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牂牁郡地理考释

《史记·西南夷列传》说:“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按:巴蜀边境部族分作“南夷”和“西夷”,西夷为滇、邛都等地区,南夷为夜郎地区,今通行本《史记》此处作“西南夷君长以什数”惟《汉书·西南夷列传》录《史记》之文无“西”字,已有人说,乃后世抄《史记》误衍“西”字是也。)夜郎(南夷)地区在被汉兵征服之前,其境有数十部族,以夜郎君长为最大,其所以联结成为一个单位,当由于这些部族地域毗连且族属相同。《史记》载,汉使至南夷,夜郎君长多同说:“汉孰与我大?”即因夜郎联结数十部族,其众数万人,顾盼自雄而僻处一隅,不知汉之广大,故问:“汉与我孰大?”后世讥为“夜郎自大”,是从全国形势来     

“大鸟之喻”新解

“大鸟之喻”是个脍炙人口的典故。有些史学工作者以为,这个典故反映的是楚庄王即位最初三年荒淫不治国政的事迹。这种看法值得商榷。《史记·楚世家》所载有关此事的原文是: 庄王即位三年,不出号令,日夜为乐。令国中曰:“有敢谏者死无赦!”伍举(按:当是其父伍参之误)入谏。庄王左抱郑姬,右抱越女,坐钟鼓之间。伍举曰:“愿有进隐”。     

李白确至夜郎考辨

李白长流夜郎,究竟是在巫山遇赦还是在贬所夜郎获释,这是文学史上至今尚未解决之悬案。正史对于李白流放事记载甚略。《新唐书·李白传》只有“有诏长流夜郎,会赦”一语。《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下,也只以寥寥数言记载此事:“永王谋乱兵败,白坐长流夜郎,后遇赦得还。”这些记载均未交待李白遇赦获释之地点。唐人撰写的李白之《墓志》、《碣记》、《墓碑》、《集序》等,对于此事,更是未置一语。首先明确地提出李白获释地点的是北宋曾巩。他在《李太白文集后序》中说:“乾元元年,(白)终以汙璘事长流夜郎,遂汛洞庭,上峡江,至巫山,以赦得释……”至于“至巫山,以赦得释”之根据是什么,曾巩未作具体交待,他只是对于记叙李白生平事迹之依据,笼统地总提一下:“其始终所更涉如此,此白之诗书所自叙可考者也。”而白之诗书能为此提供线索的,只有《流夜郎半道承恩放还兼欣克复     

“自大”非源于“夜郎”

“夜郎自大”是形容妄自尊大的著名成语。此语问世后,不少人误以为“自大”首出夜郎人之口,其实不然。“夜郎自大”出典于《史记·西南夷列传》,其文是:“滇王与汉使者言曰:‘汉孰与我大?’及夜郎侯亦然。以道不通故,各自以为一州主,不知汉广大。”文中明确记述,是滇王不知天高地厚地首先向汉使提出“汉孰与我大?”的问题,之后汉使又去夜郎国,夜郎侯“亦然”——向汉使提出了同样的问题。《汉书》有关的记载与《史记》无异,可见“自大”非源于夜郎。     

夜郎——一块被闲置的旅游文化基石

自司马迁在《史记·西南夷列传》中首次记述夜郎史事后，夜郎便开始为世人所关注。作为历史上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治实体，夜郎存在的时间不过二百余年，但夜郎作为一种文化，不仅没有随着夜郎国的灭亡而消失，历经两千余年的风雨沧桑反而魅力无穷，更由于事出有因却是张冠李戴的“夜郎自大”典故而家喻户晓，给人以多方面的警示和遐思。今天，寻求贵州旅游最佳文化定位或增加贵州旅游资源文化含量时，应该充分利用夜郎文化这块久被闲置的基石，作为构建贵州旅游文化金字塔的基础材料之一。 所谓夜郎文化，并非特指两千多年前存在的夜…     

郑庄公、楚庄王形象比较——以《左传》为例

《左传》不仅是我国先秦时期一部优秀的编年体史书,同时也是一部杰出的文学巨著,它人物描写精彩绝伦,深得人们赞扬。郑庄公与楚庄王是《左传》浓墨重彩着意刻画的代表人物,作者在刻画他们时,既写出了其极其相似的成功之道,又突出了他们各自不同的特质——郑庄公极具开创性,楚庄王富有继承性。这种描述既符合历史真实,又带有作者鲜明的思想立场;既给读者以历史的沉思,又给读者以文学的愉悦。     

庄蹻王滇与云南地区文明化进程初论

庄蹻王滇是战国时期发生于云南地区历史上的一件大事.综合有关文献传说、田野考古及民族学材料可知,该传说与岷山庄王南迁有关,它是战国时期云南地区不同文化因素的碰撞与交流及民族融合的真实反映.云南地区文明起源与国家形成所历经的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下,通过血族征服,导致国家诞生的文明演进道路.庄蹻王滇加速了云南地区社会复杂化与文明化进程,并最终促成云南地区社会形态的转变与文明时代的到来.     

