眺望五四：未竟的文化启蒙——略论王彬彬的文艺批评

五四启蒙运动在中国有着百年的曲折历史,它的历史使命依然没有完成.当代学者王彬彬以启蒙之精神、凌历之笔锋在文化批判、文学的史学研究和文学批评等领域追踪着启蒙20世纪90年代至今的发展,并且继承了启蒙文化的传统,坚持现实主义文学、文学性和修辞论批评,成为"仍在启蒙路上"的当代人文知识分子之一.     

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心理——从“五四”启蒙运动讲开去

20世纪初,近代中国经历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思想、文化上的启蒙运动,因发生于"五四"运动前后,因此又被称为"五四"启蒙。这场运动将以资本主义配置为典范的现代性观念广泛传播,但最终中国还是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从文化心理上来看,这其中主要有三方面原因:即"五四"青年传播的启蒙思想本身存在误读,混沌不明;近代中国的启蒙一直面临着"救国存亡"的压力,社会主义更好地回应了富国强民的需求;儒家传统文化作为群族心理和生活方式参与进现代性建构,影响着民众最终选择了社会主义。     

启蒙的潜隐与拆解——20世纪40年代战时文学中的启蒙思潮

生成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启蒙思潮在20世纪40年代发生了本质的裂变,"启蒙"与"救亡"成为20世纪40年代相互对峙、纠缠的两种时代话语。本文主要从文学内部的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和文学外部的启蒙空间的位移两个向度来捕捉战时文化环境中启蒙思潮的脉象,并与"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启蒙思想和文化形态进行纵向比较,以此来探寻中国启蒙运动的路向。     

启蒙思潮与“阿Q”的精神谱系

五四之后,启蒙思潮从原先寻求文化变革的思想启蒙变换为一种召唤暴力的阶级性革命启蒙,这种阶级性革命启蒙一直延续到十七年文学叙事之中;改革开放之后,启蒙思潮重新兴起,主要表现为经济意识的启蒙和受抑制的人性解放.从20世纪中国启蒙思潮视角,观照20世纪乡土中国文学典型作品,解读<阿Q正传>等文本所构成的"阿Q精神谱系"与启蒙思潮的内在关系,分析中国农民走向现代性的外部压抑性结构和内在思想阻力,对于探寻新世纪历史语境下"新启蒙主义"与农民思想解放的可能性具有重要意义.     

从“审美自律”到“文化启蒙”：存在主义与中国现代文论建构的知识谱系

存在主义文论不仅是一种理论建构和知识资源,更是成为关注人性的启蒙话语,并敏锐地发掘主体在现代社会中生存的种种"异化"场景。存在主义文论契合了中国20世纪的理论"焦虑",并作为重要的知识学资源被译介和引入中国。尼采的"酒神精神"和"强力意志"都极大地肯定了主体个体的存在价值和文学艺术的独立精神,这给中国"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以及20世纪80年代的新启蒙运动提供了强大的理论资源。海德格尔理论则通过理论思辨、艺术自律、美学独立等方式与中国现代文论产生"融通"与"共鸣",推进了中国文论的现代性进程。与此同时,萨特存在主义"人学论""自由观""介入论"等思想与中国新启蒙的时代诉求进行联系,成为推进现代人道主义思潮的知识学资源。存在主义文论深刻影响了中国20世纪文化现代性的进程,并作为一种有效的知识学资源渗透到当代文学、文论、美学和文化研究中,促进了知识本体论和方法论层面的调整。     

从文化启蒙到社会革命——鲁迅与“现代评论派”的论争及其思想转向

"现代评论派"在20世纪20年代与鲁迅之间的论争,实际上是东、西方留学生之间的思想分歧与论争,是当时不同的文化流派关于中国现代性的不同想象导致的必然结果。他们一方坚持欧美自由主义的社会政治理想,另一方则主张效仿法俄的社会暴力革命方式。虽然文化启蒙曾是双方共同的目标,但是由于鲁迅对文化启蒙的巨大失望,所以在"呐喊"之后已经"彷徨"。这场论争既是鲁迅思想转向的标志,也是其思想转向完成的象征。它意味着鲁迅已经放弃文化启蒙的理想,而主张立竿见影的社会革命。其实,鲁迅并不是一个坚定的文化启蒙主义者,其文化启蒙带有明显的急功近利倾向。     

试论“浙江潮”与“五四”文学运动

20世纪初涌动的文学"浙江潮"对"五四"文学革命起了领军的作用.以蔡元培、鲁迅、周作人、钱玄同等人倡导的启蒙意识、人本主义与"平民文学"构成了"五四"文学革命深邃的精神内涵.     

