只有在这一理论方法的视野中才呈现出来的.换言之,正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方法建构起了其对象,而这也就表明了历史唯物主义之"历史"双重意义的内在统一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