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天下子弟的“八字小学”——略谈《歧路灯》的教育思想

一九八○年十二月中州书画社出版的《歧路灯》,是清人李绿园所著的一部长篇小说。栾星同志为整理、校注这部小说曾花了十年功夫,认为它“是清人小说《红楼梦》、《儒林外史》之外,又一巨著”。(《歧路灯·校本序》——以下简称《校本序》)姚雪垠同志为《歧路灯》作序,指出《歧路灯》的产生,“标志着长篇小说发展史上第三阶段已经成熟”,“必须在我国古典长篇小说发展史中给予应有的地位。”《歧路灯》的出版,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由《歧路灯》看清代中原地区赌博群体的广泛性

《歧路灯》真实地反映了18世纪中原地区中下层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并塑造了众多的赌徒形象,深刻地描写了赌博等社会恶习在中原地区所具有的广泛性,客观上提示了封建子弟荒淫糜烂的生活和消极、颓废的精神状态,为封建社会末世封建子弟的堕落和没落作了真实的写照。小说对赌博恶习的揭露与批判在今天仍然具有思想价值和认识价值。     

《金瓶梅》与《歧路灯》比较研究之我见

在对以往发表的《歧路灯》与《金瓶梅》比较研究的文章进行评论的基础上提出,在成书方式上,《金瓶梅》是“有所依傍的非独立的文人创作”,《歧路灯》是“无所依傍的独立的文人创作”。这是《歧路灯》对《金瓶梅》在成书方式上的超越和发展。在“对小说写‘性’的认识之比较”部分提出,在中国古代小说史上,《金瓶梅》写性,是对小说主题、题材的重大开拓;在中国性文化史上,也具有很高的认识价值和研究价值。《金瓶梅》大写特写性,是作者对理学思想的蔑视和否定。李绿园与《金瓶梅》的对立,是理学和反理学的对立。     

试论《红楼梦》与《歧路灯》的同异

一 清代雍乾年间,中国古典小说由写英雄传奇到写社会生活的历史发展趋向于成熟。其标志是:杰出的刺讽小说《儒林外史》和伟大的现实主义杰作《红楼梦》相继问世。与此同时,还出现了另一部以河南方言土语写成的长篇小说《歧路灯》。 关于《歧路灯》,蒋瑞藻于民国初年在《小说考证》中作过如下评价:“虽纯从《红楼梦》脱胎,然描写人情,千态毕露,亦绝世奇文也。”     

《金瓶梅》为"家庭小说"简论--一个关于明清小说分类的个案分析

鲁迅虽称《金瓶梅》为“人情小说”或“世情书”,但他也指出此书“著此一家, 骂尽诸色”的特点。若就“人情——世情”小说内部深入研究,则从题材及其叙事结构而言 ,《金瓶梅》还可以而且应当称之为“家庭小说”。它影响后世衍出《林兰香》、《醒世姻 缘传》、《红楼梦》、《歧路灯》诸书,构成家庭小说的系列,其规律往往是后来者从前作 反面取材或立意而成新创。这是《周易》之所谓“通变”的体现,在小说史上是普遍的现象 。在承认《金瓶梅》为“人情小说”或“世情小说”代表作的前提下,明清小说分类中应把 《金瓶梅》——《红楼梦》一脉如实称为“家庭小说”。     

论《歧路灯》的“祸起萧墙”

《歧路灯》主人公谭绍闻的住地为“河南省开封府祥符县萧墙街”，乃是借用“祸起萧墙”这一典故。而谭绍闻的乳名为“端福”，祸福相连且又相互转化，作者用意相当明显。可以说，《歧路灯》小说整个故事是以“祸起萧墙”与“祸，福之所倚；福，祸之所伏”来构架的。书中另一不可缺的人物王中，是个既忠且义的仆人，从他的身上可找到诸葛亮的影子。     