坚守的意义与困境——张光芒的“新启蒙体系”述评

20世纪90年代以来，青年学者张光芒的构筑了以“道德形成上学主义”为核心的“新启蒙体系”。他有意识地将启蒙体系的构造与中国现阶段的文化建设联系起来，试图重新强调启蒙在当下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但他的启蒙思路未免有些理想化。这说明，当前启蒙最大的问题依然是启蒙思想资源的薄弱。     

“五四”文学场域的重建和话语形态的拓展——评王桂妹《文学与启蒙:<新青年>与新文学研究》

王桂妹的新著《文学与启蒙》以卓异的问题意识和开阔的学术视野就文学和启蒙的关系走进"五四"文学和文化这一丰富的历史存在,其坚实的理论素养保证了对繁复的历史事件做出有效的文学、文化阐释。论著从"一些具体而微却极具诠释效能的话题"中打破了既往的文学史研究中"思想与审美在一系列的启蒙二项对立式中所演绎出错综故事",努力回到历史场域,以清醒的历史意识描绘出一幅以《新青年》为支点的"五四"时代的文学图志,"在‘思想—文学—精神’的彼此投射中透视文学与启蒙的明与暗、光与影"的理路中出色地完成了对"五四"文学的一次精神之旅。     

论1950——1960年中国文学中的知识分子叙述者

20世纪50、60年代,通过思想改造,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作家已经自觉地将文学作品中的主人公规定为工农兵人物,然而,对于权威意识形态既定的审美叙事成规,当代知识分子依然有所思考,有所"论争"。20世纪50、60年代,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所秉承的"五四"启蒙精神在审美领域内并不是处于彻底的"断裂"状态,即使以塑造工农兵人物为主,红色经典等许多优秀作品同样体现着知识分子的社会关怀、审美理念和审美趣味。在工农兵人物的塑造方面,知识分子叙述者的启蒙姿态并未消失。一直到"文革文艺"的全面展开,知识分子叙述者才被迫从审美领域中完全退场,"五四"以来的"人的文学"最终被"神的文艺"全面代替。     

新启蒙主义思潮的演进轨迹

文革结束后,五四的启蒙主义传统被新时期的知识分子重新拾起.20世纪80年代初的启蒙主义与国家意识形态有合谋的倾向,因此,一些学者倾向于把1984年后的启蒙主义称为新启蒙主义.加世纪80年代新启蒙主义既有渴慕西方现代化的同质性诉求,又有对其进行批判性反思的潜在性格.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启蒙主义逐渐丧失批判和诊断当代中国社会问题的能力,走向了分化,但是启蒙作为一种社会批判和自我反恩的文化立场和话语方式,仍然具有存在的理由.     

“新启蒙”及其限度——“八十年代”话语的来源、建构及革命重述

"八十年代"存在一种"拨乱反正"的冲动。重启被一度"中断"的启蒙成为知识分子的核心诉求,而重识"五四"并获得一种新的理解和叙述近现代中国史尤其是知识分子思想史的方式,为现代化提供可能的思想文化路径,就构成了所谓"新启蒙"运动的共识。李泽厚发表于1986年的《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之所以获得广泛认可并占据某种"元叙事"地位,很大程度上就因其内在于这一新启蒙共识。这一点也为其后的知识产权论争所证明。李泽厚对"五四"的重识,对"启蒙"的重释,对"救亡"的重构,大抵以"文革"后党内重要决议为前提和限度而进行思想史重述,只不过更借重西方启蒙思想的资源,但其将"救亡"与"传统"或"封建"等负面价值相勾连,却"再生产"了一种新的理解和叙述"革命"的方式。     

论现代评论派对五四启蒙传统的继承

20世纪20年代中期,随着国民革命的兴起,新文化阵营核心成员的分化,五四新文化运动遭遇了危机。但是,以胡适为精神领袖的现代评论派坚持了五四启蒙传统。他们以书生报国的情怀,从对教育问题的重视、对法治的呼吁和主张有节制的爱国运动几个方面,继承并发扬了五四启蒙传统。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这份操守,使得五四启蒙传统薪火未绝。     

“启蒙”、“五四”与国学

文章针对第三代新儒家从儒学角度反思“五四”和“启蒙”的某些观点,通过梳理明中叶以来的一条具有启蒙意义的思想线索,可以发现启蒙思想并不只是西方国家的“地方经验”.“五四”新文化运动同这条思想线索有着内在联系,倡导启蒙、科学、民主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并不是西方“文化殖民的产物”.当今弘扬国学或本土文化应该着眼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全局与整体,不应局限于正统儒学,更不应排斥“异端”,因为启蒙思想往往存在于“异端”之中.     

