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与公安三袁

林语堂与公安三袁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他对他们推崇备至、承续甚多,亦可称林语堂是三袁“灵魂的转世”。林语堂受三袁影响最大的是性灵、悲剧感和逍遥精神,这对林语堂的文学人生至关重要。不过,在现代意识与宗教情怀等方面,林语堂与三袁明显不同,这里既有超越又有局限。     

林语堂的宗教人生

林语堂是一名学贯中西的学者与作家.林语堂从小接受基督教文化,长大后又对中国的儒道文化作了深入的研究,几种文化的综合,构成了他复杂而丰富的宗教人生.林语堂在经历了人生的起伏和社会的历练之后,在他的晚年终于找到了心灵的皈依.在他的作品中,你不仅能看到他对中国五千年来的儒,道家文化的精确阐释,还能感受到他具有的浓厚的西方基督教文化情怀.这位中西合壁的大学者,传递给了我们许多宝贵的人生哲学.他不仅向西方译介了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其创作中糅合的东西方文化,宗教,信仰,更是带给我们思想上巨大的洗礼.     

神性之维:林语堂文化人格解析

具有人文主义色彩的现代基督教文化是林语堂人格构成中的根基性元素 ,因此林语堂将“人何以为人”这一命题作为自己的终极关切 ,并赋予“上帝”现代人文的涵义。信仰人格影响了林语堂的理性人格、道德人格、审美人格等 ,在他的文化人格中起着决定和制约作用。现代基督教文化中的价值理念成了林语堂品评中国文化的潜在标准 ,从而造成了东西文化在他人格构成中的不同地位 :西方文化属于价值根基层面 ,中国文化属于审美情趣层面。     

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撞击下——论老舍小说的悲剧意识与悲剧品格

老舍以独特的喜剧方式和幽默手段去体现作品的悲剧内涵。其小说的悲剧形态有多方面表现 ,但最能体现其悲剧意识与悲剧品格的创作 ,是他站在文化观照的角度 ,对中西两种文化、两种文明的撞击所进行的思考。老舍小说的悲剧心理有其特有的内在张力 ,形成了独特的“软而硬”的悲剧情感体系     

林语堂"异教徒"称谓辨析

林语堂曾经自称是一个“异教徒”,这一称谓曾经为许多研究者所误解。仔细对林语堂“异教徒”称谓进行辨析,可以说明林语堂自言“异教徒”并不代表他曾经是一个真正的异教徒,而是表明了他信仰追求的一种独特思考。通过对这一称谓的辨析,我们可以更加准确地把握和理解林语堂的信仰实质。     

架起中西文化之桥——读王兆胜著《林语堂两脚踏中西文化》

在80年代以前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叙述中,林语堂给人的印象是片断而模糊的。通常是述及语丝派时闪露出林语堂怒目金刚的一面,说到30年代“论语派”(或称“闲适派”)时,林语堂则变成以倡导幽默、闲适与性灵来替当局粉饰太平的白鼻梁小丑了,此外便难觅其踪影。80年代以来,随着林语堂作品和十余种传记与论著的出版,以及电视剧《京华烟云》的播出,人们看到了一个真实的林语堂。但是,对这样一位文化性格十分复杂的人物如何理解,对他在中英文双语创作、翻译诸方面的建树及其对于中国现代文化建设和中西文化交流的意义怎样评价,仍然存在着不少问题。王…     

庄子悲剧意识及其超越

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国文化缺乏西方式的悲剧精神,却具有庄子式的悲剧意识.庄子悲剧意识不同于西方式奋斗、挣扎的悲剧精神和基督教的"救赎”,而是通过"忘”来"体道”.这是一种高级的"自欺”.正在现代化的中国要走出这种"自欺”,去勇敢面对人生的真实并在现实生活中承受它.     