小说史研究的新成果——评李延年教授著《〈歧路灯〉研究》

20世纪的中国古代小说史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但也存在着一些不足 ,比如在小说史写作中因袭多而创新少 ,在作品研究中对几部小说名著研究多而对在小说史上具有重要价值的一些二三流作品研究不够。在这种研究状态下要写出一部系统完整能真实反映中国古代小说发展原貌的小说史是很不容易的。要改变这种状况 ,一方面要在小说史观念与研究方法上有新的突破 ,另一方面对一些具有研究价值的小说作品还要做具体而细致的研究。李延年教授的新著《〈歧路灯〉研究》,对产生于 1 8世纪的长篇小说《歧路灯》进行了全面细致而深入的研究 ,在《歧路灯》…     

《歧路灯》词语杂释

清代长篇白话小说《歧路灯》，是研究18世纪中原官话的不可多得的语料。由于各种原因，以往学界对它缺乏足够的重视，以至于其中十分丰富的方言俚语都很少有人问津。对该书中“投词”、“信惯”、“撞头撞脑”、“黄金入柜”、“扣”、“开拨”、“嫌择”七个词语加以诠释，对《歧路灯》的语言研究略有裨益。     

贾宝玉·杜少卿·谭绍闻——《红楼梦》、《儒林外史》、《歧路灯》中的“败家子”比论

产生于清代乾隆年间的三部作品《红楼梦》、《儒林外史》、《歧路灯》有六大方面的有趣问题值得我们重视，而其中的“败家子”问题尤其引人注目。《红楼梦》之贾宝玉、《儒林外史》之杜少卿、《歧路灯》之谭绍闻分别是三部书中的头号主人公，但同时又都是败家子的典型。通过对这些人物以及造成这些人物形象的多方面原因的比较分析，我们可以得到不少比单独地、孤立地研究这些人物形象要多得多的东西。这对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三部小说名著乃至从宏观上研究中国古代小说均有很大的帮助。     

论中国神怪小说

一在中国小说史上,素有“四大奇书”之说,它们代表着中国古代小说的四大类型——历史演义、英雄传奇、神魔鬼怪、世态人情。而在这浩如烟海的小说林中,以《西游记》为代表的神怪小说以及含有神怪内容的作品,尤为林林总总。即如在《歧路灯》这样的充斥着道学家说教气息的世情小说中,亦不免夹杂着神怪情节。由此可见,神怪小     

《歧路灯》定位百年研究述论

李绿园《歧路灯》研究百年,以与《儒林外史》《红楼梦》比较确定其在文学史上的位次即"排位",曾一时为学术讨论的热点。先后出现"超《红》胜《儒》""平《红》超《儒》""鼎足而三""逊《红》越《儒》""逊《红》平《儒》""远逊《红》《儒》"六说。这种"排位"有一定必然性;诸说也各有所据,讨论之无果即是结果;而且归根结底,《歧路灯》的排位不由讨论议决,而将经由"历史的筛选"注定。《歧路灯》与《儒林外史》《红楼梦》是可比的,已如诸说;又是不可比和不必比的,即李绿园《歧路灯》是中国古代小说独品一流之作。     

论《歧路灯》的创作失误

清代小说《歧路灯》校注本出版后,引起了一定程度的重视。本文认为,该书并非成功之作:作者奉扬的仍然是宋明理学那一套陈腐思想;充斥全书的是流水帐式的芜杂的生活记录和空洞乏味的说教。本文指出,阐扬封建道德以裨教化,以大掉书袋来炫耀博学,这是明清文学中的一股浊流,《歧路灯》亦未脱此巢臼。     

一部形象化的古典教育学——《歧路灯》

一《歧路灯》是与《儒林外史》、《红楼梦》同期的又一部长篇小说。其主要故事情节是写聪明伶俐的富家子弟谭绍闻如何由好变坏,又由坏转好的发展过程。该书通过对两种势力争夺谭绍闻的激烈斗争的描写,形象地揭示了教育青少年的一般规律,表明了育人的重要及艰难,所以前人多称其为“教子弟书”、“淑世书”。小说为谭绍闻的发展变化提供了广阔深刻的社会背景,内容极其丰富,故又素有“十八世纪社会风俗画”、“百科全书之称”。     