解构与突围:启蒙的历史与历史的启蒙

中国近现代启蒙在20世纪前后时段形成了两个既对称又相似同时又有歧义的终端。回眸20世纪前20年“启蒙的历史”,这一时期的思想启蒙在一瘸一拐中前行,与文学的暧昧、与政治的缠绵、个人与社群关系的失衡构成了突出的特征。反思20世纪后20年“历史的启蒙”,它以前所未有的解构姿态与前一个终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无论是“先分后合”还是“先合后分”的启蒙范式都未能跳出启蒙与政治的“必然”的逻辑关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当学术界一再寻求突围的路径时,世纪末浮出水面的后启蒙与承接五四的新启蒙的对峙才显现出了不可或缺的当代意义。     

启蒙的式微与传统精神的归隐--对五四文化启蒙运动的再评价

五四文化启蒙运动使儒家文化历经了两千多年来最为复杂、严峻的考验,启蒙思想家们以否定的方式猛烈地抨击中国几千年延续下来的文化结构.但已经渗人中国民族血脉的儒家文化的内在价值并没有因为短期功利而受到颠覆.尽管如此,当"后五四"时代的来临,启蒙主义的式微,五四作为一个民族记忆和传统精神,在历史分期里我们真正反思的时机才刚刚开始.     

从思想启蒙到文化复兴——20年来"五四"阐释的宏观考察

新时期前期我国学术思想界对“五四”的阐释,经历了从一元到多元的转变,形成了“思想启蒙”、“文艺复兴”和“反传统”三种基本的诠释模式,从不同角度展示了“五四”的复杂面相。90年代的新一轮的“五四”反思,出现了“重申”、“重估”和“重释”等不同倾向,再次形成“五四”阐释的多元化格局,并带来研究内容的扩展,五四后期的整理国故重新得到肯定,一些守旧的学术人物进入研究的视野。随着学术文化思潮的变迁,“五四”阐释的主导话语,已从80年代的“思想启蒙”转变为新世纪的“文化复兴”。     

思想启蒙与民族认同和文化反思的交错与简化——晚清至五四文学启蒙话语的考察

思想启蒙与民族认同和文化反思的思潮相互交错,使不同时代的思想者产生异质的认识逻辑.晚清梁启超倡导的"新小说"观念,由启蒙直指救亡图存的民族认同;民初以徐枕亚为代表的鸳鸯蝴蝶派小说的"隐性启蒙"话语指向了对文化层面民族认同的反思;陈独秀和鲁迅等人的五四启蒙话语由启蒙始,虽指向对传统文化的反思、重建,但未深入,就导向了政治层面的民族认同,这些都存在着对民族认同和思想启蒙思潮理解的简单化.     

中西“文化”概念研究的反思

文化在真正形成概念和学科研究对象之前,有其自身的启蒙过程,前后的临界点应当在20世纪左右,之前为文化概念或文化研究的思想启蒙,之后为文化研究的发展阶段;但在发展过程中,文化概念开始出现了自身的变异,即对文化概念启蒙的背叛,同时这种背叛是伴随着文化概念研究范式的危机进行的.     

启蒙变奏与遥远的回响——五四美学在海派创作中的辙迹

个人感性意识的觉醒是启蒙理性得以自由运用的前提,五四文学虽体现出感性和理性并举的时代特征,感性启蒙的说法却并不准确。二十年代的浪漫主义文学在注重个人意识与自我情感表达的同时,并没有摒弃主体的社会理想,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同五四文学的启蒙精神是一致的。海派作家对感性体验的挖掘却直接承袭自浪漫主义的自我扩张,他们将目光转向个体非理性的潜意识世界,其间所描写的感性体悟早已超越了启蒙的范畴。海派文学的身体抒写同五四启蒙精神之间发生了深刻的断裂,尽管前者对个人主义的描述中带有五四美学的痕迹,却是浪漫主义的下一个阶段,而非感性启蒙的延续。