从苦难主题看余华对传统宿命观的承袭

“苦难”是余华小说的基本母题。余华通过对“苦难”的叙述,表达了他对现实人生的关注和对人类生存境遇的思索,但在书写苦难主题的同时,作家也无意识地透露出了他对传统文化中宿命论这一陈旧观念的承袭,这一点削弱了其文本的悲剧意识,影响了其精神境界的提升。     

论林语堂的自由主义思想及其文学观

林语堂从新文学运动源头采撷的个人主义的火种,成为他一生坚守的文学理想。林语堂把人道、人性视作全人类共有的也是唯一的价值尺度,他对社会发展水准、文明进步程度的判断都是以人性、人道原则为依据,他所理解的个人主义超越了特定社会给出的定义而成了适用于全人类的普世价值。在林语堂的文化情调中,幽默是最具特色的。林语堂的幽默不只是一种文学风格,甚至也不只是一种社会批判的工具,而是他追求完美人格的途径,是理想社会在人性层面上的呈现。林语堂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不是鲁迅式的,他其实是在以一已的坚守实施某种转型。转型有两种:一是重在颠覆,一是把过去文化中尚具现代生命力的东西提取出来。林语堂侧重于后者。林语堂与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精神有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他本是五四精神的弄潮儿,人到中年之后,他和五四青春型激情有了距离,但并未背离五四启蒙之义。他的姿态与鲁迅不同,但殊途同归,都是为了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     

民族、文化、生命悲剧意识的交织——中国现代文学悲剧意识的精魂

悲剧意识是中国现代文学超越传统文学的个体和群体的审美文化自觉。本文对中国现代文学悲剧审美意识进行了深入探索,认为中国现代作家的悲剧审美意识主要体现为以悲剧的理念方式表现社会人生,感知传统文化的负面对于现代文明的阻拒,探究人的价值的毁灭以及民族生存困境缘由,是一种既具个体色彩更具群体乃至时代色彩的悲剧情思。浓厚的民族意识、文化悲剧意识和生命悲剧意识,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悲剧意识的精魂。     

林语堂与圣约翰大学

圣约翰大学开阔了林语堂的知识视野,培养了他良好的学科基础、学习语言的兴趣和能力、独立思考的意识和科学严谨的精神,四年圣约翰的教育,林语堂的"文武全才"已现端倪。圣约翰大学这种教会学校的排他性教育,不准中国学生接触中国文化特别是民间文化的规定,造成了林语堂在中国文化学习方面的"断层",这也是教会学校——其中包括圣约翰大学欠林语堂的一笔"债"。     

林语堂与梁启超

梁启超是中国近现代文化和文学史上一个非常特殊的人物 ,“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作家少有不受其影响者 ,林语堂也不例外。林语堂与梁启超最根本的关联在于 :自我的矛盾性 ,思想观念的求新求变 ,对自由、平等、民主的信奉 ,热爱常识、幽默和趣味 ,文体的气势磅礴、饱含感情和文白相间等。二人最大的差异是 ,林语堂比梁启超更注重宗教情怀、多元文化之融会和文学性。     

苦难意识与浪子情怀——试探德里达解构哲学的精神气质

康德说怀疑论者是“永恒放逐”的浪子,黑格尔说思想的普遍宿命是“永恒裂变”的苦难.我们现在要说,德里达的解构哲学特有的精神气质就是苦难意识与浪子情怀.的确,德里达是依仗着与传统文化、主流文化的对抗、反叛而走红当代思想舞台的,其苦难意识与浪子情怀都是他所称举的“普遍差异”、“绝对裂变”的精神反响,又同时表明这位犹太血统的现代知识分子在艰难地复兴犹太文化背景深处纯净的沉思力度和永恒超越的智力资源.他以“异在”文化的侵越而展开对西方传统科学、理性、形而上学等等统治模式的解构,以一种“预言式”伦理语言去征服西方文化的深重危机.     

唐君毅对中华文化传承与创新的理论探索及其当代意义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的“根”和“魂”,对中华文化的自觉和自信,本质上就是“培根”“铸魂”。作为哲学家、哲学史家、思想家,现代新儒家唐君毅更关注在西方文化挑战下整个民族、社会、文化的大问题,他以“社会文化问题”为自己的问题意识,旨在为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提供一套理论上自洽、现实中可行的方案。唐君毅认为,中国文化的返本开新,必须在承认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和各有长短的前提下,灵根自植,自作主宰,首先确立中国文化的自信;进而立足于文化的道德理性基础,促进中西方文化的综合融通,将西方文化的“方以智”精神与中国文化的“圆而神”精神相互涵摄,纳方入圆,由圆化方,实现中国文化的创造性发展。唐君毅对中华文化传承与创新的理论探索,源于其深厚的家国情怀。其问题意识、理论探索和家国情怀都具有独特的当代意义。     