论《歧路灯》的家庭教育思想

《歧路灯》是一部教育思想极为丰富的长篇小说.小说通过塑造一系列文学形象表明了作者的教育思想:"身正为范"是父亲教育子女成长的关键,"爱得适中"是母亲影响子女人格健全的关键,"延师要正"是子女成才的关键,"交友要慎"是子女成人的关键.研究《歧路灯》的教育思想对构建现代"和谐"的家庭教育理念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从《歧路灯》看中国封建社会由盛转衰的征兆——以政治、经济为考察范围

《歧路灯》是中国18世纪一部现实主义著作,它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广阔的社会生活,在社会史学方面具有极高的价值。小说寄言明嘉靖朝事,实言被誉为盛世的清康、雍、乾三代之事——盛世的繁华已经无法遮掩日趋暴露的腐朽,康乾盛世的背后其实早已是危机四伏:政治上吏治腐败现象严重,经济上府库亏空与商品经济冲击并存,这些迹象都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由盛转衰的征兆。上述现象的交合作用,加速了当时社会走向沉沦的脚步,撼动了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动摇了封建王朝的根基。     

《红楼梦》中复礼与反复礼的斗争

古典文学作品《红楼梦》,深刻地展现了封建贵族阶级必然走向衰败崩溃的历史发展趋势,是一部形象的封建社会没落史。作品里所写的封建贵族阶级的代表贾府,已开始处于没落地位,但统治者是不甘心于自己行将灭亡的命运的,必然要做出种种的努力,来维护封建社会的礼法秩序和礼治局面,以使这个“诗礼簪缨之族”“永保无虞”。这也就是效法孔老二实行“克己复礼”。但是,历史发展的洪流是不可阻挡的,一切没落阶级妄想阻止社会前进的“复礼”美梦,必然要遭到彻底破产。曹雪芹在《红楼梦》作品中形象地揭示出这一历史规律。     

《红楼梦》——“四大家族”的衰亡史

产生于十八世纪中叶的《红楼梦》,是我国“灿烂的古代文化”中一部很有价值的政治历史小说。具有初步民主主义思想的曹雪芹,以惊人的艺术表现力,“披阅十载,增删五次”,通过对四大家族衰亡过程的艺术概括,给处于没落时期的中国封建社会摄下了广阔的阶级斗争画面,对封建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进行了全面的批判,深刻地揭示了封建制度必然崩溃的历史趋势。《红楼梦》是一部形象的“四大家族”衰亡史,封建社会没落史。     

清中叶北方方言的予词句演变研究

《红楼梦》、《歧路灯》和《儒林外史》分别是清中叶北京话、中原官话和江淮官话的典范著作,三部书中予词“给”和“与”的分布、替换反映了当时北方方言予词句的使用情况及演变轨迹。近代汉语北方方言中“给”对“与”的替换从北京经中原向江淮推移;予词各种用法的替换不是同步进行的;《红楼梦》具有由近代向现代过渡的语言特征,《歧路灯》和《儒林外史》仍属近代汉语的范畴。把共时异方言的特征词结合句式相比较的方法,可应用于语料甄别、版本鉴定、常用词替换、方言词汇语法语音的比较等领域,是汉语史研究中的一种操作性很强的研究方法。     

康乾时期文化政策的复杂性及其对小说的影响

康乾时期，清代统治者在伦理观业已僵化的情况下，转而强调躬行实践。这种特点与乾嘉汉学的潮流是一致的。这一复杂的思想文化政策，对清代的世情小说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即：强调道德实践，抨击和讽刺假道学、伪道学。《歧路灯》、《儒林外史》等小说就是在这种文化氛围中产生的。     

从《歧路灯》的传播接受看明清中原地区出版业的发展

明清时期是我国出版史上的繁荣时期,但在整个出版大格局中,中原地区的出版业发展明显滞后。近70万字的长篇小说《歧路灯》在这个区域内以多种抄本流播两个世纪,此小说的传播接受对考视清代中原地区出版业发展具有文化地标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