我国黄金铸币的历史考察

从战国末年到东汉初年,是我国使用金币的年代,时间大约只三百多年。最先使用金币的是楚国,时间在楚顷襄王时,或可上推到楚怀王时。徐中舒先生《试论岷山庄王与滇王庄蹻的关系》第二章《春秋战国时代楚国市场上流通的金币》说得很明确。兹借用他的原文如下: “春秋战国时代,楚国市场上已有两种形制不同的金币。一种是圆形的金饼,一种是板状的金钣。《尔雅·释器》,‘金饼谓之钣’,指的就是这两种形制的金币。解放后,在陕西临潼废丘遗址和安徽阜阳,皆有金饼发现。(见1967年《文物》7期及1973年《考古》3期)这种金饼,都是楚国市场上早期流通的金币。一九五四年,湖南长沙左家公山楚墓中出土泥质金饼十余块,一九六六年湖北江陵楚墓中出土外包金、银箔的铅质金饼数十枚。这些金饼都是作为明器用的冥币,说明金饼已在楚国市场上流通甚广。……废丘的金饼,也是从楚国输出的金币。……     

传说·历史——《竹王传说初探》之二

竹王传说自从常璩在《华阳国志》中采录之后,不少史籍纷纷加以引述,千百年来成了研究夜郎历史的重要材料。史籍中影响较大的,当推二十四史中的《后汉书》。范晔在《后汉书》中记载了竹王传说:     

《夜郎考》第三集简介

本书是继第一、二集之后,汇集关于古夜郎的最新研究文章,经精选编纂而成的,将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书中收入论文十四篇,计十七万字。它的主要特点是:广泛收录了外地及我省学者们的论著,不少文章资料丰富,论证精详,能打破旧说,有所创见。各文内容除较深入地论述了夜郎的族属和源流、西汉牂牁郡及古夜郎的地理状况、夜郎庄蹻事迹等问题外,还进一步阐述了夜郎政权的始末、秦汉王朝对夜郎地区的开发,或探讨了夜郎与周邻地区的交往联系,尤其是分别论证了它与楚、濮、越、僚的内在关系。另外,编者在《前言》     

一代霸主艰辛的童年——《天问》中反映的楚庄王事迹发微

<正> 《天问》中“勋阖梦生,少离散亡。何壮武历,能流厥严?”四句在诗的最后一部分即问楚国历史的部分,从史实、名字、谥号等方面考证,乃是问楚庄王之事。王逸误解为吴王阖庐之事,古     

《清史稿·脱铁木儿传》订误

《清史稿》卷五百十七《土司六》中《脱铁木儿传》云:“脱铁木儿……随大将军徐达招抚十八族铁城、岷山等处,赐姓赵,更名安。”其实,脱铁木儿不是赵安。查《明史·赵安传》,赵安并无“脱铁木儿”一名;《康熙临洮府志》,《道光兰州府志》及     

魏源对“《诗》亡然后《春秋》作”的阐发

自孟子提出《诗》亡然后《春秋》作之后,历代多有训解。魏源对历史上以颂、正雅或是变风之亡等来训解《诗》亡的各种说法都给予否定,认为应该从王者之迹熄来理解《诗》亡,只有这样的理解才可以认识到孔子著《春秋》为后王制法的微言大义,知晓《春秋》是对王迹的承接,而《春秋》承接王迹是通过五霸来实现的。与以往人们论五霸多推尊齐桓、晋文不同,魏源特别称许楚庄王,多或少也有赞美清王朝的意味。     