走出现代化的“迷思”——析林语堂文化观念中的一个核心命题

走出现代化的“迷思”———析林语堂文化观念中的一个核心命题周可一生始终关注文化问题且好以“两脚踏中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自诩的林语堂，在他１９３４年所撰写的《吾国吾民》（又译为：《中国人》）一书中，完善了其文化观念中的一个由来已久的核心命题。这一文...     

守护心灵的安宁－－论林语堂文学创伤中的和谐美

和谐,是林语堂追求的文学境界。在文体上,他提倡闲谈体,要求抒写性灵,打破作文法对内容的束缚,使用雅健自然的语录体,追求形式与内容的谐调统一;在人物造型上,他追求人物与环境、人物与人物之间以及人物内心世界的和谐。林语堂的这种美学理想来自于东西方文化的共同影响,来自林语堂融通中西文化而形成的价值体系,因为和谐不仅是一种美学风格,更是一种人生境界。他对人文主义“上帝”的信仰,消解了东西方文化的冲突,也消解了转型期中国知识分子面对的焦虑与困惑,获得了心灵的安宁,从而达到了“水连天碧”的境界。     

论林语堂的自由个人主义文化观

本文着眼于从文化史角度考察林语堂自由个人主义理念的文化内涵及特征，认为自由个人主义是一种在文化观念上消弭了自由主义政治文化倾向而专注于个人心灵世界的独特文化形态。林语堂在东西合壁的意义上确立了以“中国的人文主义”为价值尺度的文化理想，以宗教泛爱主义为理性依托，把自由主义引向文学实践一隅，建构了一种独特的个人化文化表达方式。     

土地 黑夜 悲剧——论海子抒情诗歌审美意识的“三位一体”

在海子抒情诗中一直体现着三大基本审美情感和精神要素——土地情怀、黑夜意识、悲剧精神。土地情怀代表着海子最基本的情感归属,是他广阔诗歌空间中展露的恒定情感。黑夜意识是海子最敏感而自觉的诗歌创作意识,包含着广大而深刻的象征隐喻意义。悲剧精神则是他的抒情诗中一直体现出的最高意义上的审美精神。这三大审美意识构成共同促使海子抒情诗朝向一种纯粹的、灵动的、乡土的抒情诗歌方向迈进。     

略论胡风现实主义理论的发展

<正> 胡风是一位具有鲜明个性的文艺批评家,他的文艺美学思想是现实主义的,他倡导真实生动地描写现实人生。但他的理论并非一开始便达到成熟,而是有一个内在发展过程。本文拟对其美学思想的发展轨迹作一粗线条的描述。一、对非现实主义观念的批判胡非以对非现实主义美学观的理论反思和批判作为起点,开始了对文艺本质问题的探求。胡风于1934年写了《林语堂论》。这是他从事文艺批评活动的第一篇重要论文,其中心在于剖析由克罗齐影响而产生的“艺术即表现论”。作为“五四”运动的先锋战士,林语堂曾经有过“浮躁凌历”的黄金时代和光荣的往昔,最后却在革命低潮时,“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对人生和社会表现出漠然态度。胡风认为,这是林语堂用克罗齐美学     

走进林语堂——评王兆胜的新作《闲话林语堂》

如果说文学是人学,研究文学是研究人的灵魂,那么研究文学家则是走进一个幽深具体的文化灵魂。《闲话林语堂》就是这样一本真正走进林语堂文化灵魂深处的佳作。首先,作者是在东西方文化的宏大视野中把握林语堂。在这个意义上,林语堂已不是一个单纯的个体,而是一种生动的文化现象,突显的是民族文化的某些价值。在《闲话林语堂》中,作者通过剖析林语堂文化灵魂的渊源,揭示了林氏对东西方文化的取舍态度。对待中国的传统文化,林语堂既不同于“五四”时期的大多数文人那样激烈地否定,又不同于“国粹派”一味地肯定传统,而是在批判传统文化丑恶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