联系实际理解和运用马克思的货币理论

一、问题的由来我在《中国社会科学》1982年第2期《论货币形式发展的新阶段》(以下简称《新阶段》)一文中提到:黄金“已不再是或基本上不再是货币商品了”。谭寿清同志不同意这个观点。他在《中国社会科学》1983年第5期上发表的《黄金并没有退出货币的历史舞台》(以下简称《谭文》)一文中提出了以下几点理由: (一)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现在都保有大量的黄金储备。…全世界二十个工业国家,一九七四年底共拥有黄金储备8.7365亿盎斯,…一九八二年四月底拥有黄金储备实际为8.7316亿盎斯,基本上未见减少。……各国政府为什么这样偏爱黄金?因为“黄     

中国西南地区的奴隶社会(续一)

二、滇类型的奴隶制 关于滇的疆域,最早记载滇史实之《史记·西南夷列传》所言不详,仅指出此国在夜郎之西,邛都以南。但在叙述滇的开国经过时,却说:“始楚威王时,使将军庄蹻将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庄蹻者,故楚庄王苗裔也。庄至滇池,地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以定威定属楚。”庄蹻王滇之事,学术界争论很多,此处不赘述。但既云滇占地数千里,其范围当不致太小。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灭滇,以其地为益州郡,辖县二十四,即滇池(晋城)、双柏(新平)、同劳(陆良)、铜濑(曲靖)、连然(安宁)、俞元(澄江)、牧靡(寻甸)、榖昌(昆明)、秦臧(富民)、邪龙(蒙化)味     

《李白确至夜郎考辨》质疑——与邱耐久、朱孔扬二同志商榷

《学术论坛》82年4期刊载了邱耐久、朱孔扬二同志《李白确至夜郎考辨》,是文对传统说法提出疑问,并征引资料推断李白确至贬所夜郎。二同志在学术上勇于探索的精神是可贵的,但是,细加斟酌,我觉得二同志对李白诗歌的系年显有错误;对李白诗歌和有关资料的解释也嫌牵强;参之李白生平和涛歌中反映的情况,尤为抵牾,结论是难于成立的。现仅就个人管见所及,提出来就正于邱、朱二同志和广大读者。     

屈原曾任楚太子师傅

楚怀王为太子时,屈原曾经当过他的老师.楚国历来就有太子师傅之类的官职.春秋时,楚成王之太予商臣,得其师潘崇之谋,弑父自立(《左传·文公元年》),楚庄王又使大夫士亹为太子箴之傅(《国语·楚上》),楚平王亦使伍奢、费无极为太子建之师(《左传·昭公十九年》).屈原之任太子师傅,虽不见于记载,却是一桩班班可考的事实.其证据有三:     

也谈孙叔敖的籍贯

孙叔敖,春秋时期楚庄王的著名令尹。但孙叔敖是哪里人,迄今诸说互歧,悬疑千年。袁纯富在《孙叔敖籍贯小考》,(《江汉论坛》1981年第6期)中,对孙叔敖的籍贯进行了研究,得出了孙叔敖为楚郢人的结论,但其论述仍有不够完全之嫌,且目前仍有一些著述认为孙叔敖是河南期恩人。如黄德馨的《楚国史活》仍持“隐居期思”和“期思之鄙人”说。因此,对之进行深入研究,澄清是非,     

蒙文历史文献要览(四)

《黄金史纲》 《黄金史纲》,原名hod-un ǔndǔsǔn-nt huiyaugyui altan tob(?)i(《诸可汗源流黄金史纲》),通称《黄金史纲》(altan tob(?)i)。十七世纪初蒙古编年史。 [成书年代]大多数研究家根据其原文内容认为其成书年代不早于十七世纪二十年代。英国鲍登作为《黄金史纲》的研究家和翻译者,主张其正文写成时间当在林丹汗执政期间即1604年至1634年间;蒙古璞尔来认为当在1604年;日本小林高四郎认为当在1630年;内蒙古留金锁认为当在明天启五年即1625年。     

加嬭编钟与楚庄王服曾

新出春秋铜器加嬭编钟是曾侯夫人加嬭的自作用器,但铭文中自称"文王之孙子,穆之元子"之人并非曾侯,而是楚庄王熊侣.器主加嬭即随仲嬭加鼎中楚王所嫁之女随仲嬭加,她依靠楚国的支持在丈夫曾侯宝去世后代执国政.编钟铭文所记是楚庄王巡省已归附楚国的曾国,加嬭代表曾国燕享楚王之事.从加嬭在楚庄王面前自称"孺小子"来看,其人应即庄王之女.如此一来,加嬭媵器随仲嬭加鼎的作器者也宜定为楚庄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